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在《易經雜說》一書中所說：一種是“有其理無其事”的現象，那是我們的經驗還不夠，科學的實驗還沒有出現；一種是“有其事無其理”的，那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也就是說，宇宙間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這樣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們的智慧不夠、經驗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無論如何奧妙的事物，當我們的智慧夠了，瞭解它以後，就變成為平凡，最平凡而且非常簡單。
《易經》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的，可是卻有一項永遠不變的東西存在，就是能變出來萬象的那個東西是不變的，那是永恆存在的。因此，從易經的角度來觀察宇宙，可知任何一個現象，一定有它的理，同時每個現象，又一定有它的數。因此，象、數、理是能夠彼此印證存在的。
人處在世界上，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不停地在變，只要發生了變，便包涵了它的理、象、數。人的智慧如果懂了事物的理、象、數，就會知道這事物的變，每個現象，到了一定的數，一定會變，為什麼會變，有它的道理，完全明白了這些，就萬事通達了。
我們今天的學習，過於的照本宣科，將祖先的科學理解，象、數、理之間的關係、粗糲的判定為封建迷信，而奉西方的教科書為亙古不變的真理——這種亙古不變，恰恰是最根深蒂固的迷信。
正如《論語》中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雖然公叔文子在當時名氣很大，影響力也很大。公明賈對他的評價也很高——公叔文子講話能把握時間、要領，不講廢話，恰到好處，而他高興了、痛快了就笑，笑得還恰到好處，所以時時處處都恰到好處。但夫子在此問題上的看法，當是有所保留，而原因，想必也是根據象、數、理的相互關聯以及“變”在其中的作用，所顯露出的蛛絲馬跡，因此對公明賈的定論持保留意見。
再說醫學，當代的中醫基本上很少看《黃帝內經》了，是不是古人的東西就是落後、愚昧的？這個似乎也要“其然，豈其然乎？”醫學，首先是身心性命之學，沒有道德修養的人是不能做醫生的，但是今天每進到一家醫院，醫生就輸液、照片子做全面檢查的似乎比比皆是。
而在古代，一切的聖人，東方的西方的，道家的儒家的，都至少是醫生。
印度，社會等級十分分明，所以釋迦牟尼有“眾生平等”的思想。西方的基督教，耶穌看到西方人個人主義思想比較重，所以提出了“博愛”的思想。所以聖人那些思想都是根據民眾的實際情況開出的藥方。中醫治病的方法一砭、二針、三灸、四湯藥。最好的藥來自人的自身，“上藥三品，精與氣神”。在佛家，分別對應“識、意、心”。方法上，佛家是養神煉氣修精，到家是修心煉性，儒家是澄心養性。
所以雖然說法上不同、方式方法各異，但最為看重的還是根本的那個因——世人分別心太重還頑固僵硬，若不採取區別對待的方法，恐怕到頭來還是醫身不醫心，頑疾不除，遲早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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