1948年，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長達2年半的審判之後，包括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內的來自同盟國11國的法官開始草擬“東京審判”判決書。
雖然荷蘭和法國的法官各自對個別量刑發表了異議意見，但是和其他8名法官一樣，他們都認為25名日本甲級戰犯有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來自印度的法官拉達·帕爾（Radha Binod Pal）不同意其他10名法官的看法，認為這25名戰犯無罪。
帕爾當時提出了一份英文長達25萬字的意見書，主張日本甲級戰犯全員無罪，應將包括髮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在內的眾人釋放。
在帕爾的異議書中，認為甲級戰犯無罪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基於“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不能用今天的法律去約束昨天的行為。
他認為被告受指控的“普通戰爭罪”屬於法庭管轄範圍，因為這種罪行在當時的國際法裡面已經被列為犯罪。但是，對於東京審判裡提到的“破壞和平罪”和“危害人類罪”，這兩項罪行在此前的國際法中並不存在，是屬於“事後法”。帕爾認為從國際法角度上來說，東京法庭不能依照這兩項罪名給被告人定罪。
帕爾法官對這種說法，餘先予在《東京審判》一書中指出，審判需要從歷史發展角度考慮。德國和日本當時犯下了空前規模的戰爭罪行，那麼國際法必須要增加新的內容和概念來應對。如果還遵循傳統的國際法進行審判，將是不公正的，也會失去法律本身的意義。
儘管對於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暴行，帕爾在異議書中也進行了譴責。但是他認為日本甲級嫌疑人對暴行的刑事責任由於“缺乏證據”而不能得到證實。
在歷史層面上，帕爾的觀點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認為日本侵略行為的基本原因是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他認為是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與美國、俄國、英國、法國、荷蘭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以及在現代化過程中對西方國家的“模仿”導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產生。因此日本走向帝國主義“不應該被責怪”。
帕爾的觀點後來被日本的右翼斷章取義大肆利用，用來支撐“日本無罪”、“沒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說法。帕爾在日本也成了除了甘地之外最出名的印度人，東京靖國神社、京都靈山護國神社到處都有他的紀念碑。
但是，2009年印度國家檔案資料的解密文件顯示，帕爾當時被指派為東京審判的法官是一個失誤，因為當時印度總督秘書處對此提出了反對。帕爾是有激進民族主義傾向的。
解密文件中指出，帕爾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導人鮑斯（Subhas Chandra Bose）有聯繫，而鮑斯曾經動員印度的戰犯幫助日本一起對抗英軍。1946年在指派帕爾的時候，當時印度還屬於英國殖民地。當局沒有對帕爾的背景進行仔細調查，不知道他與鮑斯的聯繫，也不知道他其實當時並不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後來印度陸軍部的秘書長向總督秘書處道歉，稱陸軍部在指派帕爾的時候越權了，而指派帕爾的人已經受到了降職處罰。
印度於1947年宣告獨立，帕爾正好經歷了殖民地時期，對英國殖民非常反感，因此接受了日本關於“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口號。他的反殖民觀點也體現在了他對東京審判的異議書中。
