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認為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安史之亂前，唐朝稱霸世界，處於開元盛世，當時的唐朝國力強盛，版圖廣袤，如日中天，是亞洲的文明中心所在，

在公元755年的12月，安祿山發動了安史之亂，這次戰爭使得盛唐成為了歷史。盛唐因此轉衰，戰爭讓當時的人口減少了六成以上，由7000多萬人在戰亂後，下降到1600多萬人。因安史之亂，讓唐朝在中亞和中亞的伊斯蘭化逐漸消退，陷入了藩鎮割據的境地，河北一帶胡化，脫離唐朝的控制，河北三鎮，獨立成國。直到六百年後的明朝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才再次將這片土地收回漢人王朝。

對於安史之亂，歷史上許多人將源頭直指唐玄宗和楊貴妃，雖然作為一國之君，無法逃避責任，但是安史之亂誠然是無法避免的，那麼，安祿山在當時看到了什麼，敢在唐朝最鼎盛時期造反，還能順利“稱帝”？

第一、安祿山看到了唐朝的民族對待不平等

唐朝在從隋朝接手之後，版圖上形成了北方地區以鮮卑為主，南方地區以漢人為主的民族分化構格局。少數民族主要聚居渤海之濱，西域諸國，漠北草原，秦淮一一帶。這讓唐朝的中央政府，逐漸加強對邊疆領域的控制和防守，開元十年，唐玄宗設立了十個兵鎮，九個節度使，經略使進行管理邊疆。節度使好比於分封制下的藩王，掌管著管轄領地的軍事、行政、財政、賦稅、人口、土地等方面。節度使的設置無異於可以看作是中央集權制度的一種倒退。

根據文獻《資治通鑑》中記載：“文翽剛愎，契丹飢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唐朝長期對歸化的番人和內地居民，採取不一樣的治理手段，對其他少數民族的認同感不高。歸化的番人因為能帶來貿易、技術和軍事，而受到了當時朝廷的重視和寬厚，內遷的民族卻被作為，奴隸看待，作為純粹的“生產資料”，受到嚴格管控。在唐朝的政治視角上看，對待這樣的人民，可以利用和殺害。

安祿山本身也受到了皇族的侮辱。

公元751年，安祿山在唐王朝的宮殿中，被貴妃當作小孩洗三（嬰兒出生後第三日，要舉行沐浴儀式），脫光在宮中游園，這時的安祿山已經接近五十歲，供眾人取笑消遣。文獻《安祿山事蹟》中記載“後三曰，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彩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雲：「貴妃與祿山作三曰洗兒，洗了又繃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其出入。”安祿山作為當時少數民族在唐朝為官的精英，被當時的皇帝和貴妃不尊重。

唐朝的統治一邊為了減少邊境戰爭，加強控制少數民族，讓少數民族的部落內遷，另一邊又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體恤，沒有有效的管理，讓少數民族內遷後過著十分悽苦的生活。

第二、安祿山看到了政治上的腐敗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後期，揮金如土，耽於享樂，怠於朝政,寵愛貴妃，寵信奸佞小人（李林甫和楊國忠）,造成了政治腐敗怠於朝政。讓當時的朝廷逐漸腐敗，楊國忠任宰相時，對邊境少數民族地區出兵，多次攻打了南詔，加重了人民的賦稅負擔，消耗了巨大國力，李林甫則禍害忠良，混亂朝綱。唐朝的腐敗情況也讓安祿山堅定了想要叛變的決心。

第三、安祿山看到了叛亂的可能性

唐玄宗時期的邊鎮異族勢力已經十分強大，已然構成了威脅，但因唐玄宗一味想要開疆拓土，將當時的大量軍力，佈局於邊疆之中，人數多達50萬人，而統治核心區域的軍力較為薄弱，僅僅8萬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讓安祿山看到了叛亂的可能性，要調遣軍隊從邊疆回來，不能及時趕赴戰場，形成延誤，一旦發生戰亂，中央地區無力自保，外重內輕的局面也讓邊鎮勢力對中央政府相對看輕。遂讓安祿山在公元756年正月，僭越稱帝，國號大燕，年號叫聖武。

綜上，可以說安祿山的叛亂，實則為必然現象，就算安祿山不亂，其他人也會亂，是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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