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農抑商的中國古代，商人被認為是最下賤的職業，故有“士農工商”的排名，然而與之相比，商人往往也是最富有的，有些商人甚至達到富可敵國的地步。從古至今哪些商人能排上“十大商人”的稱號？
Top1 商業始祖——王亥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華夏商人，商品、商業的締造者，華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閼伯的六世孫，契之後，冥之長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領。甲骨卜辭中稱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僅幫助父親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還發明瞭牛車，開始馴牛，促使農牧業迅速發展，使商部落得以強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馴馬發展生產，用牛車拉著貨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開創了華夏商業貿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
【經商之道】
“誠信”、“仁義”。在與各國的交易中，王亥堅持以誠信為本，平等交易。根據史料記載，與商國經常交往的有一個諸侯國叫葛國。葛國是個小國，社會落後，資源貧乏，老百姓所需糧食一直不足。商國一直向葛國提供糧食，平等進行各種交易。有一年葛國遭遇天災大旱，地裡莊稼顆粒無收，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國國君到商國向王亥求援，懇求商國多運送些糧食到葛國，並願意拿出比原來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換。王亥說：“您是商國的老朋友了，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斂物”。王亥除了繼續以原定的物品與葛國交換糧食外，還多提供了些糧食援助。事後，葛國國君向王亥送書一封，其中寫道：“葛國願與商國世代交好，永結同盟”。
Top2 慈善商聖——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國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實業家。後人尊稱“商聖”。曾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興越，功成身退。北上經商，居陶，號朱公。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三次經商成鉅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我國儒商之鼻祖。《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鉅萬”。經商致富具有很多經商理論，致富後，肯於幫助別人，威名遠播。堪稱“中華自古商之祖”。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業的楷模。
范蠡最後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歲，世人稱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後，族人將他葬於陶山主峰西麓（今山東省肥城市湖屯鎮幽棲寺村），後世的人們來此憑弔他，緬懷他的業績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經商之道】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薄利多銷，無敢居貴。務完物，無息幣，財幣欲具行如流水。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時勢必有盛衰，順其自然，待機而動。農商兼顧，去末取實，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擇人而任時。樂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業經營的最主要目標是“人取我予”,即滿足人們生活與生產的需求,這種需求不僅是多方面、多層次的,而且與時令、季節的關係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時機,能提供市場最需要的東西,當然就會立於不敗之地。
二、讓貨等人,“待乏貿易”。范蠡運用農業豐歉循環論，調節物資，進行“待乏貿易”，具體說，就是“夏則資皮，冬則資緆（細麻布），旱則資舟，則資車，以待乏也。”所謂待乏原則就是讓貨等人，不要讓人等貨。要準備別人所沒有的或想不到的，這樣才能在市場上佔據制高點，佔據優勢。
三、誠信經商,“不求暴利”。范蠡經商,不僅善於抓住時機，並且不追求暴利。《史記》記載,范蠡“侯時轉物,逐十一之利。”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張，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而且薄利多銷,不求暴利,細水長流,日積月累,必成大富。這是范蠡成功的秘訣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種經營。范蠡搞經濟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礎。在齊地,他從事農業和海上經營,到陶後,除了經營農產品還倡導多種經營。他曾向魯國窮士猗頓傳授致富經驗:子欲速富,應當飼養五種牲畜。他還提倡養魚,《齊民要術》記載的《養魚經》傳說就是范蠡所作。
五、注重質量,不圖僥倖。范蠡和計然提出一套“積著之理”,就是貯存貨物的原則。他說:“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重視貨物質量,資金要流通,不圖僥倖獲利。
六、埋頭苦幹,勞動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家人艱苦奮鬥。他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普通的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范蠡坦然改變身份,埋頭苦幹,勞動致富,對傳統觀念做出了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啟迪是極其深刻的。
七、盡散其財,富好行德。范蠡經商思想中最可貴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記》記載，范蠡在齊致富後，就曾“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後來經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錢又分給貧窮人和遠房兄弟，受到人們的高度讚揚。范蠡富有，憑藉的是自己的勤奮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結，沒有假冒偽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報社會，是中國有記載的最早的慈善家。
八、陶朱公商訓十二則：能識人：知人善惡，賑目不負；能用人：因財器便，任事可賴；能知機：善貯時宜，不致蝕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觀感自生；能整頓：貨物整齊，奪人心目；能敏捷：猶豫不決，到老無成；能接納：禮義相交，顧客者眾；能安業：棄舊迎新，商賈大病；能辯論：生財之道，開引其機；能辦貨：置貨不拘，獲利必多；能收帳：勤謹不怠，取討自多；能還帳：多少先後，酌中而行。