從帕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當時東京審判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和審判納粹的紐倫堡審判時不一樣的複雜地緣政治背景——亞洲包括印度、新加坡在內的國家曾經屬於西方各國的殖民地，由美國負責組織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想把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與殖民主義分割開；除此之外，1947年美國杜魯門主義出臺，標誌著冷戰的開始。這種複雜的政治背景對東京審判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也對此後日本政府對二戰的態度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不同在哪兒？
1946年，美國《時代》週刊有一篇文章描述了東京審判的法庭現場。
“東京審判法庭就像一個三流的紐倫堡秀。很多精力都花在了佈置上，暗色的背板、裝飾用的菊花、為媒體攝像專門設置的區域。照明用的弧光燈看上去像是好萊塢電影首映。紐倫堡法庭的裝飾要簡單的多，但是氣場更為莊嚴。紐倫堡有種瓦格納歌劇的氛圍，而東京審判法庭更像吉爾伯特與沙利文的輕歌劇。”
在歷史上，關於東京審判的記錄比紐倫堡審判的記錄要少得多。紐倫堡審判的過程在1947年就出版了英語和法語雙語版本，而東京審判的審判全文直到1977年之前都只有油印版。
紐倫堡審判從1945年開始持續到1946年，是二戰後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在德國紐倫堡對納粹首要戰犯進行的數10次審判。
紐倫堡審判對包括戈林在內的24名納粹獨裁主要人物進行了審判，其中11人被判處死刑。同時還對7個組織機構進行了審判。在大規模後續審判中，至少有36名重要工業集團的領導人被送上法庭，還有各行各業不計其數可能與納粹有關的普通人在審判臺上接受審問。
紐倫堡審判的三大罪狀包括了“普通戰爭罪”以及首次提出的“破壞和平罪”和“危害人類罪”。東京審判沿用了紐倫堡審判中的罪狀。
根據百度文庫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近日共同發佈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資料，最初有28名被告被作為“甲級”戰犯被捕，全部都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平罪”。其中有兩人在審訊期間自然死亡，一人送往精神病院。
在最終接受審判的25人裡，有7人包括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被處死刑，16人被判終身監禁，2人被判有期徒刑。主要獲罪都屬於“破壞和平罪”，雖然審判中列出了南京大屠殺，但沒有一名被告被判“危害人類罪”。
百度文庫：日軍侵華期間中國地域迫害程度圖
與紐倫堡審判時法庭組成根據蘇美英法四國平等原則不同，東京審判的11個法官是由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從同盟國政府中挑選的。
最終麥克阿瑟任命了澳大利亞法官威廉·韋伯為東京法庭庭長，前美國司法部刑事司司長約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為檢察長。在此前的紐倫堡審判中，除了對納粹軍官的審判，還有對協助納粹的機構和商人的審判。而在東京審判中，由於當時沒有蒐集到足夠的證據證明日本國內的財閥協助了政府發動侵略戰爭，因此沒有對任何商人和機構進行起訴。
這也在側面上反映出了東京審判在蒐集證據上所面臨的問題。納粹德國戰敗的時候，蘇聯和美軍在德國境內快速推進，德軍來不及銷燬文件和檔案資料，這些資料成了紐倫堡審判中的鐵證。在猶太集中營，盟軍發現了焚屍爐中尚未被處理完畢的遺骸，解救了一批倖存者，這些都成為了人證和物證。
而日本在從1945年投降到由盟軍正式接管期間，有計劃地銷燬了大量文件和檔案，包括日本天皇在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皇軍、海軍、戰俘營、政府部門銷燬了大量可以在審判中使用的文件，包括“慰安婦”制度的資料。
有可能被作為戰犯接受審判的軍官也得到了各種建議，有的人甚至提前就跑路了。為了蒐集證據，中國檢查組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說服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百度文庫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資料就記錄了審判當時的證詞原稿。
溥儀在東京審判中作證從最終的審判結果上，東京審判判定了25名日本甲級戰犯有罪，在庭審中列舉出了日軍侵略戰爭中的殘忍暴行，特別是南京大屠殺。和紐倫堡審判一起，東京審判肯定了懲罰侵略戰爭罪犯的原則、提出了“危害人類罪”，這些都開了國際法上先河，為此後國際法的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但是，如前所述，東京審判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美國主導、美蘇冷戰開始、審判主要針對亞太戰場而非歐洲戰場，嚴重侷限了審判的範圍，從而為日本政府和民間在戰後對二戰的認識留下了模稜兩可的印跡。
