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在北京擁有自己的事業、未婚的30歲女性，在婚戀市場上最可能會遇到什麼呢？
你猜對了——羞辱。總不可能是白馬王子。
律師華梅（音譯）走進一家互聯網婚介中心。一位女性工作人員發問：你理想中另一半是什麼樣子呢？
她有點不好意思：“我希望他受過良好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女性的意願，能夠和我一起分擔家務。”
還沒聽完，對方就迫不及待地攻擊她的外貌、年齡、職業、性格：
首先，你真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美女；其次，35歲就是高齡產婦；什麼？你還會有不想生育這種想法？如果你想走入婚姻，那你就不能夠選擇不生孩子呀。可能和你的職業有關，你性格太硬了，要柔軟一些。
圖片來自《剩女》
相親角的阿姨剛聽說華梅的職業，立刻結束了對話：“不談了好嗎？你嚇著我了。”
綜上所述，如果你沒有作為生育資源的自覺性，還以為自己在婚戀市場上頗具競爭力，想要堅持獨立意志，就純屬“自欺欺人” 。
徐敏（音譯）28歲，北京人，有一份體制內播音主持的工作，而每每考慮到伴侶條件，掛在嘴邊的話永遠是——我媽應該不能接受。農村戶口、不在北京出生、工作不穩定，都是她媽媽拒絕的理由。催促和尋找卻無法停止。
圖片來自《剩女》
而結婚，就是大團圓結局了嗎？
女性主義者最終決定閃電結婚生子，有怎樣的心路歷程？為丈夫調職到廣州大學的女教授蓋琪（音譯）不得不直面這個尖銳的問題。她巧妙地答：我當然做了妥協，比如來到廣州、生了孩子糊弄他。我會說單身的生活很有趣，很豐富，現在比較無聊，但更幸福。
讓我難忘的細節都與時間有關——蓋琪說我必須得在一年內完成這些事（結婚生子）；徐敏的媽媽說她再不結婚，自己和丈夫的身體情況就不允許幫忙帶孩子了；華梅的婚姻諮詢師說，你年紀真的很大了。
不論她們是否情願，
每個人心裡都為女性設置了倒計時器，這絕非是青春賞味期那麼簡單。這個時間軸嵌套了最佳生育時間、父母健康時間、男女初婚時間等等因素的考量。而無論她們身在何處，秒針滴答轉動的聲音，總會適時響起。
顯然，於女性而言，這條時間軸更為苛刻。
這三位女性的故事來自紀錄片《剩女》（Leftover Women），全片85分鐘，由兩位以色列導演Shosh Shlam和Hilla Medalia執導。拍攝的過程在前期就遇到了一些困難。《深焦》的採訪中，導演們透露：很多女性只想說說故事，不想被拍攝；有些人願意被拍攝，但家裡人不同意，因為“剩女”對於一些家庭來說是“恥辱”，是一種人生的“失敗”。
誰定義了“剩女”
想要弄清為何“剩女”一詞天然帶有恥感，就要知道是誰定義了她們。
“剩女”一詞誕生於2006年。
彼時《時尚Cosmopolitan》推出一期雜誌，封面標題為《歡迎來到剩女時代》，用以指代那些對尋找丈夫有過高期待，結果淪為單身的女性。
2007年，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中，“剩女”成為171個漢語新詞語之一。官方給“剩女”定義為：高學歷、高收入、高年齡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的大齡女青年。
在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洪理達的著作《剩女時代》中指出，自2007年起，2010年、2011年、2013年，多篇內容相同的關於“剩女”的文章被各大門戶網站和搜索引擎數次轉發。文章包括：《簡單八招從“剩女”中突圍》《有多少“剩女”值得我們同情》。
2010年，全國婦聯的一個下屬單位婚姻家庭研究會，與婚介行業委員會和百合網聯手，在全國31個省份針對三萬餘人展開調查。其針對中國人婚戀態度的官方調查報告廣為流傳，其中一條副標題名為“看看你‘剩’到了哪一級”。
在這項調查中，剩女們被分為許多等級，比如“剩鬥士”（25歲～27歲）、“必剩客”（28歲～30歲）、“齊天大剩”（35歲及以上）。超過90%的男性受訪者認為，女人應該在27歲以前結婚，否則就很難嫁出去了。
至此，“剩女”被臉譜化地塑造為這樣一種女性——挑剔導致單身，時常感到孤獨，周圍朋友帶來了同儕壓力，又揹負著不孝的枷鎖。
