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4日，閻崇年出生在山東蓬萊的解宋營一戶漁民家庭，閻崇年在這個半漁半農的村子一直生活到15歲。
談起童年，他還有很清楚的印象。那時他隨著家裡務農，也隨著漁民出海，體會過烈日炎炎的辛苦，也見過波濤洶湧的危險場面。這些經歷，對他後來的人生道路影響很大。也正是在村裡，閻崇年開始上學讀書，也初次接觸到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滿學。
閻崇年自1955年從北京市第六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回族歷史學家白壽彝教授。“老師主張歷史不要光是在書齋裡研究，要把歷史還給群眾，要用歷史知識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主張既要對歷史進行學術研究，又要注重對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
閻崇年對歷史的研究十分痴迷，為此還曾遭受過磨難。他曾在一所學校工作，有人說他走“白專”道路，是“右傾”，於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間，他被下放到地處居庸關的北京南口農場，進行思想改造。逆境中閻崇年仍然不忘偷看歷史書籍。一次他被找去談話。領導問：“你為什麼到農場？”他說：“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你為什麼看線裝書？”他說：“我學清史啊。”
”這位領導較為開明，沒再批評他，只是讓他注意群眾影響，並安排他值夜班的工作，使他能有更多的時間讀書。回想那段往事，閻崇年幽默地說：“改造成紅專就好了，可一直沒改造好，才寫出《努爾哈赤傳》、《正說清朝十二帝》、《袁崇煥傳》等幾十部著作來。”
書看得越多，閻崇年處事就越加地沉穩。“文革”期間，他既不參加“保皇派”、也不參加“造反派”，稱自己是“逍遙派”。“文革”10年他沒捱過鬥，也沒被抄過家，比較幸運，正好抓緊時間看書。他說：“若加上下放3年，讀書就讀了10多年。所以‘文革’這10年，從某種意義說我是‘得益者’。”
敬畏歷史 “我們應當對歷史感到敬畏：為什麼要“敬”？因為吸取前人經驗會得到寶貴的智慧；為什麼要“畏”？因為重蹈前人錯誤要受到歷史的懲罰。應當敬畏歷史，既不要忘卻歷史的恥辱，更不要抹去歷史的輝煌。”
學術足跡 閻崇年回憶說：“我在中學時開始喜歡歷史，從高中畢業後我就開始學歷史，到現在已經五十多年了。我的中學是北京市第六中學，是當時全市最好的中學之一。考試時，我的歷史成績非常好。我的數理化成績也很好，考過班上與全年級的第一。大學歷史課學完後，就要選擇某段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最初選擇的是先秦的歷史。
當時，我二十多歲，去找一位我很崇拜的老先生，給他看我寫的文章。老先生說好，鼓勵我。他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說你最好不要研究先秦史，研究先秦史的優勢在西安，陝西的考古發現與文獻的第一手資料在那裡。你在北京，從地理區位的優勢上講，你最好研究清朝歷史，北京是清朝歷史的重地。我覺得老人家講得非常有道理。從1962年開始，我就開始研究清朝歷史，一直沒有動搖過。”
從2004年3月走上《百家講壇》，閻崇年已經漸漸成為一個公眾人物。有人評價其大器晚成，到了70歲才盛名在外。但閻崇年卻認為，成功是一個過程，沒有終點。
“其實我到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之前，同行都知道我。世界上從事清史和滿學研究的同行，也都知道我。但是走向廣大的觀眾，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我卻還是第一次。”閻崇年指出，一個專家學者，首先必須要同行認可才行，其次，才要廣大群眾的認可。“一個人得到兩個認可是很難的。純學者的話，有同行認可就可以了。能夠走向廣大群眾，再得到他們的認可，當然就更好了。”
在求學路上屢獲助學金幫助的閻崇年，更是把回報民眾作為學者的職責之一。“一個學者有多種責任，第一種責任叫做學術責任。主要是與同行交流，推動學術交流。但學者還應有別的責任，就是把所學的知識，來自人民的，還要還給人民。我學習和研究清史有50年了，我想把我學的東西儘可能地回報給社會，回報給民眾。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學者應該有的責任。
閻崇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他的《努爾哈赤傳》獲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獎、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古都北京》獲中國文化部最佳圖書獎、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國際最佳圖書榮譽獎。 《正說清朝十二帝》獲選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 在《出版人》雜誌和新浪網聯合主辦的“2004年中國書業年度評選”中被授予最佳年度傳記紀實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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