日本天皇為什麼被豁免？
對於當時日本的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是否要為戰爭罪負責，麥克阿瑟選擇的答案是不起訴。不光不起訴天皇，連在南京戰役期間頒佈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釀成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元兇、昭和天皇的叔父朝香宮鳩彥，因為是皇族，也逃脫了審判。
1945年8月日軍投降之後，澳大利亞政府就打算把裕仁天皇作為戰爭犯帶上國際法庭接受審判。當時，麥克阿瑟剛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盟軍最高司令，負責對日本軍事佔領和重建工作。
1945年底，麥克阿瑟的43萬美軍部隊就開始在日本各地駐紮，其中有2/3都是在東京——橫濱都市區。意識到作為勝利方的美軍在日本駐紮人數過多會導致衝突，從1946年開始，麥克阿瑟就開始陸陸續續把美軍送回家。到1948年，當初的43萬美軍只剩下了10萬在日本。
在重建戰後日本時，麥克阿瑟採取了英國當年管理印度的方式，保持了當地政府的架構，在細節上不多做干預。由於精通日語的美國人不多，麥克阿瑟也保留了當地的日本官員和事務員。對於長期控制著日本經濟的財閥，麥克阿瑟並沒有要求他們進行解散，而是繼續進行扶植。
麥克阿瑟採用了這種保持距離的遙控管理對戰後日本進行重建。而保留天皇也是麥克阿瑟這種遙控管理的手段之一。根據麥克阿瑟的回憶錄，當澳大利亞提出要起訴裕仁天皇時，他給曾任盟軍在歐洲最高指揮官的艾森豪威爾發了電報，指出天皇是日本統一的象徵，如果他被起訴，日本就會分崩離析。
麥克阿瑟與日本裕仁天皇所以依照麥克阿瑟的說法，不起訴天皇是為了幫助在美國剛剛佔領的日本境內維持秩序。但是還有學者認為，保留天皇的決定是美國更廣泛的區域政策之一，是早就制定好了的。
因此，在起訴中，美國的做法是將天皇與戰時政府和皇軍的所作所為分開。由於日軍在投降後立刻大規模銷燬文件，再加之日本皇室的嚴密封鎖，有關裕仁天皇的信息很少能被世人瞭解。
直到他1989年去世之後，關於他的資料才慢慢浮出水面。美國的日本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2000年所著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一書中清楚指出，二戰時，日本帝國總司令部就設在皇宮裡，以方便裕仁天皇作為日軍的最高指揮官來制定戰略發佈命令。比克斯明確稱，裕仁對日本侵華戰爭和日軍暴行負有直接責任。
和紐倫堡審判之後激發德國進行的集體反思和非納粹化運動不同，當年美國處於政治目的考慮在東京審判中做出的不起訴天皇的決定，則對後來日本民間理解二戰歷史釋放了模糊不清的信息。
在二村まどか的《對東京審判的日本社會態度：當代視角》一文中指出，天皇沒有出現在戰犯審判中讓大多數日本人鬆了一口氣，很多人在戰後也一直努力地支持天皇。這樣放出的矛盾信號就是如果天皇是無辜的，那麼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也是無辜的。而有罪的只是戰時政府的領袖和軍事集團，對他們的懲罰也可以代表了對整個民族的集體責任。
這種心理加上戰後日本面臨嚴重饑荒貧困，而且東京審判並沒有提及在日本投擲了原子彈的美國和破壞日蘇中立條約的蘇聯，很多人都認為東京審判是戰敗的結果，僅此而已。
在1955年所做的民意調查中，有19%的人認為東京審判是“當然”之事，是戰勝國對戰時領導人的懲處；而66%的人是消極接受，認為“不可避免”。普通民眾對東京審判基本是不關心的，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東京審判在日本的公共話語中幾乎不存在。
不起訴731部隊的玄機
731部隊全稱是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又稱石井部隊，是專門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
在二戰期間，有成千上萬的人被731部隊用於人體細菌試驗，其中包括中國人、俄羅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在菲律賓被日軍抓獲的美軍戰俘也曾經被用於試驗中。