《現實困境與邏輯進路——基於對互聯網場域中“反剩女”話語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事實上，“剩女”話語意識形態區隔了男性和女性。它將女性物化成為供方市場中等待男人挑選的商品。男性是主宰者和拯救者，
順利被男性挑走的女性是合格品，是女人；沒被男性挑走的女性是次品，非女人。
最終，這套話語體系迫使“剩女”群體最終改變、降低自身的擇偶標準而屈從於現有的秩序。
紀錄片中，蓋琪最終結婚生子。不難看出，她的家人比她自己更期待這段婚姻，而她多少有些不甘心。
一旦她們未能遵從社會預期成為被馴服的角色，那麼她就會面臨可以預見的認同危機和身心壓力，這實際上是一種男權凝視下的懲罰機制。
正如華梅只能尷尬地離開相親角，只能接受自己姐姐的殘酷判決——沒有結婚的女人就是不正常。
而這背後真正起作用的是“符號權力”。布迪厄提出，符號權力的實現依賴於一種普遍共識，但同時，這種共識是一種誤識。正如“剩女”問題。
女性的反抗
首先，並沒有如此龐大數量的女性被“剩下來”。
此處就不討論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高達100（女） : 120（男）了，可以看一個更直觀的數字。Gavin W. Jones在2018年發佈的論文指出：
中國大陸未婚男女的比例非常低。1970年，30歲～34歲女性中只有1%處於未婚狀態，40年過去，這一比例也只達到5%左右，遠遠低於韓國（接近30%）和日本（接近35%），基本與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持平。
其次，即便我們默認高學歷、高收入、一線城市女性結婚可能性低於一般女性。那也完全是女性的自我選擇，而非被“剩下”。
騰訊“事實說”2016年的調查現實，81.2%的女性認為超過30歲結婚可以被接受，或者不論在什麼年齡結婚都可以。同時，越年輕的女性越能接受在30歲之後結婚，處於經濟水平發展越高環境中的女性，越少被“剩女”的刻板印象影響。
圖片來自騰訊事實說報告
而原因是一望而知的。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在《家庭論》中指出，一個理性經濟人結婚的目的，在於想從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
如果婚姻收益超過了單身收益，那麼人們就會選擇結婚，否則就寧願單身。
人口學家則提出了Marriage Package（婚姻包袱）的概念。特別是在東亞家庭中，婚姻總是和生孩子、養孩子、照料雙方年邁的父母緊緊捆綁在一起。
但婚姻對女性來說，意味著在家庭無償工作中的時間大幅增加，生育之後，孩子讓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增長近3倍。這讓她們無法兼顧事業，甚至在職場中成為被歧視的對象。這是一種普遍的“生育懲罰”。
圖片來自騰訊事實說報告
但女性想要靠“不婚”、“晚婚”來反抗，也並不容易。
如同福柯所說——“家庭是權力機制實施的最終場所”。
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向把父母對子女的養育視為投資，投資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子女無條件聽命服從作為回報。
“我們家裡那麼窮，砸鍋賣鐵也供你讀書！”
“我沒有兒子，只有5個女兒，被人說是絕戶。可我要證明我女兒比你兒子管用。”
“你小學、初中、高中都上了多貴的學校，我又給你買房買車，怎麼現在就一無是處？”
這幾句話被華梅和徐敏的父母掛在嘴邊。
2014年出版的《中國剩女調查》曾指出：“阻擋父母催婚的最佳屏障是受訪者與父母之間的人身距離。”
最後，華梅終於成功了。她一邊戰鬥一邊撤退。逃到了北京，又逃去了大洋彼岸的法國攻讀碩士。至此，音樂變得輕快起來。她騎著自行車，小路蜿蜒曲折。
沒有伴侶又怎麼樣呢？你看，前面還有很多新的、未知的冒險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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