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紅星照耀中國》為什麼有經久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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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课 |《红星照耀中国》为什么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

《紅星照耀中國》為什麼有經久不衰的魅力?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從本書最初的出版經歷說起。

斯諾被“赤匪”處決了?

1936年10月下旬,斯諾作為第一個在陝北蘇區採訪了四月之久的外國記者,終於秘密凱旋。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竟從西安登出一則報導:“斯諾已被‘赤匪’處決了”。美聯社信以為真將消息轉發回國,斯諾的“訃告”也在家鄉堪薩斯城排版待印……在此關鍵時刻,斯諾即刻前往美國使館出席記者招待會,公開其陝北之行的主要事實。為了戳穿謊言,儘快將自己得到的紅區真相和長征事蹟等及時公佈於世,在前夫人海倫·斯諾的積極支持協助下,他投入緊張的寫作中,並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國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誌等英文報刊,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紅區各方面狀況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的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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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諾

出版過程之坎坷前所未有

1937年3月,在斯諾夫婦的支持下,中國北方愛國青年大學生王福時主持,與郭達、李放等共同編譯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在北平秘密出版。該書的主體部分《紅旗下的中國》後來均收入戈蘭茨公司《紅星照耀中國》,可謂後者的雛形。(那張曾風行一時,被國內外報刊廣泛採用的頭戴紅星帽的毛澤東照片也首次刊入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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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譯者之一李放說,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僅看到好幾種翻版本,甚至遠在廣東臺山縣水口鎮的小書攤上都見到有此書出售,其傳播之廣,翻印之快,可見一斑。

1937年10月英國戈蘭茨公司出版《紅星照耀中國》。

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1938年2月10日,胡愈之組織籌劃下,以“復社”名義翻譯出版了第一個“紅星”全譯本,此書據1937年10月英文版“紅星”譯出,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書名譯作《西行漫記》。斯諾應約為中譯本寫了一篇真摯感人的長序冠於全書之前,深情地預祝中國抗戰取得“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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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中國四巨頭(自右至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

(1938年版 插圖)

因受到國民黨當局查禁,《西行漫記》出版後曾被改名為《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紅旗下的中國》等多個版本秘密出版。不少熱血青年在讀過本書後,像懷揣珍寶一樣,將其秘密攜帶輾轉奔往紅星升起的革命聖地——延安。

此後,延安等地的出版組織將《西行漫記》第四、五兩章(《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和《長征》)以“抽印本”形式獨立出版,分別更名為《毛澤東自傳》和《二萬五千里長徵》。這些“抽印本”流傳十分廣泛。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結束,《紅星照耀中國》各種版本如雨後春筍版面世,其出版地點不僅有根據地的,也有國統區和游擊區的,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點或出版社名稱的。

《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驚懼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後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譯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定名為《長征25000裡》(副題《中國的紅星》)。由於此書早在十年前即譯出,故特別標明為“啟明書局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同年9月,“亦愚”翻譯的《西行漫記》(副題《二萬五千里長徵》)以急流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印行。1949年的兩個版本,共同點是均據1937年7月美國再版的《紅星照耀中國》譯出,由於美國版曾經斯諾修訂增補,故這兩個譯本不僅文字繁簡方面與胡愈之主持翻譯的“復社”版有所出入,而且在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這兩個版本均大受歡迎。

建國後,由於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路線鬥爭,“左”的傾向和思潮日益嚴重;因此享有國際盛譽的“紅星”在世界各地繼續風行暢銷,而在中國反倒漸趨冷落,僅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依據“復社”版印行一次,這可能與新中國成立後斯諾第一次訪華有關。

“文革”期間,《西行漫記》遭禁錮。在許多單位和部門,它被加蓋“嚴控”之類印戳後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吳黎平根據《紅星照耀中國》整理定稿的《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副題為《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幾乎同時,著名翻譯家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封面標明原名:《紅星照耀中國》,此書據1937年倫敦初版本全文譯出,增譯了第十一章中第五節的《那個外國智囊》,恢復了在英美風行一時的英文初版本的歷史原貌。同時,對英文本中個別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的拼寫錯誤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樂山版《西行漫記》不僅是《紅星照耀中國》在中國流傳數十年來,國內最忠實於原著的嶄新全譯本,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版本。

