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游乎緇帷之要，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莊子·漁父》
坐落在泗水旁的曲阜孔廟中的杏壇，也許是中國最為動人的景緻。它是無盡頭的路，延續並日益寬廣著中國歷史的命脈；它是火光熊熊的熔爐，鍛造、拓展著天下教師與學生的智慧與情感；它是永不涸竭的源頭，潺潺地，洇溼了越來越多的人的心靈，並使這種潮溼，氤氳成河流、湖泊、江海。
我們已經無從確切地知曉孔子在中國設立第一座杏壇的初衷，但《論語》開篇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是向我們透露出了孔子與眾多學子在教與學中所經歷的無比的歡樂嗎?
我想，那時的杏壇，肯定很小。在孔子簡陋的家裡，或在泗水邊的林中，師徒席地而坐。“禮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的傳授與探討便會自由自在地開始或結束。 在貧寒中奮發而起的孔子，在中國開闢出一種最為重要的事業：教育。整體處於失學狀態的中國“庶民”，首次有了上學的機會；曾經荒蕪的靈魂，有了生機盎然的棲息與成長的家園；冷酷而血腥的中國歷史，也開始生長出人性的、溫暖的情致。
【杏壇】
孔子之前，中國該有著2500多年的文明進化史吧?他之後，轉眼又是2500多年。
他所築起的那座杏壇，聳立在這5000年中間，燭前照後，熠熠生輝。“貧且賤”的孔子要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說人話，做人事，為中國的百姓遺下接受教育、自掌命運的火種。
一個，兩個，七十個，三千個。在那“學在官府”的年代，孔子在這個築於民間的杏壇之上．教育出三千有用之才，是一個震古爍今的奇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了孔子對學生子夏的囑咐：“
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怎樣才算是“君子儒”?“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只有鍛造起獨立的人格，用充滿理想、積極獻身的人生態度和堅持真理、敢於發出自己聲音的心胸與膽量，去完美自已，改造世界，才是真正的“君子儒”。這就是杏壇非同尋常的意義與價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論語·子罕》)，這些既是孔子對學生們的教導，也是一位知識分子，對一切不可一世的當權者吶喊出的獨立宣言。杏壇，令世代知識分子有了與專制統治者分庭抗禮的底氣與力量。
孔子有著山嶽般的不容動搖的原則。這個原則便是以仁愛之心施仁愛之政。孔子在55歲時辭去司寇的高位離開魯國，在列國一流浪就是14年。朽敗的魯國國君，無道的篡權者季氏，豈能代表祖國?他走得十分決絕。
在這14年的流浪生涯裡，孔子與其說是在謀取行道的高位，向各國推銷自己的主張，毋寧說是在用另一種方式打造自己的杏壇——以飽嘗苦難挫折的方式，以實踐的方式，以親歷無道天下的方式，去教導、培養自己的學生。那輛吱吱嘎嘎總也不能安頓的牛車，不就是座流動的杏壇嗎?
想想孔子師徒被困於陳蔡之間的野地裡的七天七夜吧。沒有糧食，沒有水，一些學生病倒了。就在學生們迷惘、徘徊、甚至產生了不滿的時候，孔子帶領他們深入研討，然後說：“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史記·孔子世家》)
細細想來，這座杏壇也是孔子的自我解放呢。
他從這裡掂出了自己重如泰山的人生價值，也從這裡獲得了自己生命裡最長久也最真實的自由與歡樂。當他苦惱，當他失意，當他不容於天下的時候，這座杏壇和聚在杏壇周圍的學生，不是讓他獲得了無窮無盡的前行的力量。不是讓他收穫了發自靈魂深處的再生一樣的喜悅嗎?有了這種快樂，有了這種自由，有了這種解放，孔子真正強大起來，心胸與眼界拓展得更加遼闊高遠。困頓、磨難，還有那惡劣的環境和卑劣的國君，都已無足輕重。於是，孔子乘坐的牛車吱吱嘎嘎、信心十足地在中國大地上巡遊開來。
正是藉助這座杏壇，我才看清了那個溫良恭儉讓的孔子，其實是一個意氣風發的智者，“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士。即使“累累若喪家之狗”，也保持著樂觀與幽默。在那戰爭頻仍、弱肉強食的時代，孔子與他的杏壇堅定地發出和平與仁愛的聲音。他向著一個時代，向著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國君，固執地說著“不!”他不僅自己說，還立起杏壇，培養出一批批的學生一起說。他教導自己的學生以“舉一反三”的創造精神去學習，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去拯救無道的天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獻身精神去追求真理，以“當仁，不讓於師”的悲憫精神去溫暖這個世態炎涼的人間。這唯一的反調，真正開啟了其後百家爭鳴的熱鬧場面。我們不是應當感謝為中國立起了第一座杏壇的孔子嗎?
閱讀更多 曲阜三孔景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