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这天是1949年4月19日，南京尚未解放。
南京三汊河南街有一座花园，名唤“大胜园”，占地面积不算大，修建得却很精致。进去一座篱门，篱门内是清一色的鹅卵石砌成的甬道，一路朱红色的栏杆，两旁绿柳掩映。鹅卵石甬道走到尽头，方是一人多高的红色砖墙，墙内耸立着一幢三层楼房。
这座花园住宅的主人姚瀛是青帮人士，占着个“悟”字号辈分，与上海滩赫赫有名杜月笙是同门师兄弟。不过，他在杜月笙还没扬名立腕儿时就已经回到南京家乡打拼其“事业”了，跟杜月笙也就见过几面，谈不上交情。即便如此，杜月笙的迅速崛起在无形中也给了姚瀛很大的助力，江湖上的人只要听说他乃是上海杜先生的同门师兄弟立马让其三分。这样，姚瀛在1930年前就完成了他的江湖奠基工程，“大胜园”就是那年他跟南京老派江湖名人“独臂大亨”朱符宜争夺长江码头时赢得的战果，这次争斗姚瀛大莸全胜，所以，他就把原名“守思园”的这座花园住宅易名为“大胜园”。
之后，姚瀛的帮伙顺风顺水，运作得甚好。不过风水轮流转，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他的师兄弟杜月笙明了形势，租界待不下去干脆远走香港避祸，然后辗转前往陪都重庆，照样吃得开、兜得转。姚瀛没有杜月笙的眼光，在这方面，他跟抗战前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有些相似，以为从此便是东洋人的天下了，于是就投进了鬼子的怀抱。不过鬼子也并不是你愿意效力就给你个高官的，同样要“量才录用”。姚瀛被鬼子“量”下来，觉得似无多大才干，手下不过百十个帮会成员，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脱离他了，于是就给他了个伪“运输行业公会”副会长。副会长一共五个，姚瀛排最后。姚瀛觉得无趣，也就不去“运输行业公会”办事，只管经营那个抢来的码头。过了几年，换了一茬儿鬼子来管事，对姚瀛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一道命令就把他的伪职给免了，顺便把他那个码头也收掉军管了。姚瀛见势不妙，从此便不敢抛头露面，缩在“大胜园”里低调做寓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清肃汉奸，姚瀛担任副会长之事也遭到了清算，被“军统”给逮了进去，关押于老虎桥监狱。姚瀛买通了一个看守，给杜月笙写了一封求援信。杜月笙还记得这个同门师兄弟，便在戴笠去上海时跟戴说了一下。于是，姚瀛在花费了百两黄金后，得了个“虽任伪职，并未实际附逆，准予宽大”的判决，不过属于“缓刑”性质——画地为牢，三年为期。这样，姚瀛就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大胜园”，整整三年没敢出门一步。三年后“缓刑”结束，有去了趟上簿当面感谢杜月笙，至于戴笠，这时坟头的草已经长得蛮高了，人去茶凉，姚瀛干脆连纸钱也没给烧。
其时，姚瀛如果想东山再起，那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的小女儿姚孝儿嫁给了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的一个少校。少校名叫计捷榜，军衔不高，手里却握有实权，他也对老丈人说过，您老如若要把当初被日本人夺去的码头要回来，女婿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抗战胜利时那个码头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政府收回，当年姚瀛的手下败将“独臂大亨”朱符宜不知买通了哪个官员，竟然以“原主”的名义从政府手里拿了回来。姚瀛如果要争一下，不是没有希望，可是他对江湖生涯已经厌倦，早就断了争王称霸的念头，于是就谢绝了女婿的好意。可是，已经算得上低调的姚瀛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生命行程竟在1949年江南的一个春夜里猝然画上了句号！
这天晚上，天空乌云密布，由于这里紧挨着长江，空气中有很重的潮湿气息。此时，长江对岸已经驻扎着人民解放军，正秣马厉兵准备突破氏江天险解放石头城。大军压境，南京城虽未戒严，但一到夜晚人们还是选择待在家里，早早熄灯歇息。已经惯于低调做人的姚瀛也不例外，傍晚六点晚餐，七点打太极拳，八点收听广播，然后睡觉。
这时，“大胜园”里住的人员已经大大减少。之前，姚瀛受日本人冷遇龟缩在家以及抗战胜利后画地为牢时，有七个心腹弟子入园随侍，护卫安全。后来，姚孝儿与“保密局”少校计捷榜结婚，计键榜以及两个警卫也住进了花园。这年春节后，随着“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计捷榜奉命调赴台湾，姚孝儿以及警卫自然跟随前往。女儿女婿走后，姚瀛审时度势，本着低调再低调的原则，给陪伴了他十几个年头的七个弟子每人发了十二两黄金，让他们离开“大胜园”，免得共产党军队打过来后惹上麻烦。七个弟子离开后，“大胜园”就只剩下姚瀛老两口和佣人、花匠、门卫等共七人了。
危险，就是在这如墨的夜色中来临的。午夜时分，一条黑影攀越“大胜园”的后墙，穿过草坪，直奔姚瀛居住的那幢三层洋楼……
