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國際法學家、法學教育家、中國國際組織法學開拓者和奠基人、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梁西先生，於2020年2月26日22時30分在武漢逝世，享年96歲。
武漢大學珞珈山北三區的家屬樓，是梁西人生最後三十年生活的地方。進入晚年，他不帶學生、不講學、不宣傳，就在這裡讀書、看報、修訂著作，清清淡淡的。
學習國際法的人對梁西的名字並不陌生，他創設了國際組織法這門全新的課程，《國際法》《梁著國際組織法》等著作是不少高校的教材。但對於大多數人，這是一個鮮見於公眾視野的名字。
後輩們說他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可敬不可學”。“他的為人大家都特別敬佩，但學不到、學不來。”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黃志雄說，尤其放在當下這個時代，在年輕的人看來，或許覺得有些格格不入。
二月末，武大校園已有早櫻盛開，梁西在早春的夜晚，於家中安詳地走完自己一生。
“一個浪漫的人”
早些年講課時，梁西總是笑盈盈的樣子，經常伴著手勢。“思想像流水一樣，能夠形成一股洪流，有一種什麼？”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勢頭”二字，“一瀉千里～”，操著湖南口音，手從右到左劃一道，揮灑自如。
與教學的熱情形成反差的是，日常生活中，梁西更願“躲進”自己的世界。
打小和梁西先生一家住在北京大學蔚秀園106院的粟牧回憶道，“梁伯伯是那種特別淡雅的人，跟別人交往都是淡淡的，但內在裡有一種和藹感。我父母和梁伯伯家都是兩湖地區的，所以兩家走得近些，也似乎有更多於鄰居的招呼和交往。”
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粟牧回想起來，一個個鏡頭還在眼前。 “印象中他會有時喊我去吃點家釀的小菜，在那個年代的滋味無以言表。”尤其記憶深刻的是，“小時候美好的天文知識和神話傳說似乎都來自於梁伯伯的講述。”當時的蔚秀園，抬頭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孩子們常會搬著小板凳坐在院子裡，梁伯伯就會教大家認識牛郎織女星。”
上世紀70年代，北大周邊算是近郊，現在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周邊那時候是一片一片的麥田，夏天傍晚，暑氣剛散，“梁伯伯、劉阿姨（梁西夫人劉文敏）、梁雲（梁西女兒）還有我，沿著細細長長的土路，去麥田邊玩。”“有時候吃完飯還下著雨，我們四個人撐著傘去未名湖走一走。”
“一個浪漫的人”，這是粟牧眼裡梁老的形象，她總覺得這種浪漫主義也對自己的世界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實那時候大家都很清貧，梁伯伯家這種清清淡淡的生活特別舒服，我當時還是小孩，但喜歡跟他們在一起。”
在高校裡連最小的官都沒做過
1983年，梁西應母校邀請離開北大重回武大任教，和106院的人沒了聯繫。長大後，粟牧才知道，原來梁伯伯學問做得那麼好，那麼有名。
但即便是學問做得出色，梁西連“高校裡最小的官都沒做過”。
“高校裡最小的官就是院系教研室的主任，之前在北大、武大都希望他承擔一些行政的工作，他都拒絕了。”黃志雄說，“他不是不願意去做行政工作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只是他的性格使然，更願意以其他的方式來發揮作用。”
後輩眼中，他是一位純粹的書生，“為自己的心而活”。“他的學生有時開玩笑稱他‘可敬不可學’。他的為人大家都特別敬佩，但學不到、學不來。”黃志雄說。
尤其是放在現在這個時代，倒是有些格格不入了。
2019年3月，梁西去武大的中南醫院看病，醫生要求必須住院，但醫院床位緊張，他就在走廊上住了一個星期。
黃志雄告訴記者，其實他跟院裡說一聲，是完全可以也應該幫他解決的，但他不願意去麻煩別人。
在高校耕耘近70年，他直接指導的碩博士研究生中，有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聯合國首席軍事觀察員、中國駐外國大使、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但梁西從不會以此為自己尋找便利。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粟牧和母親在北大未名湖散步，意外地又見到了梁西夫婦。“我心裡一直惦記著他們，覺得天上的星星還是他教我的。那天特別偶然，看到梁伯伯劉阿姨在湖邊坐著。”
