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16年2月15日，漢學家魏希德在推特上發佈信息稱，著名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逝世。
正如陳兼教授所說，“孔飛力教授是美國及西方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為人們所公認的一位大家”。“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獲得過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並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叫魂》是孔飛力最主要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通過研究叫魂這一“盛世妖術”，孔飛力不僅如何解析專制了原動力，也解析了中國人的人性。以下為本書序言節選：
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歷史問題值得更為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包括：政府如何對待“離經叛道者”（即那些生活方式和信仰同官方認可的常規不同的人們）；專制權力如何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而最高統治者又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
這些問題在所有社會中（包括我自己所生活的社會中）均普遍存在。但是，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當我讀到乾隆時期的這些文獻時，仍然受到了特別的感染。這是因為，這些文獻也揭示了近現代中國歷史中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本書完成於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但那時我並不知道以後的情況會如何發展。我所關心的問題涉及到的是更為廣闊的近現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與六十年代的歷史。
每個社會都以自己的方式對政治權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沒有哪個社會願意長期容忍不受限制的專權。在清代，普通民眾對於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們在官方的濫用權力面前，也幾乎得不到任何保護。然而，歷史也表明，皇帝與官僚專制在實施威權時還是受到了某種限制的。在今天的中國，對威權同樣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形式的限制。在我看來，在這些限制因素繼續發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經驗將對之產生巨大的影響。
回溯歷史，流言曾經造成嚴重的國家級事件。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頂峰，這年春天，江南發生了幾起“叫魂”案。
江西小縣德清，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寫在紙上請一個木匠用木樁打入水底而企圖置仇家於死命。一些流浪漢偷剪別人的髮梢或衣角，即做魘勝之用。這引起了鄉民的恐慌，石匠、乞丐、遊方僧等高度懷疑對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扭打至死。
流言和恐慌傳播的速度極快。6月，“叫魂”謠言已經越出長江擴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漢陽府。至初秋蔓延到華北，再向西行進，於10月在陝西境內出現。在半年時間裡，“叫魂”這個幽靈就盤桓在了大半個中國。
這個既無實際傷害，又無政治企圖的流言，卻觸發了君主弘曆的敏感神經，他一口咬定妖術背後存在政治風險，並一手策動了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3個月來，軍機大臣們忠實地推動了對妖術的清剿。可是他們沮喪地發現，最後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屑細節，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官僚集團開始懷疑妖黨是否存在，軍機處的介入，使得真相大白：“所謂的‘叫魂’妖術只是產生於無知又滋長於嫉恨的一個幽靈⋯⋯至此，本書故事中最初出現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終於都如釋重負地退出了歷史的記錄。”
故事講完了，深思不能就此打住。美國漢學家孔飛力調度著卷帙浩繁的奏摺、上諭、史料，條分縷析，織錦般還原了歷史事件，並得出信息掌控與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結論。這就是其口碑極高的著作《叫魂—— 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上海三聯書店
副標題: 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原作名: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譯者: 陳兼 / 劉昶
出版年: 2012-5
頁數: 368
定價: 38.00元
裝幀: 平裝
叢書: 孔飛力著作集
ISBN: 9787108037909
內容簡介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中在中國的千年帝制時代，清高宗弘曆可謂是空前絕後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達到登峰造極的時候，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從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這股妖風衝擊到了半個中國，百姓為之人心惶惶，官員為之疲於奔命，皇帝為之寢食不寧。在講述叫魂故事的過程中，《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重在討論這背後的歷史意蘊。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孔飛力（英文名：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生於英國倫敦，1964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費正清1977年從哈佛大學榮休後，孔飛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學轉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本書（1990）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外他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970）、《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國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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