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屬於“世界人”，這不僅指他們的職業特性得滿世界飛，更是指他們嫻熟掌握一國或是多國語言，具備與他國人順暢並深入交流的能力。那麼，外交官的外語水平是如何鍛造出來的呢？
《我們和你們：中國和俄羅斯的故事》中、俄文版首發式。
中國資深外交官周曉沛主編的《我們和你們——中國和俄羅斯的故事》一書中，19位中國外交官，專家、學者和記者以自己的親歷親聞，從不同年代、多個側面及別樣視角，聚焦兩國關係和民間交往，反映中蘇關係跌宕起伏和中俄關系平穩發展的錯綜歷程。其中，多位外交官都在文章中談到了自己年輕時期學習俄語的辛苦，讀來十分受教。
為練發音做手術
俄語中發音難倒了許多學俄語的人，學生時代的外交官們也不例外。
曾任中國駐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等國大使的周曉沛高中開始學俄語，他覺得最難的地方是怎麼也發不出捲舌音“P”。
老師教了一個竅門，在發音前加一個“得”字，變成“得兒”。全班同學都樂了，反反覆覆喊“得兒”，慢慢也都學會了。不過，老師要求以後一定要去掉“得”字，只發“兒”音，無論男生、女生，同學們都扯開嗓門使勁練，而且相互比賽，看誰“兒”得長。
中國前駐俄羅斯使館參贊，駐塔吉克斯坦大使傅全章的方法最“絕”。
1960年，他如願以償地考上了北京外國語校園俄語系。可發音難題隨即顯露出來，有的音如N和H區分不開，有的音如P壓根發不出來。他很苦惱，打算向系裡的輔導員提出轉入北京大學文學系的申請報告。輔導員見他在班上成績並不落人後，拒絕了他的申請。
傅全章想起母親講的一個故事，當時他還在襁褓中，母親發現他舌繫帶短，舌尖翹不起來，於是就大膽用縫製衣服的剪刀將舌繫帶剪短，這樣保證了他能像正常人一樣無障礙地發音。
傅全章靈光一閃，現在學俄語遇到的發音困難是否仍與此有關呢？他到海淀醫院口腔科一查，醫生確認還是舌繫帶短的問題，於是很快給他做了第二次手術。幾天以後，困擾他好苦的P音自然地發出來了，傅全章高興得如同重生一樣。
1965年夏天，他順利畢業，以不錯的成績提前分配到外交部，次年進入蘇歐司蘇聯處工作。
練口語，人人都是老師
曾任新華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長的盛世良認為，要掌握外語的口語和慣用語，增強語感，應該到母語國生活，最好是住在百姓家中，兩耳不聞漢語聲，起碼待上一年半載。
1978年，他首次到莫斯科分社當記者，去了才知道，無論在國內的翻譯水平有多好，對俄羅斯人來說，自己的俄語水平就是一個字，“差！”
於是，他抓緊一切機會學俄語，無論到哪裡，隨身帶書報，隨時找人聊；參加記者會，硬著頭皮提問；到蘇聯朋友家做客，磕磕巴巴地介紹中國情況，交流政治笑話；遇到俄文單詞，做成卡片，向守門的民警、修電傳機的塔斯社技師、排隊買香腸的退休老太請教。
當時莫斯科分社工作地點是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內，使館每星期放一兩部俄語原版片，需要自告奮勇者給不懂俄語的外交官同聲傳譯。盛世良大喜，因為這可是千金難買的鍛鍊口譯的機會啊！於是他積極地攬下了任務。
為了不出洋相，他在口譯頭幾部片子前，儘可能找來文學劇本瀏覽一下，或是到電影院把片子先看一遍，幾年練下來，即使事先不知道內容的影片，也能得心應手了。
練口語，最重要的素質是“臉皮厚”，周曉沛大使按照老師的要求買了一面小鏡子，天天對著書上的口型練習發音。
他經常一大早跑到北大俄文樓附近的未名湖畔趁著周圍沒人，對著鏡子大喊大叫。為了儘快跟上班裡的同學，他幾乎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即使是在“文革”動亂期間，他也偷偷繼續學習俄語。
練閱讀，重堅持
盛世良學習外語的精神可謂“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他自少年時代起就家境貧寒，在上海外國語學院俄語系讀大學時，根本沒錢買12塊錢一本的《俄漢大辭典》。但為了學習怎麼辦呢？他只好遇到一個生詞就到班上唯一有大辭典的同學那裡看一眼，而且為了不打擾別人，看一眼就得記住。這樣，無形之中就增加強了記憶力。