次日清晨，宿于三楼卧室的姚妻王桂芬起床后，下楼经过姚瀛所住的二楼房间时，发现房门没像平时那样开着——平时姚瀛黎明即起，坐禅、散步、喝茶——便觉不对头，推开房门，一股血腥味儿扑面而来。定睛一看，姚瀛仰面朝天躺在床上，胸口扎着一把匕首，直没至柄！
报警后，警察姗姗而至。那时，国民党警察局的刑警出警前往类似姚瀛这样的殷实人家勘查现场，是有收取钱钞的潜规则的。当下，闻讯速速赶来的姚家大女儿和女婿先忙着打点。刑警拿到大洋后，方才开始勘查。最后，认定姚瀛死于凶杀，至于凶手是谁，那得侦查之后再说。
这起命案侦破了没有呢？解放军这时已经饮马长江，国民党政权覆灭在即，警察局哪有心思搞侦查？所以，一直到南京解放，姚瀛命案的调查还是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待到中共方面接管旧警察局后，由于忙着整治一片混乱的社会治安以及对付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旧案一律暂时封存，姚瀛命案也就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一、悬梁的酱菜园老板
四个余月很快就过去了。1949年9月2日，南京市玄武区汉府街发生了一起命案。这起命案最初被认为是自杀，还是家属请来给死者擦身穿殓衣的人发现了疑点。家属报告了警方，法医鉴定后确认系他杀。
死者名叫宋逊荣，四十六岁，系“达诚酱园”老板。“达诚酱园”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早在1850年就在宋逊荣的太爷爷宋鼎光手里开张了。中间经历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战初期日军的大屠杀等近代史上著名的战乱，这字号竟然进能保存下来，而且连地方也没动过，实属不易，除了运气好之外，想来宋家一代代人的处世之道非同一般。上几代人的经历已经说不清楚，宋逊荣的情况倒还明晰：从“政历”方面来说，宋老板是“一贯道”成员；从社会关系来看，他是三教九流无一不交，江湖上小有名气，人称“路路通”；即使在日伪时期，他不但照样做生意，而且还时不时被请去跟鬼子搞个聚餐什么的。可是，聚餐归聚餐，伪政权的官宋老板却是不肯当的，汪伪政府因为他跟日本人处得很熟，请其在“商会”、“行业公会”、“维持会”担任要职，被他一一回绝。因此，宋逊荣就没有像姚瀛那样在抗战胜利后让“军统”惦记上。
可是，南京解放后，这个“路路通”却难以继续通行下去了——市军管会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布告，责令凡是历史上参加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日伪党政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人，不管是否担任过职务，一律前往公安机关登记。宋逊荣去公安局登记了。登记过后，人家让他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于是，他继续做他的酱园老板。之后不久，人民政府开始有所动作，先是把南京解放前夕已由地下党调查过的重大反革命分了收捕，然后又把一些被人民群众举报查实的家伙请进局子。宋逊荣也被警方列入了抓捕名单，作为“一贯道”骨干分子于当年7月中旬被逮捕。
宋逊荣的被捕，对于其亲属、亲朋好友和邻居、同业老板等等来说，皆在意料之中。政府打击反动食道门，像宋老板这样的“一贯道”骨干不抓抓谁呢？宋逊荣被逮捕后不到一个月，南京就接二连三召开公审大会，数以百计的反革命分子、恶霸、还乡团头目、反动会道门骨干被处决。于是，“达诚酱园”所在的汉府街一带纷纷传言说看来宋老板过不了中秋节了。1949年的中秋节是10月6日，坊间传言的时候是8月下旬。这些话传到宋逊荣家人的耳朵里，自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倒是酱园账房刘先生提醒老板娘，政府会不会下手．可以试探下。怎么试探呢？给宋老板送东西，多送些，人家收了，就说明还打算送老板上路；反之，就可能不妙了。
酱园老板娘宋王氏采纳了刘先生的建议准备了许多东西，甚军有冬天穿的棉袍子、棉鞋，雇了一辆三轮车送往分局看守所。看守所方面接待她的民警态度倒还好，说话比较和气，不过说出的话对于宋王氏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些东两，你都拿回去吧。”
宋王氏回去跟刘先生一说，后者叹气道：”看来宋老板情况不妙了。”
于是宋王氏就叫来了娘家兄弟，让他们去棺材店铺给宋老板物色一口“好材”（旧时江南民间忌讳“棺材”一词，以“材”简称）。娘家兄弟四处奔走，跑了七八家棺材铺子，还没选定，8月30日晚六时许，一辆三轮车驶至“达诚酱园”门前车上下来个五短身材的男子，竟是宋老板宋逊荣！
宋逊荣怎么被释放的呢？这还得归功于他那“路路通”的名声——
