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羅東
吳毅，1958年3月生，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政治人類學、歷史社會學、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和鄉村治理等。著有《小鎮喧囂》《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等。
“那些天，我失眠了，夜裡時睡時醒”
新京報：作為在武漢工作、生活的學者，自疫情暴發以來，你是怎麼度過的？
吳毅：說來非常幸運，作為武漢的學者，我沒有身陷武漢，而是安全地回到了老家，當然，絕非是“逃難”出來的，而是按計劃於1月17日返回重慶老家過年。當時誰也沒有在意，並不是說在武漢時完全不知道任何關於不明肺炎的消息，而是覺得這似乎與我們一般人無關，既然不會人傳人，我又不吃野生動物，能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所以，記憶中的漢口火車站，雖然人頭攢動，卻沒有給我留下有人戴口罩的印象，回來後，也沒有覺得十分的“幸運”。
不過，這種情況在1月20日以後就突然發生了改變，那一天，在電視上看到了鍾南山院士說新冠肺炎會人傳人，非典的經歷，讓我一下子緊張起來，開始擔心起我這一路回程是否安全？是否有可能被傳染？還好，一切如常，沒有異樣——真是非常幸運！不過，在返鄉地，我還是非常主動地配合當地政府和社區的工作，主動“交代”自己的行蹤，自覺服從社區管理。自此，便自困家中足不出戶，每天向指定的社區醫生彙報體溫和身體狀況。
這期間，也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對湖北人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兩相比較，覺得重慶的政策執行水平還是不錯的，每一次必要的交往，都顯得友好而客氣，沒有讓我感受到淪落在“家鄉”的不受待見。尤其是對比那些天種種的封門堵路，以鄰為壑，驅離武漢人和湖北人的野蠻做法，自是覺得這裡有著格外的溫情。
幸運之餘，卻什麼也做不了，好在將學生未批改的作業帶回來了，算是有一點可用來打發時間的正事。但實話實說，在最初的十幾天裡，我心緒非常煩亂，更多的時間耗在了刷手機上。那些天，壞消息一個接一個，且都發生在我的熟人圈子，今天得知大學同學的老公、婆婆染病，住不進醫院，兒子發著燒，陪著奶奶奔波於從家到醫院的路上，直至老人離世，都沒有能等到病床；明天又接到學生的父親確診，四處求助，卻找不到醫院收治的消息。
我第一次在電話裡感到災難那麼近，卻無處躲避的無奈與絕望。那些天，我失眠了，夜裡時睡時醒，甚至整夜無法入眠，尤其在突然傳來李醫生去世的那個晚上，更是幾乎整夜未能閤眼。一邊刷手機，一邊情不自禁地眼淚就流下來了，為他，也為自己。事後，我看到一些網帖說有人在吃人血饅頭，我想，這還是人話嗎？
好在最混亂的時候已經過去，同學的老公、學生的父親也先後得到收治，他們自己也都以各種方式在接受醫學隔離觀察，我自己帶回家的課程論文也改完了。
《記述村莊的政治》，吳毅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新京報：回到重慶後的這段時間，在讀什麼書？
吳毅：書幾乎沒有讀，因為沒有帶書回家。倒是的確想到了是不是應該去重讀孔飛力先生的《叫魂》？看朋友圈裡，也真有人在推薦這本書。我想，總是有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觸碰到我們的神經，尤其是在全國最初進入防疫大動員的那幾天，到處深挖武漢人和湖北人的信息，讓人不能不聯想到這部描寫和分析乾隆盛世由“叫魂”案所觸發的民間大除妖的名著。
當然，這本書不僅寫了這個，其對於皇權與官僚權力在面對“叫魂”案時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展開的博弈分析，也非常經典。在我的理解裡，時代不同了，事情的性質當然也不一樣，因突然得知疫情擴散而帶來的民情大恐慌也可以理解，設想這事若發生在外地，湖北人大概率也不會做得“更差”。但一時間滿屏的“舉報”“捉人”，還是讓我恍然間錯有盛世“賤民”的感受，不敢告之友人們我已回渝。