Top3 儒商鼻祖——子貢
端木賜（公元前520—456年），複姓端木，字子貢，政治家，外交家，中華儒商之祖，官至魯、衛兩國之相。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門十哲之一，春秋末期衛國黎（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傳，孔子病危時，未趕回。子貢覺得對不起老師，別人守墓三年離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經商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內儒外商，為富當仁。以仁為本，以和為貴。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從善如流，嫉惡如仇。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一、善於學習。在端木賜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經商，如何做個成功的商人，從來沒有賢人做個總結。端木賜拜孔子為師，為以後如何經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術”，他對經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義以求利”。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端木賜遵循老師的教導，在儒士的明“義”和商人的求“利”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打開了溝通的渠道。
二、善於溝通。子貢擅長語言表達與溝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說：“子貢利口巧辯，孔子常黜其辯”，連孔子也稱“賜敏賢於我”，可見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之強。如此善辯，做買賣、搞宣傳、打廣告、討價還價肯定沒問題了。跑業務全靠一張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傳好，生意也才能做好。
三、瞭解市場行情。端木賜跟著孔子周遊列國時，注意瞭解各國貨物的市場行情，為以後商業做大做強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四、重情重義，講究誠信。史書記載子貢在終身侍奉孔子的學友子路過世以後，便承擔起侍奉孔子的責任來。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貢有幸成為陪伴老師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見，他對孔子的真誠。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孔子過世三年之後，守靈的弟子們收拾行囊向子貢行揖禮道別，而子貢則回到靈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獨居守靈達三年，才依依不捨地離開。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禮，父母過世，守靈也不過三年，而子貢守孝六年，不可謂不重情重義也。他這種重情重義的精神也貫徹到經商之中，堅持“義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求價格公道，誠信為先，展示了儒商的大家風範。
五、經營有道。子貢擅長預測市場，囤積居奇，堅持人棄我取，賤買貴賣，低入高出的經營策略，加之他能精確地料定市場行情，善於掌握各地的貨物差價，及時隨著市場供需情況轉手而謀取利潤，一致富累千金，這就是子貢的“經營訣竅”。
六、儒商的精髓：信奉儒家，修升素養，事業有成，內儒外商。子貢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Top4 智慧商祖——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戰國時人，出生在東周的都城洛陽，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相，期間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黃河水患，後因魏政治腐敗，遊歷了中山國和齊國後，棄政從商。
《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財家。其師傅為鬼谷子，相傳鬼谷子得一“金書”，鬼谷子將裡面的致富之計（“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世無可抵則深隱以待時”）傳於白圭。
商場如戰場，只有隨機應變，巧用計謀，方可立於不敗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戰中，商界仍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為經典，奉“治生之祖”白圭為高人。
【經商之道】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以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樂觀時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智”、“勇”、“仁”、“強”，誠信為本。
Top5 營國鉅商——呂不韋
呂不韋（公元前292－235年），戰國末期衛國著名商人，後為秦國丞相，政治家、思想家，衛國濮陽（今河南滑縣）人。呂不韋是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呂街，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家產。《史記》中亦有明確記載：“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他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曾輔佐秦莊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國相邦十三年，其門客有三千人。
出身為商人的呂不韋，他開創了商人從政的歷史先河，甚至說他改變了中國歷史也不過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生意就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作為有史以來的最大投機家，雖然幾千年過去了，但他的一生經歷，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即使到了現代社會，他的權術、公關手段、自我炒作的廣告宣傳等做法，仍然是比較前衛的，是夢想成功的人士學習的楷模。呂不韋絕對是一個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風險投資商。
【經商之道】
敢於冒險，善於投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風險投資帶來豐厚回報；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貴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Top6 堪比財神——沈萬三
沈萬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榮，世稱萬三，出生於平江府（蘇州）長洲縣東蔡村，祖籍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浙江湖州南潯）。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