宋逊荣折进局子后，公安人员鉴于其在江湖上的名气，以及在“一贯道”内的职务，想当然地认为这家伙属于罪行严重的一类，以当时区一级政府就可以判处死刑的执法标准，都认为这个酱园老板的最后结局在无期徒刑到死刑之间。可是一过堂却发现，宋逊荣似乎属于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中的另类：虽有“一贯道”内的高级职位，却从未在这个职位上做过实事儿，属于挂名虚职，虽在“一贯道”内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名气很响，却没有发现他利用这个职位犯下过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罪行。如此，宋逊荣的命保住了，但若想免除刑事处罚那肯定是白日做梦。
哪知，接下来的情况还真如白日做梦一般。那天，分局副局长周勇根下来巡察看守所。周是中共地下党出身，曾以挑着酱菜担子沿街叫卖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的酱菜就是从“达诚酱园”进的货。宋逊荣的经营方式是“抓大放小”：大客户的价格、付款方式咬紧牙关寸步不让。“达诚酱园”的产品是按照祖传秘方、工艺制造的，销路很好，对方若是不依宋老板的，可以另外选择进货渠道，可是别家的货未必对得上已经吃惯了“达诚”酱菜的众多主顾的口味，因此大客户也就认了。而对那些小摊贩，宋逊荣却是很宽松的，你来进货没钱想赊一下，行！赊到约定的付款日子还想延期，也行！周勇根以前经常享受这种仅针对小摊贩的优惠方式，所以对宋老板印象很好。现在，老周下来巡察，意外看到宋逊荣已经成为囚徒，不禁吃了一惊。遂让看守所所长把宋逊荣开出去谈话，宋老板自然请求老周“帮帮忙”。周勇根说共产党办事是不允许掺杂私人情谊的，否则我前脚把你放出去了，后脚我自己恐怕就进来坐牢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指点一条路。据我估测，你以前结交的那么些朋友里肯定有中共地下党，而且，你也肯定帮他们做过事，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现在，你可以一回忆一下，把这些情况提供给政府，只要查实了，宽大处理不是没有可能的。
宋逊荣经过这番指点，马上开始回忆自己以前为其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但从他们请他帮忙的事情来估测，凡是跟当时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规定的禁止事项似有违背的，都有可能是在为地下党提供帮助。于是，就向看守所提出要写材料。看守所所长已经听周勇根说了情况，自是提供方便，把宋逊荣开出监房安排在外面一个房间里专门写材料。宋逊荣一共写了七天，写好后请看守所所长交给周勇根。周勇根安排人员对此进行调查，究竟落实了哪些情况没有人对宋逊荣说过，可是，8月30日下午三点，看守所所长亲自把宋逊荣开了出去，让他在释放证明书上签名。然后，就有看守员把他当初关进看守所时搜去的钱包、钥匙等物还给他。
宋逊荣出来看守所，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车马行人，只觉得恍若隔世。总算定下神来，摸摸口袋里发还的钱钞，便先去“浴德池”泡澡去去晦气，再去成贤街“享德酒馆”吃了一餐，这才回家。
“达诚酱园”和当时所有的酱园一样，都是集营业店面、加工作坊、家居住宅于一处的格局。宋逊荣的突然返回，使酱园的伙计和全家人都极为高兴。账房刘先生提议摆酒压惊，见宋逊荣没有意见，便着手安排。当然，宋逊荣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9月2日，“达诚酱园”停业一天，宋逊荣的家眷、店里的伙计以及亲朋好友都参加了宴席。宴席设十八桌，吃午、晚两餐，请的是南京城有名的专门操办红白宴席的“鸿德厨行”的厨子。当晚，宋逊荣喝了不少白酒，据酱园伙计估计，应该不少于一斤半。不过，像宋逊荣这样开酱园的老板，因为自幼就喝酱园自酿的各种酒，酒量早已练大了，一斤半白酒是放不倒宋老板的。后来警方调查时，在场所有人都记得，当晚宴席结束送客时，宋老板思维清晰、说话流利、举止得当，除了脸色通红外，并无其他异常。
宋逊荣送走客人后，又向“鸿德厨行”前来操办宴席的厨子、伙计表示感谢，让账房刘先生取来准备好的红包，亲自给每人分发，再三道谢。分发过红包后，刘先生让少东家夫妇陪着宋老板回内宅休息，说这里剩下的事儿他会安排大家做的。于是宋逊荣和儿子、儿媳返回内宅，刘先生和十几个伙计收拾残席。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生离死别的一幕，次日上午大家再看到宋逊荣时，老板已经是一具僵硬的尸体了。‘
旧时的酱园其实就是一家制作兼带出售酒醋酱油和酱菜的小型工厂，所以面积都很大。“达诚酱园”是三进的格局：外面临街的第一进是店堂；穿过店堂进入大院，便是第二进了，第二进是整个酱园中占地面积最大的，除了用来晾晒制作酱菜的各类原料外，还用于堆囤大批酿酒的坛子、醋缸、酱油缸，作坊、库房和员工宿舍也在这里；第三进是内宅，其面积与通常小康之家的住宅相差无几。宋逊荣夫妇的卧室在内宅院子的东厢房，分为里外两间，西厢房则兼带书房、账房功能。宋逊荣的尸体，就悬挂在东厢房外间屋的屋梁上。
