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激情燃燒的歲月

——記我的軍旅生涯

季庭彪文

（一） 再見了，故鄉！

1964年12月25日是我一生難忘的日子。那天一早，左鄰右里，親朋好友來到我家為我送行。他們有的送錢、有的送食品，小小行旅袋被塞得滿滿的。特別是叔嫂瞿惠芳當我臨走時還為我送來了剛炒好的花生米和十幾個熱騰騰的熟雞蛋，千叮萬囑，依依不捨，邊說邊掉下了淚水……

海島的鄉村特別的寒冷，那天西北風呼嘯，天寒地凍的郊野更是冷得穿心刺骨。我穿上了姐姐為我編結的紅色絨線衣（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穿上絨線衣）在“發小”沈福昌和王惠良的陪同下去生產大隊辦事處集合。

1964年12月22日（我的《兵役登記表》）

我們生產大隊共有八位應徵青年，他們是：季庭彪、季學信、朱尚超、史元明、俞志超、瞿連昌、陸兵、顧昌囡，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歡送儀式十分簡單，只是由團支部選派的幾位女青年向八位應徵青年戴上了大紅花。我是大隊團支部委員，團支書蔡志菊和團支委黃雅英.張振賢及16歲的女青年徐娥向我贈送了由她們親自簽名題詞的日記本和照片。

徐娥，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兩條長辮子已拖到腰間。別看她年紀輕輕，卻在公社文工團裡唱滬劇已小有名氣，她唱的一曲“新嫂嫂”似乎是家喻戶曉，人也長得漂亮。她雖然比我小兩歲，但她確實比我成熟老練，她大膽地立在我身邊反覆叮囑我到了部隊一定要給她寫信，並關照把信寄到她家附近的“徐才狗小店”。

1963年8月24日（我的〈入團志願書〉）

出發了。大隊幹部一聲令下，八位應徵青年在樂隊和大隊幹部的陪伴下，踩著濃濃的霜花在堅硬的機耕路上一路前行，向公社所在地廟鎮進發。樂隊是生產大隊僱來的，一路吹打一路行，這是農村的最高待遇，只有在重大的喜慶日子才有。

一路上，福昌與我談得最多就是也要像我那樣去當兵。“走吧，還是去當兵！”農村實才太苦了，福昌下了決心。而惠良是獨子，家境也好，看來他去當兵是不可能了。

到了廟鎮，接兵車早已等候在那裡了。接兵官大多是中尉，也有上尉和少尉的。廟鎮廣場彙集了兩個公社的80位應徵青年，幾個樂隊不停地吹奏著“我是一個兵”和“真是樂死人”樂曲，場面十分壯觀。各大隊清點人數後，按接兵官的安排分坐在兩輛大客車上。

我坐在窗口，含著淚花的眼睛，望望窗外已分不清方向，也看不清人影，朦朦朧朧地只見叔兄炳郎在擦淚水。“保重呀，再見！”無數雙手在搖動，樂隊的聲音越來越響。

“嚮應徵青年學習，嚮應徵青年致敬！”“一人參軍全家光榮！”少先隊員的口號聲與樂隊的樂曲聲交叉著。

馬上要和親人分別了，此時最讓我牽掛的是我的母親，當初我還以為她因身體不好沒有來送，其實母親早已趕來躲在不遠處默默地在哭，為的是不讓我看到她，免得太傷心。後來還知道，我走後母親一連哭了好幾天。

汽車引擎已經發動，我拼命地爬在窗口把頭伸在窗外，大聲地對著比我小四歲的弟弟說：我走後，你一定要照顧好母親，照顧好兩個妹妹（兩個雙胞胎妹妹只有10歲）。不知怎麼的，喊著喊著我的鼻子一下子酸酸的，淚水像斷線的珍珠一粒粒地掉下來……

汽車啟動了，陣陣喇叭聲把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了。我走了，母親怎麼辦？兩個妹妹怎麼辦？家裡的自留田有誰來種？這時候我才懂得了什麼叫眷戀。

1963年12月22日我被批准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

此時我才想到這是去當兵，這一走我還能回來嗎？當兵要打仗，打仗要死人的，想到此，我真的有的怕了。

然而一切都顯得無可奈何，我只是面對家鄉方向，默默地發誓：到了部隊一定要好好幹，用實際行動報效故鄉，報效父母，報效兄弟姐妹。

滿載應徵青年的汽車一路顛簸，我咬緊牙關，強打精神，從心底裡呼喚著：再見了，故鄉！再見了，故鄉親人！

（待續）

注：我的原名是季廷彪，其中“廷”字是朝廷的“廷”，後在退役時被文書誤寫為家庭的“庭”，繼而一直沿用至今。

季庭彪，男，中共黨員，復員軍人。曾任央企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支部生活》通訊員。曾在上海各大報刊發表過二百多篇新聞、通訊、散文。現已退休，定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