【經商之道】
勤勞：每件事都要親力親為，力不到不為財。誠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獨具慧眼。機遇：運氣。
沈萬三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時。沈萬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時期，他經商的黃金時代應該在元朝。元朝統治者，重征服，輕管理，實行“重農商、輕賦稅”的政策。所以說，當時的政策是比較寬鬆的。至於海外貿易，元朝實行比唐宋兩朝更為寬鬆的政策。在這個特定的時期，沈萬三具有敏銳的目光，他慧眼獨具，從事起商貿活動來。他的經商範圍是國內國外雙管齊下，在京杭大運河沿岸開設了許多“沈萬三商號”，獲取鉅額利潤。同時，他依靠寬鬆的海外貿易政策，帶領船隊往返於東南亞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葉、西北的藥材以及周莊的土特產鹹菜莧運到海外，同時，買回了大量的珍珠、瑪瑙、象牙、紅木，賺取了鉅額差價，迅速暴富起來。
二、地利。沈萬三的商貿成功與周莊具有很強的交通優勢密不可分。唐宋以來，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杭州一帶，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於婁江尾閭的劉家港是元、明兩代最大的漕糧運轉基地，海外諸國也把它作為很好的交易市場。周莊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連白蜆江，可到蘇州，東通吳淞江，直達太倉，所以沈家船隊可以在周莊急水江浩浩蕩蕩直達太倉劉家港。有的沿京杭大運河北上經商，有的向東南出海貿易。優越的交通使得沈萬三奔行於內地和國外各大商貿城市之間，於是，他的“聚寶盆”裡盛滿了來自各地的金銀財寶。
三、人和。多年的創業使得沈萬三擁有了一定的資本，也擁有了一個“企業集團”。他是窮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勞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創業難的道理，自然會將他的經商理念傳授給手下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良好的“企業”精神。加之，他藉助於姑蘇王張士誠的權勢，使自己在國內外的商戰之中，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Top7 第一富翁——伍秉鑑
伍秉鑑（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於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1783年，伍國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併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
【經商之道】
要有超前意識，嘗試投資新領域。多方投資，做大蛋糕。恩威並用，駕馭身邊的人。誠信，信譽是最大的財富。以質取勝，才是經商的高手。
一、“征服”貿易伙伴，廣結善緣，建立友誼。當時，行商與外商的交易雖然數額巨大，但雙方的貿易經營全憑口頭約定，從不用書面契約。1805年，外國商號按照約定運到廣州一批棉花，貨到港後發現是陳貨，行商們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鑑卻收購了這批棉花，也因此虧了1萬多元。有人因此認為他“天生性格謙恭順從”，並以習慣思維揣度他面對洋商“膽小如鼠、懦弱無能”，但事實上，伍秉鑑卻憑藉這樣的做法廣結善緣，與許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誼，而且彼此信賴——這種相互信任在無契約基礎的貿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為關鍵的。
二、誠實、親切、細心、慷慨的心態。一位欠了伍秉鑑7.2萬銀元的美國波士頓商人，因為經營不善無力償還債務，欠款在身，離家多年卻不能回國，伍秉鑑撕掉了借據，讓他放心地回國。這份“慷慨”中還讓對方感受到了他的“細心、親切”。
三、工於心機，精明大度。有記載說，他從存放在英商行號的百餘萬元期票中計算出的利息，與英商兌付時的數目不差分毫，這讓當時的外商極為驚訝——這也是雙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礎。外商們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鑑看成最可靠的貿易對手，儘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費較高，但仍樂意與他交易。因為他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資助，恩威並施，注重駕馭籠絡。伍秉鑑在外國人眼中仍然充滿人格魅力，“在誠實和博愛方面享有無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商業夥伴。當時與廣州貿易往來的重要客戶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庫款交給伍秉鑑經營，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還向伍家借貸。伍秉鑑在擁有足夠財力後，很注重駕馭籠絡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鑑擔任英國公司羽紗銷售代理人，他將利潤按比例分給全體行商。直到十三行沒落，他一直擔當行商領袖，即十三行公行的總商。
Top8 商業巨族——喬致庸
喬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山西祁縣）人，喬家第三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
【經商之道】
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譽徠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國有句古訓：“商道即人道”。在喬致庸看來，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經商之道排列為“講義為先，守信次之，而後方為取利”。這種經營思想在具體做法上的表現就是：寬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幫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與”，不虧夥計。
二、誠信行天下。商場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計謀和策略的運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誠信和品質更為重要。企業的聲譽是一種無形資產，良好的聲譽可以給企業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縱觀喬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無一不和兩個字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那就是“誠信”。從商貿到金融，喬家實現“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縱橫天下的商業誠信。喬家開辦之初就宣稱“以勤儉誠信為本”，“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喬致庸以此做為經營理念，當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時，喬致庸寧願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損失，也要無償退貨換貨，毀銷假貨，以挽回商譽。