据老板娘宋王氏回忆，她作为女主人，这两天和刘先生以及厨子商量菜谱、安排席位什么的，已经有点儿累了，当天又为接待来宾忙得够呛，晚餐时还被亲友劝了好几杯酒，酒宴结束返回内宅后已经非常疲乏，就进东厢房里间卧室去睡了。她进卧室时，丈夫正坐在外间屋的桌前，一边喝茶，一边看当天的报纸。每天看报是宋老板多年养成的习惯，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汪伪的《维新时报》，一直看到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南京日报》。他被捕期间，酱园订阅的报纸宋王氏都好好保存着，于是释放回家后又多了翻阅过期旧报一项活动。宋王氏进去时对丈夫说：“我先睡了，你忙了一天也累了，早点儿睡。”当时宋逊荣回答：“嗯，我看完这几份报纸就睡。”
宋王氏实在太累了，倒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微明，看看枕头旁给丈夫准备的那条毛巾毯还叠得整整齐齐，不禁一愣：难道丈夫一夜没睡，还在看报？她起身一看，外间屋确实有灯光从门缝透过来，于是下床推开房门，就看见了悬在屋梁上的尸体！
那个时候，每个城市都时不时发生上吊、投河、服毒自尽之类的事儿，民间对此已习以为常，有的也就不去报告公安局了；而公安呢，通常不报也就不报了，只要注销户口时死者家属拿得出居委会（最初是从民国时延续下来的“保”）出具的证明就可以。通常只有在家属或者其他人对死因有疑问，向派出所、公安局反映后，警方才会派员前往查看。现在，对于宋逊荣的“上吊自杀”也是这样。最初，无论是宋逊荣的家属还是酱园的店员以及邻居，都认为他是被释放后，自觉没脸见人，于是以设宴请客作为告别仪式，接着就自杀了。宋王氏等一干家属已经六神无主，还是账房刘先生想得周到，说应该向派出所报告一下的，于是就派人去汉府街派出所报告。
派出所民警小黄听了报告，问是否有遗书，那伙计答称“不清楚”。小黄就向所长老包汇报了此事。包所长对之前宋逊荣为何被捕是清楚的，还是他上报的材料，但对于分局怎么把这个原本不死也得判重刑的酱园老板宽大到直接释放就不清楚了，而分局在放人之后也没有向派出所这边交代过什么。以他的经验，只有两种情况才可以对宋逊荣实施这种超级宽大处理：一是立功；二是暂时释放出来做“倒钩”的。立功应该否定，因为如果宋逊荣历史上有立功行为，应该在逮捕伊始就提出来；如果是现行立功行为，比如揭发检举，那么分局在释放他前就应该通知派出所注意保护此人的安全。这样，就只有后一种可能：做“倒钩”。
包所长想到这里，认为应该去酱园查看一下。通常安排“倒钩”。是会向派出所交代的，可是上级没有交代，说明宋逊荣这个“倒钩”的保密级别还挺高的。他现在死了，所以派出所有必要去查看一下。于是，包所长就叫上小黄前往酱园。
宋逊荣的尸体已经从屋梁上解下来了，放在一扇门板上，那根要他命的绳索还在一旁放着。包、黄两人都是从部队转业的，在华东公安部举办的公安业务速成培训班培训了一个月就分配下来了，因此对于勘查命案现场还比较生疏，比如眼前的宋逊荣之死，也就只能对尸体外观情况作一番观察。由于是初秋时节，南京晚上的气温还在二十七八摄氏度左右，宋逊荣穿着短裤、背心，一眼就可以看出全身大部分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没有伤痕，颈部的马蹄形索沟印痕明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逊荣系上吊自杀。这一点，还可以从翻倒在地的那个木凳表面所遗留的拖鞋鞋印得到佐证。
包所长问刘先生宋逊荣上吊用的绳子是从哪里来的。刘先生说这绳子应该是酱园用于晾晒酱菜用的，前面院子里堆着很多呢。包、黄两人闻了闻，上面有一股酱菜气味，再到前画院子去看了看，果然堆放着许多相同的绳子。至此，现场勘查结束，结论是上吊自杀。至于宋逊荣为什么要自杀，因为没留遗书，所以很难说得确凿。但是其家属、伙计和邻居大多是这个看法：被政府逮捕后感到无脸做人，遂一死了之。
二、凶手和茶杯
本来，这件事也就结束了，可是，当包所长、小黄离开后，酱园请来替死者擦拭身子穿殓衣的那个蒋老头儿却发现了疑点。
六十四岁的蒋老头儿名叫蒋骏，是南京第一批警察中的一个。那时还是清朝，朝廷组建巡警部，各地组建对应的巡警局，蒋骏当时报考巡警被录用。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警察改为民国警察，蒋骏被留用。后来蒋介石奠都南京，南京市警察局改组为“首都警察厅”，蒋骏仍是普通警察，不过已经由巡警转岗干了三年多刑警了。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蒋骏被流弹所伤成了瘸子，为谋生计，就做了街头小贩。小贩的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生活开支，想打零工，年纪偏大又瘸着一条腿，于是就另外物色了一项临时营生——专替死者擦身穿衣，挣点儿零钱贴补家用。
蒋老头儿有这段经历，他能够发现宋逊荣的死有疑点也就不奇怪了。蒋老头儿为死者擦身换衣时，尸体并未出现异常迹象。直到他把活儿做完，洗了手，换了衣服，拿了工钱和一包卤菜、一瓶酒（死者家属按例不留饭，而是给一份食物、一瓶酒）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盖在死者脸部的黄裱纸上有血迹，就想换纸。上吊自尽者在死后口鼻是会渗血的，这时蒋老头儿尚未有什么疑问。可是，他揭开遮脸的黄裱纸，却发现死者的耳朵、眼睛都有渗血的迹象。于是，刑警出身的蒋老头儿就隐隐觉得宋老板似乎死得不明不白了。