我們這個民族，在物質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神文明的水準似乎仍有落差。所以，書沒有讀，倒是在微信朋友圈裡轉發了好幾個反映湖北人困境的帖子，以期能多少帶動一下週邊氣氛的改變。暖心的事很快來了，我一位在重慶北碚區任職的學生私信我，他們已備好三家酒店，讓那些無家可歸的湖北人入住。難怪這個區到現在都沒有失守，全區零確診！我以為，運氣固然重要，但知識、文明與人道精神的差異，永遠會影響到政策的執行。在這方面，政府與民眾其實是在相互塑造。
不過，幾天以後，事情從整體上得到糾正，流落在外的湖北人先後得到安置。
“不能讓一線人員不計一切代價去‘拼命’”
新京報：是否有在寫作或翻譯什麼作品？在這個特殊時期，做這項工作是否有不一樣的感受？
吳毅：生活和工作總要繼續，這些天我努力讓自己恢復因上課而中斷了的當代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研究。我一直期待對近40年來中國在上述方面的變化做出理解。毫無疑問，災難之中，體制的反應，社會的互動，肯定比平時看到的更加清楚，其中的長與短、優與劣，也在檢驗學界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種種判斷。
不過，我雖然想讓自己安靜下來，按部就班地工作，但災難與悲情肯定會對寫作產生影響，甚至改變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不要說我，朋友圈裡的“90後”、“00後”學生們，也彷彿一夜之間長大成人，少了賣萌照，多了憂世情。我們這幾代人所經歷的磨難與起落，我們有責任去面對，不要讓後人指責我們沒有思考這個時代的真問題。
新京報：基層政治研究一直是你的研究領域。你的《小鎮喧囂》影響了社會學學科內外對中國鄉鎮邏輯的理解。在整個治理體系裡，你對疫情中的基層是怎麼看的？
《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吳毅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2月版
吳毅：我做過十幾年的基層政治研究，對基層體制的運作和基層幹部的艱辛有所理解。所以，我對抗疫中基層幹部的境遇特別關注。我呼籲要像善待醫護人員一樣，善待一線的基層幹部和社區工作者。特殊時期，傳統運動式治理的特徵幾乎全部恢復，這可以理解，但在這種情況下，身處一線，尤其是武漢和湖北疫區的基層幹部和社區工作者會非常辛苦，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從整體上，他們早就已經疲於奔命，窮於應付。
所以，若一時一事處理不周，銜接失當，造成局部工作中的掉鏈子，難以避免，只要不是故意，沒有鑄成大錯，還是應以鼓勵和精神撫慰為主。
上級領導，尤其是指導和督促工作的領導，不宜為突出自己的政治正確而任意責罰一線工作人員，甚至要求他們在沒有相應防護的情況下硬著頭皮往上衝。這畢竟不是打仗，病毒不講政治，不能讓一線人員不計一切代價去拼命。所以，事情做得太滿，賺了幾滴感動的眼淚，卻會造成更大的犧牲。一味不講實際的硬壓，會激出人性中惡的一面。
新京報：對於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問題？是否有什麼政策建議？
吳毅：專業人做專業事，具體的防疫建議不一定會有。但是，作為社會學人，疫病作為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背後的社會邏輯，卻需要我們去思考：對於輿論的寬容度、對於地方有效管理的賦權度，始終是考驗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治理能力的兩個重大問題，它們已經不只一次讓我們在應對重大危機時付出慘痛的代價。
的確，不必否認，自上而下以權力來約束社會有利於穩定，但也可能讓輿情表達不暢、讓地方治理失措。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思想文化狀況已經呈現出多元化態勢。所以， 我真心希望，疫情過後，除了依法追責，更應該在這些方面做出實際改進，以推動一個更有活力的社會和政府的建設。
採寫丨羅東
校對丨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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