731部隊進行的人體試驗日本政府一直否認731部隊的歷史。在投降前夕，日本軍隊就摧毀了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地區的總部。而在1946年，麥克阿瑟承諾不會對731部隊的任何成員進行起訴，條件是獲得731部隊的試驗研究資料。
神奈川大學的常石敬一教授數十年來一直在研究731部隊的歷史。2005年，他在美國國家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47年的美國陸軍部內部資料。
資料中寫道：“據悉，蘇聯手上只掌握了一小部分石井部隊試驗的信息。而任何關於戰爭罪的起訴都將把相關信息公之於眾，因此應該避免將資料公開，以保護美國的國防和安全利益。”
除此之外，在發現的資料當中有麥克阿瑟的情報參謀、陸軍少將查爾斯·威洛比對731部隊試驗的評價，其中還透露了美國曾經從731部隊手中購買試驗結果。
在資料中，威洛比列出了對美國發展生物武器最有價值的五點。
這五點包括：“日本科學家在人體上使用生物武器的完整報告（世界上唯一可得的相關報告）”、“在屍體上使用生物武器”、“在中國人身上進行的實地試驗（在實際戰爭中唯一可知的相關試驗）”、“使用動物傳播致命病毒（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少）”和“病理學研究”（日本還在準備，對於醫學和戰爭同樣重要）。
威洛比說為了獲得這些可以“對美國戰爭帶來好處的”信息，美國方面支付了現金、接待費用（包括食物、禮物、娛樂）還有酒店費用。
1949年，蘇聯政府在哈巴羅夫斯克對日本關東軍的細菌戰進行審判，12名戰犯分別被處以2年到25年徒刑。但當時麥克阿瑟把這次“伯力審判”稱為是“錯誤的共產主義宣傳策略”。
根據百度文庫發佈的“A級戰犯通緝令”，731部隊的隊長石井四郎從來沒有受到法庭審判。1959年，67歲的他因喉頭癌病死於東京。
而731部隊的部分成員則在戰後多年佔據了日本醫學會董事會的位子，很多成員成為了日本大型製藥企業的僱員或者在醫科大學任教。石井的忠實追隨者內藤良一則成立了日本綠十字血液公司。
美國在東京審判後為何停止起訴日本戰犯？
在1948年東京審判對25名甲級戰犯定罪之後，美國就停止了對日本戰犯的起訴。當年12月，7名戰犯被執行了絞刑之後，麥克阿瑟就釋放了大量作為甲級戰犯被羈押的日本人。其中就包括了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爺爺岸信介。
百度文庫發佈的“A級戰犯通緝令”顯示，作為甲級戰犯關進東京巢鴨監獄的岸信介，在東條英機等7人被處死的第二天就被釋放了。他曾在1957年、1958年兩度組閣，擔任過三年多的內閣總理大臣。他於1979年8月獲聯合國和平獎，還在1980年3月任日中研究會顧問。
岸信介聽從土肥原賢二之令，在二戰期間負責搜刮中國奇珍異寶的黑社會頭目兒玉譽義夫則與威洛比達成了交易。兒玉譽義夫通過給美國情報部門提供一億美元的經費來換取自由，並且免受任何有關戰爭犯罪的起訴。兒玉譽義夫後來成為自民黨創始人之一，還成為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正式工作人員。
而美國當時的這些決定都因為一個原因——冷戰。當時隨著美國和蘇聯的對峙加劇，美國總統杜魯門認為需要把日本設定為美國的盟友，以共同對抗蘇聯。而杜魯門認為如果再繼續對戰犯進行起訴審判，則很難與日本達成盟友關係。
1951年，在繞過中國之後，美國與其他47個二戰戰勝國和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杜魯門完全赦免了當時沒有在服役中的日本戰犯。據美國司法部門的特別調查辦公室估計，從美國1949年停止對戰犯的起訴之後，至少有數千名戰犯逃過了起訴審判。
除此之外，東京審判對日本侵華戰爭中的性奴役和“慰安婦”問題也是嚴重忽視。雖然東京審判認為幾名被告犯有戰爭罪，包括強姦，但是對於日本軍隊在亞洲進行的“慰安婦”系統化性奴卻採取了沉默態度。
尼古拉·亨利在《作為集體記憶的沉默：性暴力與東京審判》一文中指出，除了性別政治、受害人主要是亞洲人之外，對“慰安婦”系統的忽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東京審判強調的是對最高層政治精英的起訴，因而繞開了受害者個人的遭遇。
在開始審判之前，東京法庭的檢察長季南就發表了新聞聲明，表示是時候“給侵略戰爭的推動者剝去民族英雄的光環”。而與“破壞和平罪”相比，“普通戰爭罪”以及“危害人類罪”不夠政治化，因此在東京審判中僅僅起到了次要地位。
東京審判的各個環節，無論是從法官人選的任命到決定哪些人受到審判，政治因素在其中都起到了極大的干擾作用。二戰後世界格局的變化以及美國對日本的策略直接影響了東京審判的維度，並對此後日本對二戰歷史模稜兩可的看法埋下了伏筆。簡言之，東京審判是“不徹底”的審判。
閱讀更多 夢與君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