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玄武分局副局长周勇根。老周是1936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从地下交通员干到交通站长，1944年身份暴露撤往根据地，成为新四军的情报人员。解放战争时期，他负伤隐蔽于山东农村整整两年，1948年重新归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仕途受了影响，干了十多年革命工作只给安排了个分局副局长兼侦讯科长。不过，当时南京各区公安分局侦讯科主管政保、刑侦、预审条线，所以侦讯科长的职权是比较大的。
宋逊荣被宽大释放后，周勇根寻思这个酱园老板交往的朋友中既然有中共地下党，那肯定也有国民党特务，想从他那里查摸线索，于是就来拜访。哪知，还没进门就看到酱园门口挂着黑纱白布，一问，宋老板竟然上吊自杀了。老周入内时，蒋老头儿刚刚给死者擦拭掉血污，正对着手里的黄裱纸发愣。老周见状心里一动，便开口询问。蒋老头儿是见过老周的，南京解放伊始他按照军管会布告的规定去分局登记自己的旧警察身份，接待人正是老周。老周已经记不得他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此刻两人之间的交流。蒋老头儿把情况说了说，顺便提到自己是警察出身。老周自是重视，当即下令封锁灵堂，所有人不准进出。然后，写了一张条子派人急送派出所。
片刻，派出所包所长带着三个民警匆匆赶到，向周副局长报告说已经按照条子上的内容给分局去了电话。刚说完，分局刑警也赶到了。
现场勘查的结果，发现少了一个茶杯——就是昨晚宋逊荣阅读报纸时端着喝茶的那个杯子。据死者妻子宋王氏回忆，她发现丈夫悬梁时还看见那个茶杯好好地放在桌上的，旁边还有几份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这是宋逊荣的习惯，看过的报纸都折叠齐整，保存至少一年方才处理掉。至于指纹、脚印之类的痕迹，则因许多人进进出出，早已无法辨别了。
这时，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老法医翟永度带着助手小金赶到了。法医就在灵堂里对宋逊荣的尸体作了解剖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宋逊荣是在服下某种能够快速致人昏迷的毒药后，被人用绳索套上脖颈，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直接的致命原因，确实是窒息而亡；从死者胃内残存的食物推断，其被害时间应在9月2日夜间十时至十二时之间；至于毒药是否会致命，需要对血液进行检验后才台旨知道。
专案组随即成立，一共抽调了四名侦查员（其中两人是出现场的刑警），连同亲任组长的周勇根一共五人。还没坐下来开始进行案情分析，分局秘书室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被举报的对象就是刚被法医认定为他杀的“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这封信随即送到了专案组长老周手里。
举报信的内容有二：一是宋逊荣在1941年秋，接受日本侵华部队华东日军总部的委托，在日军派来的一名食品技术专家的指导下，为日军秘密研制固体酱油、固体酱汤，用于日军野战部队食用。此系汉奸罪行，但抗战胜利后未曾受到追究；二是“达诚酱园”的伙计中，曾有一个名叫郭富的“军统”特务，此人在酱园待了三年多，南京解放前夕不知去向，据称是受宋逊荣的资助逃离南京的。此系包庇反革命分子罪。几个侦查员传阅了这封举报信，按照老周的意思先放在一旁，结合下面将进行的案情分析一并讨论。案情分析会首先对宋逊荣的被害情形予以还原——
昨晚，死者之妻宋王氏在九点半左右进里屋歇息后，宋逊荣在外间灯下喝茶看报。在随后两个半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点，有客——就是凶手——来访。这个客人应该跟宋逊荣熟识，因为外间屋并未出现过异样声响把宋王氏惊醒。因为熟识，主人就给来人沏茶，估计就在转身的当儿，来人在宋老板的茶杯里下了毒。然后，两人喝茶、谈话，宋逊身很快昏迷。接着，来人用从第二进院落里获取的麻绳勒住宋逊荣的颈部，扯上屋梁，使之窒息而亡。之后，用死者的拖鞋在凳子上留下了脚印，又把凳子翻倒于地，伪装上吊自尽。
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宋王氏所说的情形有诈。宋逊荣所喝的茶是她泡的，她在泡茶时把毒药投入杯中，待丈夫喝了茶昏迷后，开门让事先潜伏于室外的凶手入内，或由凶手下手，或足与其合力，将宋逊荣杀害并伪装了上吊自尽的现场。
宋逊荣身高一米六八，体重六十二公斤，即使处于毫无反抗意识的昏迷状态中，以一人之力也难以伪造这样一个上吊自杀的现场，至少要两人合力才做得到。因此，不管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凶手都不会少于两人。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一凶手是怎样进入现场即酱园第三进宅院的。
