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在光緒朝是身居中樞的秉國重臣。在多年主流史觀敘述下，翁同龢享有十分正面的形象。一是在甲午之戰中，翁同龢是愛國者的代表，與李鴻章的“賣國賊”形象形成了鮮明對照。二是在戊戌變法中，翁同龢是光緒“帝黨”維新派的中堅人物，與慈禧“後黨”腐朽勢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歷史的真相全非如此，翁同龢誤國誤民之事之罪不勝枚舉。
先說翁氏誤國誤民的大罪。關於翁氏之罪，先看一段文獻：“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推甲午主戰，次舉割青島。”這個“上”是誰呢？是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歷數翁誤國之罪”，時在戊戌變法六年之後、翁同龢去世之際。由此可知，所謂光緒帝與翁同龢志同道合，始終師生情深的傳說，是假的。
翁同龢
恰如光緒帝所言，翁同龢之罪首在甲午主戰。關於甲午之戰的是是非非，甲午戰敗的深層原因等，歷來多有討論，難以一言而盡。但就當時設身處地的情況，引發甲午之戰者、直接導致慘敗者均罪無可恕。那麼，甲午之戰是怎麼來的呢？“甲午之事，始於項城（袁世凱），成於通州（張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龢）也，此自通國皆知，無可為諱。”袁世凱與張謇的情況先不論，甲午之事最終弄得不可收拾，翁同龢“居罪最偉”。其罪：一是放言高論，不切實際地大唱“愛國高調”，力主開戰，使一力主和、實事求是的李鴻章們毫無轉圜之地。二是大清北洋艦隊的不堪一戰，重要原因之一是多年“缺給養、無更新”，北洋艦隊的經費用於修建頤和園，很多人以為是李鴻章乾的，事實上是當時掌握大清“錢袋子”的戶部尚書翁同龢一手運作的，李鴻章事前事後都只能仰天長嘆，欲哭無淚。三是在甲午戰事已起後，翁同龢“以私憾害公義”，因為與李鴻章的個人恩怨，在用人上先棄張學醇，再阻劉銘傳，視軍國大事如兒戲，導致甲午陸戰迅速崩潰。甲午戰爭，一般人只知海戰的慘敗，孰不知陸戰慘敗才最終導致了事態的不可收拾。翁同龢是甲午之戰的最大罪魁，僅此一項，就可以把他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甲午戰爭情景再現
翁同龢之罪次在膠澳割地。膠澳割地即光緒帝所說的“割青島”，這個事發生在光緒二十三年，甲午之戰後的第三年。當時翁同龢兼管外交，主持在膠澳事件上的對外交涉。膠澳事件的細節比較紛繁，在此不贅，大清在處置膠澳事件上輸得一塌糊塗，雖然有多人包括奕訢、李鴻章等均應負相當責任，但首要責任應由翁氏承擔，正是他的怯懦無膽和拒納良言（如張蔭桓的建議），不僅導致了德國割膠東、俄國割東北，而且直接引發了列強瓜分大清的最大狂潮。翁同龢在處置膠澳事件中的表現，表明其才具能力和膽識魄力，與秉國重臣的要求差距甚遠。該僚只善清談空言，不諳經世致用，所作所為除了毫無實效，基本就是禍國殃民了。
翁同龢之罪三在戊戌變法。對戊戌變法的看法，向來見仁見智。但對翁氏的看法，站在保守派的立場，光緒帝的變法熱情是翁同龢鼓動起來的，康有為是翁同龢引見給光緒帝的，翁同龢是標準的“維新派”，自然罪莫大焉。站在激進派的立場，翁同龢在向光緒帝引見康有為時一方面力陳“康之才勝臣十倍”，另一方面又說“恐其心叵測”，還怕光緒帝聽不懂，進一步解釋叵測就是“不可測”的意思。在處理自己與光緒帝、康有為的“三角關係”時，翁極盡掩飾虛偽之能事，不僅讓康有為懷恨在心，而且讓光緒帝大為光火。翁氏在戊戌變法中，並沒有明確且堅定的主張，只是一名逢迎上意的投機分子。翁氏在“百日維新”開始後的第五天突然被罷免本兼各職，一般認為是光緒帝屈服於慈禧淫威的結果，實際上光緒帝對這位帝師早已厭惡透了，翁氏去職是在恭親王奕訢臨終遺言的推動下，由慈禧與光緒共同作出的決策。戊戌變法不論成功還是失敗，也不論站在哪個立場，翁同龢都難逃被時人戳脊梁骨的下場。
