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当我们想到明朝中后期，我们常常会想到皇帝昏庸无道，宦官弄权，特务横行，人民餐不果腹、苦不堪言的场景，然而事实就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吗?万历年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中国古代史来看，仅次于北宋年间。那么为何在封建社会逐渐没落的时期，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竟然还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众所周知，万历皇帝虽不为昏君，但是怠于朝政，无论是有心还是迫不得已，他最长的一次竟然罢朝28年，然而他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这种管控相对松弛的情况下，客观上给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改革提供良好条件。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的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经济，给当时的大明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角度看，明朝经济出于当时世界的首位，其经济实力位于英国之前位。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封建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资产阶级便联合起来推翻了封建政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当时明朝的经济更是强于英国，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更理应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事实上，当时仅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度又苟延残喘了几百年。至于为什么没有走上自资本主义道路，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将会在文末进行具体分析。

一、张居正改革的背景

（一）政治背景

明英宗之后，皇帝怠政，宦官弄权，操纵朝政，官风不正，宦官和锦衣卫依侍自建立起的独特职责和特权，欺压百姓甚至官吏，他们索贿受贿，却无人可以制止！许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与身家性命，不得不讨好这些牲畜，但当时官员俸禄极低，他们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贪污腐败来行贿，刹那间，

首辅之争给整个官场带来不好的影响，朝臣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官以赂计，罪以赂免，辇毂之下，贿赂公行，郡县之间，谋求无忌。”为了保证明朝各种制度、法律的执行，开国之初便建立了锦衣卫、东西两厂为代表的特务监察制度，在这种相当变态、严酷的监察制度下，皇上们做着社稷延续到千秋万载的春秋大梦，但事与愿违，厂卫制度经不起金钱的考验，官僚体系变得十分腐败，至万历年间，吏治腐败、官风不正等恶象已经相当严重。

当时，“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唯以贿是视，而治颓废”。此时，国家的行政效率甚是低下，诏令下达以后，很少认真执行，更甚者，无人审查政令。而宗室对上求亲献媚于皇帝，对下欺凌官府、鱼肉百姓，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张太岳忧国忧民，作文曰：“生民之骨血已磬，国用之广出无经，......一旦或有饥荒盗贼之事，何以应之？”国家之难日益危急，非改革可以救此朱王朝！

明朝锦衣卫无人可以制止

（二）经济背景

明朝中叶，经济上，兼并土地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富者阡陌连横百顷，轻者无立锥之地，皇帝带头掠夺地产，设置大量皇庄，官僚和士绅跟风模仿，突出表现为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权力，以投献、清讫、夺买等手段，大量抢夺土地，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明朝征税的土地从明初的八百五十万顷，到宣德以后只剩四百二十万余顷，全国纳税的土地，依据数据来看，超过半数的土地被地主私占，拒不纳税，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农民的赋税负担却有增无减，嘉靖时，有的农民只有一亩田，却要交八十亩的税；家只有一个壮一丁，却要负担一百七十个丁的徭役，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被迫四处流亡，四海为家，明朝的税源迅速减少，但开支却十倍于明初。嘉庆七年，太仓仅年入一百三十万两，而支出却达二百四十万两之多。隆庆元年，尚书马森报告：“太仓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岁支官军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岁抵算，仅足三月。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支出却高达四百万余两。

明朝中叶，有农民土地面积锐减

虽然明王朝通过卖官鬻爵和疯狂加税来敛财，但还是无法弥补财库的巨大亏空，皇室奢靡之风盛行，兴建行宫，皇帝、皇族的个人消费支出急剧增加，致使国库亏空，皇帝面临财政窘境。与此同时，为了稳固明朝的统治，国防支出也大量增加，明王朝在改革前的经济无法支持国家机器的运行，大明江山已是岌岌可危。

（三）社会背景

谈到大明朝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从国家内部与外部背景来谈起。

首先说外部环境，蒙古军队几次南犯，直逼京郊，所到之处，杀戮四起，哀嚎遍野，京师竟然三次戒严。

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尤为严重，嘉靖年间的抗倭情况可以从徐渭的诗中可以看出，岛夷岁岁理舟航，入寇三吴与浙江。分向沙洲知几道将军着处驻油墥。县尉卑官禄米微，教听黄绶着戎衣。贼中何事先寒胆？海上连年未解围。短衣随枪暮合围，寒风吹雪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冰红冷铁衣。红油画戟碧山坳，金镞无光入土消。冷雨凄风秋几度，定谁拾得话今朝。无首有身只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 旗裹金疮碎朔风，军中吮卒有吴公。更教厮养眠营灶，自向霜糟喂铁骢。总的来说，国家边疆并不稳定，时常受到外来侵略，而中国当时武备废弛，使得国家的发展环境并不稳定。

然后是内部环境，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徭役的无尺度加重，超过了民众的忍耐程度，贫者已无立锥之地，仍有重税加之，以何与之？忍无可忍，无须再忍，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以隆庆年间作例：隆庆元年，广东起义爆发，其中最大的一支是以曾一本为首的一支，时人亦称之为海盗，活动地区为闽粤两省；隆庆二年六月，曾一本进攻广州，杀掉知县刘师颜，后来转战福建；隆庆三年，陕西农民起义，第二年转战四川；隆庆六年，肇庆恩平十三村陈金莺等，与邻邑苔村三巢罗织清等以及藤洞、九径十三寨黄飞莺等，各自发动起义，互通声气；惠、潮一带，山险木深赖元爵等率众起义，各自据险结寨，连地八百余里，起义人员达到数十万。总而言之，起义已各地四起，到万历年间，明朝已经是国势衰颓，积病已久，非改革不可救之也。