第一种可能是在宋家的酒宴结束后悄然潜入。“达诚酱园”大门朝南，前面是大街，右侧、后面是一条连通的小巷，左侧是“大福典当”，酱园与典当行各砌有围墙，典当行的围墙又高又厚，俗称“风火墙”，是很难攀越的。宋家居住的宅院与外界有前后两个通道，从酱园大门进入店堂，穿过店堂进入第二进——大院，再踩着大院中间那条青石铺就的甬道来到第三进——内宅。内宅大门内是一个小院，迎门是客厅，两侧是厢房，东厢房是宋逊荣夫妇的卧室，西厢房是宋逊荣用于存放账册、书籍的书房。客厅后面的几间房则是两个儿子以及第三代的卧室，东西朝向，中间有天井。天井北面尽头有一道一米多宽的小门，那就是酱园的后门了。后门装着司必灵锁，宋逊荣以及儿子三家都有钥匙，以供早晚进出方便，不必从前面店堂穿过，惊动了尚在那里睡觉的伙计。
这种建筑格局，凶手若想进入内宅，不能走前门，因为店堂里每天有两名轮值的伙计在那里睡觉。那么就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走后门，二是攀越右侧围墙进入大院，再攀越内宅院墙。
之前勘查现场时，侦查员已经检查过院墙，院墙上攀满了爬山虎，顶部还镶着玻璃、钢钉，这种障碍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之后必定留下痕迹；而勘查之下未发现有人攀越过的痕迹，所以应当排除攀墙而入的可能。那么凶手是不是撬开后门或者用钥匙打开后门进入的呢？勘查现场时排除了撬门的可能，至于是不是使用了钥匙，这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后门里侧墙边有个狗窝，养着一条宋老板从日军那里要来的狼狗，非常凶猛，且训练有素，因此，外人即使掌握了钥匙，也没法让狼狗配合不叫不扑咬。
第二种可能是，凶手是受主人之邀前来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中的一个，他在晚宴后藏匿于酱园内．待客人散去后再去叩开内宅门，随便找个借口接近宋逊荣，趁宋不备向其茶杯里投毒。如果是这样，对于受邀参加庆贺酒宴的来宾情况就需要进行调查。
第三种可能是，凶手是酱园的伙计，原本就住在酱园里，那就不存在如何进入的问题了，更不必攀越内宅的院墙，只要轻轻叩门，宋逊荣自会放其（可能是两人）进入。不过，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伙计跟老板肯定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否则老板是不可能为其沏茶的。在这些伙计里，和老板关系最近的要数账房刘先生，可刘先生年迈体弱，走路快一些都气喘吁吁，应当不具备作案能力。当然，所谓的给来人沏茶不过是侦查员一厢情愿的推理，往宋逊荣的茶杯里下毒不一定非得利用他给来人沏茶的机会，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转移宋逊荣的注意力。如果进入现场的是两个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更容易了。不管怎么说，对酱园内部人员也需要逐一调查。
第四种可能是，凶手就是宋逊荣的家属——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是未成年人，可以排除）。他们不存在进入现场的问题，如果勾结外来凶手作案，进入现场也颇方便，他们都有后门钥匙，而且可以控制住狼狗不其让发作。因此，需要对死者家属逐个进行调查。
最后，专案组就讨论到了那封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议来议去，觉得光从信里所说的情况来看，一时难以判断跟本案有无关联，于是决定在对上述诸点进行调查时捎带着查一下举报信所述的内容是否属实。之后，就对上述需要调查的几个方面作了分工，专案组全体出动着手进行调查。
次日晚上，专案组在分局碰头，汇总各人的调查情况——
侦查员迟宝平负责调查死者家属有无作案时间、9月2日晚上曾听见过什么动静以及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据死者的儿子、儿媳说，宋王氏平时不喝酒，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偶尔喝一点儿黄酒，每次喝后都是脸红耳赤、心跳如鼓，什么事情电做不了，回到卧室倒头就睡，任凭什么声响也难惊醒她。9月2日这天，因为是庆贺丈夫摆脱牢狱之灾，她特别高兴，多喝了几杯，可想而知睡得极为酣熟。宋逊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宋志豪是银行职员，其妻萧梅系私营医院的护士，两人育有子女各一；小儿子宋志雄长扛客运轮船上的大副，其妻柳美荷系幼儿园老师，结婚六年尚未生育。9月2日晚上，萧梅在医院值夜班，宋志豪在家，他也为应酬喝了不少酒，酒宴结束返回屋里就躺下睡着了，一宿酣睡，次日清晨还是被母亲的哭声惊醒的。宋志雄跑的是南京到重庆的航线，一个航次休息半月，这次是8月27日离开南京的，直至此刻也未曾返回。而小儿媳柳美荷因为幼儿回刚开学，忙碌了一天，回家后又跟着婆婆忙里忙外接待一班亲友，也是疲乏至极，一觉唾到天明，连婆婆的哭声也没听见，还是宋志豪让侄女敲门叫醒她的。