康有為是翁同龢引見給光緒帝的
翁同龢在戊戌變法中預留退路，首鼠兩端，表明其人品十分卑劣。事實上，翁同龢一生除了字寫得好、為官還比較廉潔外，其他再無可稱道。其人性人品不堪的主要表現：
一是“以私憾害公義”。充分說明其這一品格的是他對李鴻章的不依不饒。翁氏當時基本是不問青紅皂白，凡李鴻章反對的，他就支持；凡李鴻章支持的，他就反對。原因是翁與李“私憾”甚深，緣由是當年曾國藩彈劾翁同龢哥哥翁同書的奏章是李鴻章起草的。翁同龢執掌中樞重權後對這一點念念不忘，凡曾國藩系、李鴻章系的官員一個都不放過，能怎麼為難就怎麼為難，更不用說對李鴻章本人了。不知有多少的軍國大事，就敗壞在了翁同龢的這種狹隘心胸上。
二是為人無底線，人品險詐卑劣。翁同龢與榮碌本是“盟兄弟也”，但翁氏早年為了投靠當權的恭王奕訢一派，居然對“鐵哥們”榮祿先設彀後出賣。榮祿本身怎麼樣是另外一回事，翁同龢這事幹得無論如何都太不地道了。因此讓榮祿對其懷恨一生。不僅對榮祿，對很多人包括前述對光緒帝、對康有為，翁同龢都有“陰險小人”的本色表現，“陰詐”近乎是深入到他骨髓裡的一種品格。
三是專橫跋扈，不可一世。翁同龢仗著帝師的特殊身份和狀元的名頭，不僅不把一般同僚放在眼裡，而且後來竟然對首席軍機恭王奕訢都頗不尊重，還經常笑話滿族重臣唸錯漢字“沒文化”，基本把滿朝文武都得罪光了。翁氏本來聖眷甚隆，早先慈禧欣賞他、光緒欣賞他、恭王奕訢欣賞他，否則他走不到那麼高的位置。但所有這些“正能量”，最終都被他的人品揮霍掉了。恭王奕訢臨終前對翁同龢的評價“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直接導致了翁氏被掃地出門。
四是因循守舊，不思變革。這是當時很多“飽學之士”的本色品性，翁同龢亦不例外。他對所有洋務都持鄙視態度，但對禮儀問題非常較真，較真到使光緒帝都難以忍受、數次對其大加呵斥的地步。
翁同龢書法
晚清民間流傳的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表明翁同龢當時的口碑就不比李鴻章更好。翁同龢棄世距今已有100多年，而今在其老家江蘇常熟故居設有“翁同龢紀念館”。據說紀念館內以“文化名門·仕宦世家”、“恤民舉才·清正廉潔”、“授讀兩帝·志育明君”、“力主抗戰·抵禦侵略”、“救亡圖存·倡導變法”五大主題，展現了這位“維新第一導師”的人生歷程，極盡身後的尊榮。讓人除了呵呵，也就只能呵呵了。
附記：據史料記載，翁同龢為天閹，不能人道。其心理陰暗、心胸狹窄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同光年間，潘祖蔭（後官至工部尚書）與翁同龢齊名，並稱翁潘。據說潘祖蔭亦為天閹，但潘祖蔭的人格十分磊落。潘祖蔭為清末著名收藏家，今國家博物館的鎮館重寶之一“大盂鼎”，即為其藏品，後由其侄孫媳潘達於女士於1951年捐獻給國家。潘達於女士本姓丁，其父丁春之為辛亥革命前山西定襄縣滿清時代的最後一任知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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