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我的军旅生涯

季庭彪文

（一） 再见了，故乡！

1964年12月25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一早，左邻右里，亲朋好友来到我家为我送行。他们有的送钱、有的送食品，小小行旅袋被塞得满满的。特别是叔嫂瞿惠芳当我临走时还为我送来了刚炒好的花生米和十几个热腾腾的熟鸡蛋，千叮万嘱，依依不舍，边说边掉下了泪水……

海岛的乡村特别的寒冷，那天西北风呼啸，天寒地冻的郊野更是冷得穿心刺骨。我穿上了姐姐为我编结的红色绒线衣（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上绒线衣）在“发小”沈福昌和王惠良的陪同下去生产大队办事处集合。

1964年12月22日（我的《兵役登记表》）

我们生产大队共有八位应征青年，他们是：季庭彪、季学信、朱尚超、史元明、俞志超、瞿连昌、陆兵、顾昌囡，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欢送仪式十分简单，只是由团支部选派的几位女青年向八位应征青年戴上了大红花。我是大队团支部委员，团支书蔡志菊和团支委黄雅英.张振贤及16岁的女青年徐娥向我赠送了由她们亲自签名题词的日记本和照片。

徐娥，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两条长辫子已拖到腰间。别看她年纪轻轻，却在公社文工团里唱沪剧已小有名气，她唱的一曲“新嫂嫂”似乎是家喻户晓，人也长得漂亮。她虽然比我小两岁，但她确实比我成熟老练，她大胆地立在我身边反复叮嘱我到了部队一定要给她写信，并关照把信寄到她家附近的“徐才狗小店”。

1963年8月24日（我的〈入团志愿书〉）

出发了。大队干部一声令下，八位应征青年在乐队和大队干部的陪伴下，踩着浓浓的霜花在坚硬的机耕路上一路前行，向公社所在地庙镇进发。乐队是生产大队雇来的，一路吹打一路行，这是农村的最高待遇，只有在重大的喜庆日子才有。

一路上，福昌与我谈得最多就是也要像我那样去当兵。“走吧，还是去当兵！”农村实才太苦了，福昌下了决心。而惠良是独子，家境也好，看来他去当兵是不可能了。

到了庙镇，接兵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了。接兵官大多是中尉，也有上尉和少尉的。庙镇广场汇集了两个公社的80位应征青年，几个乐队不停地吹奏着“我是一个兵”和“真是乐死人”乐曲，场面十分壮观。各大队清点人数后，按接兵官的安排分坐在两辆大客车上。

我坐在窗口，含着泪花的眼睛，望望窗外已分不清方向，也看不清人影，朦朦胧胧地只见叔兄炳郎在擦泪水。“保重呀，再见！”无数双手在摇动，乐队的声音越来越响。

“向应征青年学习，向应征青年致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少先队员的口号声与乐队的乐曲声交叉着。

马上要和亲人分别了，此时最让我牵挂的是我的母亲，当初我还以为她因身体不好没有来送，其实母亲早已赶来躲在不远处默默地在哭，为的是不让我看到她，免得太伤心。后来还知道，我走后母亲一连哭了好几天。

汽车引擎已经发动，我拼命地爬在窗口把头伸在窗外，大声地对着比我小四岁的弟弟说：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顾好母亲，照顾好两个妹妹（两个双胞胎妹妹只有10岁）。不知怎么的，喊着喊着我的鼻子一下子酸酸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一粒粒地掉下来……

汽车启动了，阵阵喇叭声把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走了，母亲怎么办？两个妹妹怎么办？家里的自留田有谁来种？这时候我才懂得了什么叫眷恋。

1963年12月22日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此时我才想到这是去当兵，这一走我还能回来吗？当兵要打仗，打仗要死人的，想到此，我真的有的怕了。

然而一切都显得无可奈何，我只是面对家乡方向，默默地发誓：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用实际行动报效故乡，报效父母，报效兄弟姐妹。

满载应征青年的汽车一路颠簸，我咬紧牙关，强打精神，从心底里呼唤着：再见了，故乡！再见了，故乡亲人！

（待续）

注：我的原名是季廷彪，其中“廷”字是朝廷的“廷”，后在退役时被文书误写为家庭的“庭”，继而一直沿用至今。

季庭彪，男，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曾任央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支部生活》通讯员。曾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过二百多篇新闻、通讯、散文。现已退休，定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