至于后门钥匙的使用情况，宋王氏、宋志豪夫女和柳美荷都说他们没有遗忘过钥匙，一直好好地放在身边；柳还说其夫朱志雄生性仔细，对于钥匙、钱包之类的物品保管得很好，不会出现落到别人手里的事儿。这些人一致说整夜没有听见过狼狗有什么动静。专案组在讨了上述情况后，基本排除了宋家内部作案的可能性。
侦查员张嘉煌、钱怡宣负责调查酱园伙计的情况。“达诚酱园”共有伙计（含学徒）十七人、账房先生一人。其中账房刘先生已经六十六岁，还是宋逊荣的父亲在世时雇用的，整个酱回从宋逊荣到下面的学徒，对其都很是尊重，内宅的老板娘、少东家及内眷对其也是一口一个“先生”。刘先生患着多种慢性病，体质很弱，时不时就要卧床几天。这样一个老先生，自然不会是凶犯。不过，刘先生阅历丰富，当侦查员要求其协助政府对酱园内部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坚持请侦查员按规矩先对他本人作一番调查。于是，侦查员就通过询问交谈了解了刘先生的历史、家庭以及跟宋老板的关系等情况，又问了昨晚案发前后的情形。
刘先生昨晚过得颇有些艰难。他原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秋冬必发，此刻已经入秋，毛病蠢蠢欲动。本来还能强抑个把月才发作，可是由于宋逊荣入狱之事操劳太甚，宋出狱后这几天又为操持酒宴忙得不可开交，9月2日晚上忙碌完毕之后一松下来，哮喘立刻发作。那时还没有使用后立马可以抑制哮喘的喷剂，发作后只能冲泡杏仁粉之类的喝喝，无效的话那就起来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宋老板专门安排学徒小朱跟刘先生同住一室侍候老头儿，刘先生哮喘一发作，小朱立刻起来侍候，喝了杏仁汤没用，于是就扶着刘先生在大院里时走时坐，一直到午夜过后病情稍稍缓解方才回房睡觉。
刘先生这么一说，侦查员当即把小朱叫来，一并向这对老少了解9月2日前半夜他俩在院子里待着的那段时间里是否发现过什么异常情况，刘、朱都摇头。侦查员出他们画了一张大院的平面示意图，把他们散步经过的位置一一标出来，发现刘、朱两人的卧室是所有伙计的卧室中距内宅最近的一间，他们散步的位置离内宅院门不过二十来米。9月2日是阴历七月初十，那天晚上月色甚明，他们没有看见院子里有其他人出现过，听见的也都是秋虫啁啾，没有其他异常声响；
回过头来，再了解伙计的情况。刘先生说十七个伙计中有八人的家就在附近，那天晚上吃过酒席就同家去睡了；另外九人中小朱是跟他住的，另有小牛、小王轮值睡在店堂，剩下六人睡在院子靠近店堂的那个大房间里，应该都没有单独活动的便利。张嘉煌、钱怡宣找其他伙计逐个谈活，果真如刘先生所说，他们都能互相作证。如此，酱园内部人员的涉案嫌疑也就排除了。
侦查员还顺便向刘先生等几个在酱园供职超过十年的老伙计了解了那封匿名举报信所反映的情况。抗战时，侵华日军华东总部确实派了军需官、翻译官各一名来酱园住了三个月，让酱园按照日军提供的配方制造固体酱油、固体酱汤，军需官的使命是监制。这桩生意，日军是按市价支付钱钞的，就像日军向米行购大米、让染坊把白布染成土黄色以制作军装一样，这种情形当时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并未受到追究。举报信提到的郭富其人，1945年4月至1948年9月期间确实在酱园做工，这人是不是“军统”特务，刘先生一干人就不清楚了。如此，举报信之事只有暂时搁置。
对宋逊荣的社会关系以及宋王氏所说的那个茶杯的调查，由专案组组长周勇根和侦查员王震峰进行。他们通过对宋逊荣的家属、亲朋好友以及酱园伙计的询问了解，列出了一份名单，但尚未进行查摸。
宋王氏关于茶杯的记忆可能有误。侦查员让她清点家里的茶杯，发现少了两个，而不是她之前所说的一个。侦查员要求她再次回忆当时的情况，她的思维却变得模糊了，说可能记错了，那时候看见丈夫悬在梁上，惊吓之下头脑肯定是混乱的。这倒符合之前专案组的分析—一凶手利用宋逊荣为其沏茶的机会往茶杯里下毒，作案后把两个茶杯都带离了现场。
侦查员对茶杯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这时是初秋时节，人们都还穿着单衣，两个杯子没法藏在身上，拿在手里吧，即使用报纸包着也还碍眼，遇到街头巡夜队不好解释。再说，他把杯子拿回去也没啥用。因此，估计那两个茶杯被凶手带离现场后随手扔到哪里去了。
专案组决定连夜查清这个问题，于是立刻前往酱园。到那里一看，发现凶手如果扔掉茶杯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内宅进门那个院子里的一口井。马上打捞，果然捞出了那两个茶杯。
三、夜半脚步声
9月4日上午，正当专案组商议如何进一步侦查时，酱园刘先生忽然借用附近一家商行的电话机给周勇根打来电话，神神秘秘地要求跟周局长见个面，称有重要情况向政府反映。老周考虑到刘先生年迈体弱，而且反映的情况可能需要保密，就在电话里嘱咐刘先生可以坐三轮车或者黄包车去距“达诚酱园”三个街口的一家茶馆见面，车费由分局负担。周勇根随即骑了辆自行车前往茶馆。
刘先生反映的情况使老周颇感兴趣——酱园老板宋逊荣的尸体还在灵堂里搁着，因为按照规矩，必须等到次子宋志雄回家后才能大殓。天热，酱园就从冰厂购买了大量冰块，盛在坛罐里放在灵床下方和四周。这段时间，按例其妻子、子女、媳婿、孙辈都须守灵。刘先生协助宋志豪主持一应事务。昨天下半夜至今天凌晨，刘先生安排宋志豪和其十三岁的女儿宋苗珠守灵。夜深人静，父女闲聊。那时候社会上迷信思想甚重，人们普遍认为确实存在“鬼魂”现象，宋苗珠跟父亲谈及这个话题时，说她前天晚上不知睡到几时，听见天井里有极其轻微的脚步声，好像还有开后门的声音。不过，因为睡得迷迷糊糊，也有可能是幻觉。宋志豪当时听着也没当回事，可是，到了天明，他突然想到女儿听到的声音可能跟老父的被害有关，于是，就悄悄告诉刘先生，问是否应该报告公安局。刘先生权衡再三，认为还是报告的好，就给周勇根打了电话。