大學離盛世良家有5公里，週末晚上回家，9分錢的電車一般是捨不得坐的，步行回家的路程中，每過一盞燈就看一個本週學的單詞，背到下一盞燈再看下一個。到家時，不僅生詞全記住了，富餘時間還把本週學的俄文詩也背熟了。
2010年盛世良在聖彼得堡餐館十月革命指揮部斯莫爾尼宮
盛世良的外語學習方法其實只要能堅持，人人都能學會，但如他那樣多年如一日地，卻是不多。“文革”三更半夜地被叫回辦公室，翻譯新華社莫斯科分社寄回的蘇共黨刊《共產黨人》或《政治學習》，裡邊有洋洋兩萬字的“惡毒反華”文章。當時沒有複印機，只好一人一頁，正反兩面合2000餘漢字。“無產階級司令部”心急火燎地催著要，分秒必爭，久而久之，盛世良練出了每小時譯1000漢字的速度。
1974年到1975年，盛世良在房山幹校待了一年，最大的損失是被電刨削掉三根手指頭，最大的收穫是在“鬥私批修”之餘，利用工間休息看完了妻子與同事送的三捆書中的一小半。
這一尺多高的俄文書對他起到的作用，他稱為“雖不立竿見影，倒也療效綿長”。
他記得1964年10月參加工作不久，他一個人翻譯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全文——在《真理報》上密密麻麻的一整版，共計1.2萬漢字。他整整花了三天的時間，翻譯得昏天暗地。
讓他沒想到的是，從房山幹校回到工作崗位後，功力見長，同樣是葛羅米柯的發言，也是洋洋萬言，他覺得他的語言變得平易淺顯了，他明白，不是那位外交部長變了，而是自己變了，不斷地學習讓他的俄文理解能力一不留神升了一級。
學習就是挑戰自我
學習語言是一項“學無止境”的事，可能在中國國內外語學得不錯的人，出了國立馬覺得雲裡霧裡了。
1990年7月25日，秘魯眾議長阿爾瓦拉多（右）向朱祥忠大使授予“太陽大十字”勳章後合影。
中國前駐秘魯大使朱祥忠難忘1955年在蘇聯留學的歲月。剛進入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時，由於在國內只學了一年俄語，更缺少實踐，聽和講都很困難，一堂課下來只能聽懂幾句甚至幾個字，搞得暈頭轉向。而且上課沒有固定課本，老師也不印講稿，這就增加了中國留學生們的學習難度。
怎麼辦？根據老同學的經驗，聽不懂也要聽，硬著頭皮聽；多看俄文報紙，提高閱讀能力；多和蘇聯人接觸，大膽地講，講錯了也沒有關係，他們會幫你糾正；堅持聽俄語新聞廣播，提高聽力水平。經過半年的學習，基本上解決了語言問題。
1997年9月，周曉沛大使向納扎爾巴耶夫總統遞交國書。
周曉沛大使的例子也說明了“語言”這門功課不僅要學，更要實踐。
周曉沛於1973年3月進入外交部工作。當時，中蘇兩國邊界談判正在北京舉行。為了在“反修”第一線進行鍛鍊，他被安排到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實習。
讓他有點失望地是，當時領導安排他管資料檔案他覺得自己真是“大材小用”——原以為自己苦練俄語多年，到外交部能當高級翻譯。但當他參加了一次邊界談判之後，急著做翻譯的願望被抑制下來了。
當時，領導交給他的任務是做談判記錄，可是他連對方發言的許多內容都沒怎麼聽懂，總共也未記下幾句話。周曉沛這才明白，談判翻譯與課堂翻譯完全是兩碼事，不僅語速快，而且雙方唇槍舌劍，對即席翻譯的要求極高。他一下子服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好高騖遠，而要腳踏實地，一點一滴的學。
為了儘快適應工作需要，每天下班後，他都留在辦公室補課，談判代表團有一個北京圖書館的特殊借書證，可以借閱“文革”中被視為“禁書”的外文書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閱有關邊界問題圖書的同時，他查閱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等俄文長篇小說，平均一個月一部地泛讀，提高閱讀能力，擴大知識面。
有一次，他看北京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不懂俄文，還趁機借了法國司湯達著的《紅與黑》俄文譯本，這部小說在當時被看做“毒草”，周曉沛平時把它鎖在抽屜裡，沒人時才拿出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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