三、注重品牌管理。喬致庸販茶的過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圖，在武夷山的茶磚上印下了大德興的標記，在恰克圖的貨物上印下了復字號的標誌，這讓茶民和牧民們記住了喬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記住了喬家的產品。喬致庸疏通茶路的過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過程。大德興茶票莊最終能夠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戰略願景上，喬致庸提出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宏願；在品牌的識別上，喬致庸在茶磚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價值上，喬致庸表現了“服務天下”的承諾；在品牌延伸上，喬致庸把絲茶生意品牌轉移到了票號生意上，等等，這些舉措都是現代品牌管理的先進理念。
四、知人善用。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馬荀，並讓其做上覆字號大掌櫃；懲辦通順號胡麻油事件，果斷的辭退了違反店規招聘夥計任用私人的通順店掌櫃顧天順；看中賣花生米的孫茂才，高薪聘任為“市場總監”，幫助喬家擺脫危機，並最終穩住了喬家的產業；閻維藩，本是平遙蔚字號福州分莊的經理，給一個下級官吏支墊白銀十萬兩幫其升遷，結果此人升為漢口將軍，其膽識為同行所稱道。後因與總號有左，辭職還鄉，消息傳至喬家，喬致庸慧眼識人，派兒子從半路接到喬家，待以上賓之禮，聘任閻維藩為大德恆票號總經理。等等。這些事例無不體現了喬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賢，用人所長，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親屬不善於經營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業文化。喬致庸的格言“貨通天下、匯通天下”可以看成是喬家企業文化中的願景；而“服務天下、為國為民”正是喬家企業文化當中的使命；“以義治利，誠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長存”則是喬家企業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除了這些文化理念外，喬家還制定了嚴格制度規範來保證企業文化的落地。喬致庸自接手家業之後便立下了嚴格的家規，例如：學徒四年以上出師，願在本店當夥計者，一律頂一釐身股，此後按勞績逐年增加；分號和總號各自獨立經營，獨自核算，自負盈虧；再如喬家所有員工，包括東家本人必須戒五毒，戒懶、戒驕、戒貪，等等。如此這般，一共頒佈了二十條店規。其中的壓軸條款更創下了商規中的典範——任何時候不得與任何相與商家爭做霸盤。
六、官商結合，對人脈的經營投資。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藉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Top9 紅頂商人——胡雪巖
胡雪巖（1823-1885年），清代紅頂商人，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商界名人，幼名順官，字雪巖，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錢莊”做跑街，後因擅自借錢給官兵被開除後在湖州買賣糧食為生，後在杭州設銀號，又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並開辦了胡慶餘堂中藥店，留傳至今。
【經商之道】
五字商訓：天、地、人、神、鬼。天為先天之智，是經商之本；地為後天修為，靠誠信立身；人為仁義，懂取捨，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神為勇強，遇事果敢，敢闖敢幹；鬼為心機，手法活絡，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胡雪巖的成功，在於其獨樹一幟並自成體系的經商之道，可以歸結為“信、義、勇、勢、人”五個字。
Top10 一代錢王——王熾
王熾(1836～1903年),字興齋，漢族，彌勒縣虹溪人。青年時鬥毆殺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資本主義在西方已興起，生活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國商品經濟萌動的態勢，投巨資於剛興起的銀行票據匯兌行業，以昆明“同慶豐”錢莊為龍頭，在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及香港、越南、馬來西亞設立分行，數年經營，成為滇中富商。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紅頂商人”，晚清名臣李鴻章曾稱其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經商之道】
重德重義，以德經商，對“商道”有著獨到的領悟：“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 經營上不固步自封，善於借鑑世界先進經驗，為強國奮爭。
一、以德為根，以質為本。王熾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晚清時代，官場混亂，商場更是複雜，官商勾結、商匪串通一氣。要想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人做事，十分困難。能夠在商場中真正的老老實實做生意，已經是實在不容易了，想把生意做大就更困難了。但是，王熾不管面臨什麼困難和壓力，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以德為根，以質為本。”的為商價值觀，最後，他不僅在商場站穩了腳跟，而且還把生意越做越紅火，使他自己在中國商業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絕對質量。他對自己貨品質量絕對負責，對客戶“誠實忠誠”。他的理念是做生意當然要賺錢，但是決對不賺昧著良心的錢。以德為本。王熾深刻理解古語所講的：“善人者，人亦善之”，“愛人者，人亦愛之”，“潔身者友談，忠厚者路寬”的道理。他在當時混亂的商場中始終堅持著這樣的原則：“讓利於顧客的事情幹，讓利於合作者的事情幹，讓利於工友和股東的事幹，有利於社會的事情幹；損人利己的事情不幹，擾民的事情不幹，惡性競爭的事不幹。在待人上，對工友之事盡力去辦，時刻把自己處於員工之中，對員工以誠對待，無微不至的關懷。
二、以財聚才，以才取財。王熾之所以能夠建立如此巨大的事業，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注意廣結善緣，廣結關係網，廣交天下朋友，從而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自然廣博天下財。作為商人，王熾是深知“以欲從人”之秒計，他招攬人才的手腕，除了以誠相待、信則不凝、用之不拘一格之外，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財聚才，以才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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