这个情况受到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这天是星期天，宋苗珠不上课，下半夜守灵到天明后睡了三个小时刚起来，正在和几个同学跳橡皮筋，当下就被侦查员悄悄接到了附近的街心花园。了解下来，小姑娘说现在她也没法儿断定自己听到的动静是真是假。侦查员问她前天晚上你们家里住着哪几个人，她说就她和爸爸、弟弟，爸爸睡在隔壁房间，呼噜打了一夜，没起来过；弟弟和她睡一个房间，一直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也没起来过，所以，肯定不会是这房里的人弄出的动静。
那么会是谁弄出来的动静呢？侦查员悄然向宋志豪了解。宋志豪说如果我女儿听到的是真的，那就说明前天晚上有人从后门进出过我家。可是，除了我之外，住在内宅的也就是我妈妈和弟媳了，她俩应该不会在夜晚悄悄进出呀，要不你们去问问她们。宋志豪还强调，这个进出的人肯定有我家的人作为内应，否则狼狗不但会叫，而且会咬。
侦查员于是把女主人宋王氏请到了酱园店堂一侧的账房间，刚开口说了她孙女反映的情况，这个五十岁的妇人脸色倏变，哼了一声：“这贱货！骚性不改！”’
那晚她的大儿媳在医院上夜班。于是，侦查员便知道她是在说小儿媳柳美荷。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幼儿园老师嫁给长江轮大副宋志雄后，丈夫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在外航行，她寂寞难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迎新联欢活动时结识了一个名叫任文忠的数学老师，那还是1947年元旦的事儿。两人不久就勾搭成奸。任文忠也已结婚，柳美荷登门多有不便，而柳的丈夫倒是经常不在家，于是她就大着胆子在夜深人静之际把姘夫往家里约。当然．她得在约好的时间打开后门，把已经等候着的任文忠往卧室迎，这不仅是为了替其开门——开门问题可以用配把钥匙给姘夫的办法解决——重要的是要控制住那条狼狗不让它叫唤。
这对姘头的保密作要说是做得到位了，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年后他们的奸情还是被察觉了。那刚，南京尚未解放，“一贯道”还蛮吃得开，所以，“达诚酱园”老板宋逊荣也是南京城里处处兜得转的一个人物。由于宋老板的名气，他的小儿媳柳美荷也跟着稍稍沾了点儿光，时不时有人指着她的背影议论：这是“这减”宋老板的小儿媳。
这么一指点，自会有稍稍听到点儿风声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了柳美荷的桃色新闻。几次三番一传，渐渐就传到了宋逊荣的耳朵里。宋逊荣不禁大怒，遂决定捉奸。他在1949年清明节时故意放出风声称全家要去江宁老家扫墓，顺便走访一干亲戚，当天来不及回来，得在江宁住个晚上。宋老板提前两天宣布这个抉定，大儿子全家没有人说什么，一致表示遵命；小儿子也没说什么，只有柳美荷开口告假，说已跟几个师范同学约好了清明节要去苏州看望一个年轻丧偶的老同学。宋逊荣情知有诈，却不点破。
到了清明邢天，宋老板还真的带上全家出发了．还真的去了江宁扫墓。可是，他和老伴宋王氏扫完墓当天就返回南京了。宋王氏还不知怎么回事，直至到了南京被宋老板拉着去饭馆用餐时悄悄说了捉奸计划，方才恍然。她之前对于小儿媳的出轨丝毫不知，当下一听自是勃然大怒。夫妇俩吃过晚饭，去戏院看了一场戏，又去一个“贯道”朋友家喝茶，一直盘桓到午夜过后，方才叫叫上朋友夫妇直奔酱园，从后门长驱直入，当场将这对男女捉奸在床。
对于任文忠，宋逊荣真是割下这厮脑袋的念头都有。可是，听任文忠大叫一声“我是李胜道的外甥”，一干人就不敢动他了。李胜道是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又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什么组长．不用说像宋老板这样的“一贯道”骨干了，就是青帮头目也不敢轻易得罪此人。不过，宋逊荣毕竟是有点儿势力的角色，寻思不能白白放过这小子，否则小儿子这顶绿帽子只怕要一直戴下去了。当下就让那个会武术的朋友动手把任文忠教训了一顿又责令其具结悔过，保证不再跟柳美荷见面，这才将其放了。
这边，对柳美荷自然也有责罚，那就是宋王氏和朋友妻子两个女人家施展手段了。责罚过后，也是具结悔过，对天发誓。事毕，宋逊荣夫妇商量下来，决定对小儿子保密，还是让小两口把日子过下去。用宋王氏的话说就是，这件事算得上宽松发落了，她以为柳美荷从此定会改邪归正恪守妇道，和小儿子一起好好过日子，哪知竟然又出了这等丑事。
侦查员问朱王氏：“如果柳美荷果真再次出轨，男方肯定是任文忠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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