耄耋之年的夫婦，依舊是多年前樸素的樣子，顫顫巍巍地相互攙扶著。“我媽媽說請兩位吃飯，梁伯伯拒絕了。後來梁伯伯說，我的學生太多了，要來這車接車送都無所謂的，但我們就想享受自己的平靜。”
“他總是不願去驚擾別人。”
“要給別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一生只做教書先生，在梁西眼中，教師應該具有高度的責任感，要把課講好，不能“誤人子弟”。
生前接受採訪談到當老師，“我特別關心的是怎樣才能引起學生們對我講課的興趣，以及對我的信任與尊重。教師如果得不到學生的尊重，講課的效果肯定好不了。”
他願意在講課上下大功夫。備課上，他有套時間準則。一般地說，老教師或講老課：備課與講課的最低比例應為5:1，上一個小時的課，要用5個小時去準備；新教師或講新課：備課與講課的最低比例則是10:1。
“他常說沒有充分準備就絕對不上講臺。”黃志雄說。在北大創設“國際組織法”這門新課程時，梁西先後準備了七年，查閱、翻譯和整理了一百多萬字的資料。
“要給別人一碗水的話，你至少要有一桶水。”梁西的學生、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楊澤偉如此形容。
為了獲得最好的講課效果，上課的內容梁西都是反覆地修改，“自己再三推敲，他夫人和學生提意見，改完以後還會反覆演練，在家裡對著鏡子去講，用錄音機把自己講的內容錄下來再回放。”
早些年，梁西還會去空教室演練，為了增強現場感，還把夫人請去做學生。講課過程中哪一點沒有說清楚？從學生的角度來聽哪個地方還不過癮？請夫人提意見。
黃志雄2002年博士畢業留校任教，梁西去他的課堂聽課。“他不告訴我什麼時候聽，有一天就隨機地、悄悄地坐在我的課堂裡，講課結束後，他從講課的語速、板書、與學生的互動，提出意見來，但以鼓勵為主。”
對後輩的求教“來者不拒”
上世紀90年代末，自己的學生開始帶博士研究生，梁西便主動退出教學一線，為後來人讓路。
“當時研究生院還想請他繼續帶學生，安排了名額，梁老給研究生院寫了信，退出招生。”楊澤偉向記者回憶。
進入晚年，經歷的人生風雨橫跨了世紀，為中美關係史上意義重大的“L. W. Cameron駕駛美機侵入中國領空”案擔任被告律師也好，為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恢復合法席位的初期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也好……都存進了歷史的盒子。
法學院想要給他拍紀錄片，他擺擺手拒絕掉。學院解釋說，拍紀錄片是保存學院歷史、是給學院做貢獻時，他才同意。
從教學崗位退下來後，梁西完全變成了珞珈山一個普通的老頭，身體狀況還好的時候，打打門球，散散步，更多的時候在北三區家屬樓4層80平米的房子裡，看書、讀報、修訂著作。
“他的學生，還有我們這些年輕老師，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的時候也會去找他，他還幫我們指點迷津、修改論文。”黃志雄還記得，很多年前拿著自己的文章向梁西請教時，他會用方格信紙寫下一版又一版的修改意見。
晚年的時候，因為年輕時的損耗，梁西的視力每況愈下，閱讀要靠放大鏡。“但對於我們的求教，他都是來者不拒的。”
治學的嚴謹習慣也一直保留著。2010年，楊澤偉受梁西委託，協助修訂《國際組織法》，梁西特地把自己蒐集的有關國際組織法的資料，文章，報紙上零碎的報道，放在檔案袋，整理了幾個大袋子專門給了楊澤偉。
去年，《梁西論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五講》出版，楊澤偉告訴記者，梁西自己反覆看了四遍，從頭到尾字斟句酌地看，反反覆覆地修改。編輯提出問題，他還會私下跟楊澤偉講，“這個編輯提的意見很好，我們之前都沒發現。”這本書也成了梁西的封筆之作。
96歲，梁西生前已經“隨時做好了走的準備”。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學生們還是覺得突然。
梁西去世後，法學院黨委副書記謝雅維在教師微信群裡說了一句話，“當晚輩學到前輩們的精神並努力傳承下去的時候，先生們就永生了。”
新京報記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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