嘉靖倭患

张居正对明王朝潜藏的危机可谓洞然明了。二十四岁时，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上《论时政疏》，指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五大弊病。二十年后，在《陈六事疏》中，他又向隆庆皇帝力陈“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诸事。张居正看清了王朝的病症，蓄力二十五载，终于在万历小皇帝登基之后，得以施展抱负，大展手脚。

大明江山已经快下线了，但是这时候张居正老爷子取得首辅之位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挽国民于水火之中，就让我们来看看他采取的那些经济上的举措，助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二、张居正改革的经济举措

（一）、重视水利工程建设

张居正大力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他任命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季驯督修黄河，万历七年工程，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漕船亦可直达北京。这一方面保证了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也促进了南北商业往来和人员流动，客观上也为全国范围内商品流动打下了基础，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黄河故道

（二）、丈量土地

这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经济政策，张居正看到当时国匮民穷的根本原因是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吏剥削农民。抱着“强公室，杜私门”的目的，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反对，毅然于庆历八年十一月下令各省清量土地，任命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此事，并颁行清丈条例，除补足余额外，全国土地总额大概有七百余万顷，比弘治年间的土田数还有所增加，还清出一些浮粮，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地主。这次清丈土地绝大程度上揪出地主隐瞒土地，将土地分给农民，一方面扩大了税收征收面，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充实财库；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三）赋役制度改革

庆历九年，张居正又在此基础上，把嘉靖以来在浙江、江西等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他当政期间到他逝世后，是一条鞭法最盛行的时期，也是经过长期的时间后，对这一役法的某些环节不断加以扬弃、扬长避短，使之真正造福于人民、国家。它规定

张居正一条鞭法

缴纳代役银也适应了白银流通的需要和白银流入货币更新的要求，促进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平衡了税收分摊，促进了税负公平，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税成本，征收方式上民收民解转变成官收官解，客观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这种折役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可以合理安排生产，并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为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也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打下基础。

（四）商税

张居正主张减免商税，强调农商并重，此思想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相符合，贯彻于他实行的通关市、减少织造龙袍料和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中，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张居正实实在在将明朝挽救于水火中，将明朝的寿命又延长了六十多年，使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那么他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了？

三、张居正改革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根据吴承明先生所言，资本主义萌芽需要具备三个要点，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发生过程，具有两面性和过渡性；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单独的、孤立的例子；第三，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应该具有延续性。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于棉纺织业部门。

在张居正改革以后，农业、商业、手工业均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张居正在赋役制度改革和清丈土地以后，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前提。

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长途运输。张居正改革以后，长距离运输贸易渐渐为满足民众的市场需求为目的，并逐渐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运作方式，是大规模货币积累的重要途径。在吏治方面的整治，促进了政治清明，官风刚正，商税的减免，以及张居正农商平等思想的支持，客观上优化了营商环境，减少了贪官污吏向商人索要大量

张居正改革以后，随着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国内外市场日益扩大，为手工业生产的扩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农业产量的提高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原料，一条鞭法的实施，为了缴纳银两，农民、手工业者必然把大量的农产品投入到市场之中，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也使得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雇佣劳动力，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人员基础。从外部环境来看，张居正改革时期，海禁政策比较松弛，在民间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赚取了大量白银，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收入，白银的流入适应商品交易规模扩大的需求，促进商品贸易的发展，客观上也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

清官张居正资本主义萌芽的引路人、缔造者

不可否认，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张居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算说成，张居正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引路人、缔造者也毫不为过。

然而他最多只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引路人，担负不起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任。张居正改革从其性质来看，就是为了维护大明江山的统治而采取的举措。作为封建皇帝和封建制度的忠实“走狗”，他不希望也不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封建制度的局限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从这次改革来看，在措施中也有无法超越的极限，使得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

虽然改革使得农业产量和单位面积扩大，但农业生产率低下却是无法逃离的“魔咒”，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

在封建制度下，重农抑商政策贯穿始终，这种政策它直接阻碍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官府对商业、手工业征收重税；限制人员流动从事于商业和手工业；长久以来形成的五民观念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汲汲于功名，鲜有人从事商业。 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白银大量流入，但受“官本位”等封建落后思想的影响，大量资本被用于购买官爵和田产，很少资本用于外延式扩大再生产，阻碍了小手工工场规模的扩大。

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科技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技术革新动力不足，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缺乏技术条件，就算技术革新，由于思想束缚，新技术也难用于生产之中，而仅仅被束之高阁，小手工工场很难有突破性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发展仅仅停留在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政策，工业，商业的停留

总结：

首先，通过研究古籍与古代文物，可以得知万历年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古代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中同样位于世界前列。可见张居正改革推动万历中兴此盛世的出现做出了如何的成就，真乃成功改革之一。

其次，从其本质来说，这次改革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展开的一次自救运动，缺乏对腐朽的封建制度颠覆性改革的动力与毅力，具体实行过程中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为目的，以增加国库税收为目标，从而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他的一条鞭法还被称为‘残民一条鞭’。因此，这次改革不能真正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仅仅是追求封建时期的腐朽的富强，故此次改革最多促进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绝对不会也不能允许发展资本主义，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思想观念决定的。

最后，看待一个人要全面看待，综合张居正的成就与其改革之弊端，其开创万历中兴之盛世，可谓才能卓著，笔者认为他无愧为中国古代第一改革家，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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