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天津條約的談判是在被動的局面中進行的，英國談判代表極盡要挾之能事。
1858年6月4日，當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由150名身著猩紅色制服的海軍儀仗隊護衛著與清廷談判代表桂良、花沙納進行會晤的時候，額爾金卻說，中國代表沒有攜帶關防敕書而拒絕會談。從這天起，他把整個談判事宜都交給他臨時任命的秘書以及翻譯官李泰國、威妥瑪手裡，直到簽字那一刻，他才再次露面。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在前往天津幫助桂良、花沙納議和之前，耆英對自己是充滿信心的。他認為自己有駕馭洋人的能力。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英國人璞鼎查是何等的刁蠻專橫，他通過建立“友情”的方式，使得璞鼎查在廣州入城的問題上只好妥協，現在他仍然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使額爾金就範。
耆英還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就在設想著會見額爾金的種種場景。在他看來，只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洋鬼子們還是講道理的。而他全然不知，額爾金並沒有會見中方代表的意圖。而此時，桂良、花沙納就議和的一些細節問題向李泰國諮詢，二人已經在感受到了李泰國的專橫。
6月5日，桂良、花沙納在給額爾金的照會中說：“覽閱閣下政府於2月11日致大學士裕誠函中所包含各款，我們發現有幾點我們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閣下派閣下政府的漢文副使李泰國於本月６日早晨約８點鐘到我們這兒來，以為諮詢並做出確切安排。據我們所知，李泰國已在上海多年，聰慧過人，漢語流利。”[1]
老實說，此時的桂良與花沙納都是對李泰國寄予希望的，畢竟彼此都在大清朝的官場上混嘛。他們很希望通過李泰國使英國減少一些索求。額爾金則認為，李泰國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能夠在桂良與花沙納之間就一些條款上的認識和兩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所以才讓他發揮這一作用。再者李泰國在上海海關履行職責時，所表現的忠誠也深得清廷官員的信任。因此，額爾金同意桂良與花沙納的要求，准許李泰國與他們溝通。[2]
晚清官場的洋大人
6月6日，李泰國應約到桂良與花沙納的行館後，二人立即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先誇讚了李泰國在海關工作中所作出的功績，李泰國則也學著大清官場老套的虛應辦法，表示當盡力提供幫助。可是，桂良、花沙納忘記了李泰國首先是一個英國人，再者又是受額爾金的委託，所以在接下來的談判中，很讓二人大跌眼鏡。
桂良、花沙納與李泰國的一番客套之後，很快便轉入正題。二人讓李泰國解釋額爾金在2月11日給文華殿大學士裕誠的信函中的幾點要求是什麼意思，但李泰國發現這幾款並沒有不清楚之處。當提到“如果外國公使能夠到北京”一句時，李泰國告之，這是必須讓與的一點，並表示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駐京，才能夠阻止再次產生誤會。對此，桂良、花沙納的談判助手卞寶書認為，皇帝絕不會同意外國公使駐京，沒有什麼可以誘使皇帝出讓這一特權，如果英方堅持，就只有開戰。
卞寶書本來是想在李泰國面前展現一下大清強硬的姿態的。可是，李泰國冷笑了一聲，對卞寶書說，就在兩天前，聯軍已經從南方往天津運輸軍隊，如果中國喜歡打仗，那就打好了，聯軍一定奉陪到底。卞寶書只好改變了態度，轉而請求李泰國，希望他這位在海關任職的高官對額爾金施加影響，使其改變態度。
卞寶書又詢問英方還有其他什麼要求，李泰國將英方的要求簡要歸納如下：一、公使駐京；二、賠償戰爭費用，以及英國人在廣東的損失；三、開放長江；四、允許英國臣民在護照制度下游歷全國；五、允許基督教傳教；六、成立委員會蒐集資料並安排新的稅率；七、中國政府配合鎮壓海盜；八、將來所有給中國當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國補充說，除非第一條得到解決，否則談論其他各條已無必要。李泰國認為，中國過去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對於現存富強國家的無知，使其視非華人為不在文明之內的“夷狄”，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必須改正，必須從此與西方國家的習慣一致。李泰國相信，鑑於目前中國的狀況，改善與西方的關係將會使中國受益匪淺，英國並不想奪取中國的領土。如果中國聰明的話，會使英國成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外國。 [3]卞寶書很有些為難地說，中國也希望改善與各國的關係，但是公使駐京這個條件，恐怕是皇帝寧願戰爭，也不肯接受的了。
卞寶書給咸豐帝的奏摺
6月6日的首次談判中，桂良與卞寶書都認為，要皇帝同意外國公使駐京，這個要求一直都是咸豐帝反對的，認為違反了舊制。桂良和花沙納自然不敢答應了。
因為中國的反對，使得英法聯軍悍然發起了打擊大清的行動，並在1860年悍然闖進了北京城，一把火焚燒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經此劫難，大清被徹底打敗，也完全屈服侵略者的淫威，並與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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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張志勇：《李泰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北方論叢》2015年第4期。
[2]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HarrisonandSons，1859.p334.
[3]張志勇：《李泰國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北方論叢》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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