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星照耀中國》,就是基於董樂山譯本的全新版。

高品質的紀實寫作

斯諾是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在採訪期間,他保持著嚴肅的新聞態度和強烈的追問意識,加上本身嫻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懷,讓《紅星照耀中國》在保持真實性的同時還具有很高的文學品質。斯諾在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畫了眾多人物形象,可以說,《紅星照耀中國》的主要敘述框架就是通過一個個人物形象的出現而逐步搭建起來的。不論著墨輕重,書中出現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生動鮮活、飽滿自然。在戰爭年代的大歷史背景下,能細緻地關切到人的個性、經歷、命運,這也是《紅星照耀中國》能夠感動萬千讀者的一個原因。

舉一個例子,斯諾不僅關注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他對“小人物”的刻畫也很成功。作品中講述的幾段關於“紅小鬼”的故事,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剛到根據地時,斯諾在百家坪交通處用不禮貌的“喂”稱呼了兩個孩子,結果不被理睬,在李克農的提醒下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趕緊改口稱他們為“同志”,得到兩位“紅小鬼”的原諒。在保安,一位十三四歲的小通訊員特意找到斯諾,他擔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諾寫錯而影響到外國同志對紅軍的印象,因而極為仔細地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條上,並希望當面得到斯諾(不寫錯他名字)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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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懷簽署的“路條”才放彭德懷本人通行的少先隊員們,在斯諾幽默風趣的敘述裡,這些幾乎一筆帶過的情節讓“紅小鬼”的形象鮮活而可愛,他們身上有著在當時中國兒童普遍缺少的高度個人自尊,他們愉快樂觀、生機勃勃,他們耐心、勤勞、聰明、努力學習,給“紅色中國”增添了無限的希望與活力。雖然當今世界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紅小鬼”的生活態度與高尚的品格令人敬仰,至今仍值得廣大青少年學習借鑑。

此書也對“紅色中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做了介紹。書中的第五篇就簡明扼要地記敘了長征,這一事件體量巨大,其中所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複雜,斯諾通過巧妙的節奏掌控,按照自然順序,把記敘的重點放在戰略轉移的原因和長征途中幾個重要節點上。他對“強渡大渡河”和“過大草地”兩個重要事件加以特寫,危機重重的“強渡大渡河”一節作為這一篇的高潮部分;而到“過大草地”一節,斯諾放慢行文節奏,又讓讀者充分“進入”到那個環境惡劣、物資貧乏、戰士們精力和體力都接近極限的艱苦情境中。斯諾這種掌握節奏的處理方式也是紀實文學作品中常用的寫作技巧。

影響

“復社”版《西行漫記》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四版,轟動了國內及國外華僑集聚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點還出版了該書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白色恐怖瀰漫的地方,許多進步讀者冒著生命危險競相傳閱乃至輾轉傳抄;不少熱血青年像懷揣珍寶一樣,秘密地攜帶《西行漫記》,抱著滿腔愛國熱忱輾轉奔往革命聖地——延安。

由於《西行漫記》及其各種節本或專章抽印本的迅速、廣泛流傳,很快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警覺和敵視,他們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據有關檔案記載,先後查禁其著作竟達十幾種之多。眾所周知,國民黨進行書報檢查後的“取締辦法”一般分為“暫停發行”、“停止發行”和“查禁”等幾種處置手段;而對“復社”版《西行漫記》早在1939年5月即以“觸犯審查標準”為名,嚴加“查禁”。推而廣之,對與之有關的署名斯諾的各種著作,如:《二萬五千里長徵記》《紅旗下的中國》……等等均一律予以“查禁”。儘管如此,由於黨的有關組織、進步文化人以及廣大讀者採用各種鬥爭方式和手法,不斷突破反動書報檢查制度的封鎖,使《西行漫記》等著作傳遍了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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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和毛澤東

1979年董樂山的全新譯本《西行漫記》,出版後極受歡迎,很快售罄,接連加印,兩年左右即發行165萬冊。這一全新譯本,同時又收入1984年8月新華出版社所出四卷本《斯諾文集》第二卷,扉頁恢復英文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而將《西行漫記》改為副題。其發行量在單行本暢銷全國後,仍能一次徵訂印行28500冊。這一數字也再次雄辯地證明《西行漫記》具有經久不衰的誘人魅力。

《紅星照耀中國》誕生之時,曾激勵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紅色革命中,時至今日,書中所記載的人物和故事仍閃爍著勇敢、自信、樂觀、奉獻的光輝。八十年來,《紅星照耀中國》一直被不同時代的讀者閱讀,它的活力從未衰減,這正是紀實文學作品的魅力,也是那段非凡的歷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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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長征勝利八十週年,人文社重推經典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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