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這四十年，不僅僅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銳意進取、成長蛻變的四十年。正值教師節到來之際，我們採訪了郭齊勇教授，在這個訪談中，郭齊勇教授回顧自己在武漢大學的四十年，從師從哲學大家蕭萐父先生的哲學系學生到當今的世界儒學研究的學者，這位直到70歲還堅持在教學一線的教授至今筆耕不輟。
澎湃新聞：你今年又有《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與《中國人的智慧》兩本書刊行。你是1978年10月進武大哲學系唸書的，到今年9月剛好滿40年。回顧起來，你最想說的話是什麼？最大的感慨是什麼？
郭齊勇：這兩本書是我近年來對中國文化思考的心得，是姊妹篇。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個人恰逢其時， 隨著國家的發展，自己也成長起來。四十年前，我的生命發生了重大轉折，1978年10月，我以31歲的高齡進入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廠當了八年的工人，在當工人之前，我在天門縣楊場公社當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漢十四中高中66屆的畢業生。我這四十年，簡單的說，就是在武大讀書教書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學、和國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學習、研究和弘揚國學。
先談我的讀書和教書。我們這批1978年進校的學生，年齡相差十幾歲，差不多是兩代人。我們如飢似渴地讀書，聽講座，泡圖書館。這一屆同學特別多樣化，以後不少同學都以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為學習的宗旨。讀本科的時候，我和李明華、周民鋒同學等編過一個油印的習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後來就不讓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學生會的學習部當過副部長和部長，做一些組織講座之類的工作。
改革開放是什麼意思呢？按照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過去的教條主義束縛相脫離。當時有思想解放運動，武漢大學的老師們聘請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學者來，他們的觀點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當時我們因為長期受到“文革”的束縛，在各方面是比較“左”的，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大多數是糟粕，沒有什麼能在現代創造轉化的東西。我們當時最喜歡的課程是陳修齋與楊祖陶老師合上的西方哲學史，使用的教材是他們編寫的用低質黑紙印的《歐洲哲學史稿》。再就是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師合開的中國哲學史。這兩門課都是一學年的課程，一週三次，每次兩節，課程量很大。當時學校的學制很靈活，我們和77級的同學只相差半年，77級的同學是1978年2月份進校的，78級的同學是1978年10月份入校的。因為很多課程是跟77級合上的，所以我學分修滿後，和77級的同學一起考上了81級的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提前半年畢業了。雖說是81級研究生，但有招生和考試的過程，所以我們的讀書時間是從1982年的2月份到84年的12月份。掐指一算，我在武漢大學本科碩士一起讀了6年，從1984年12月開始留校任教，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來在武大已經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當助教，1987年升任講師。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的博士點，這是國務院的第三批博士點，蕭老師成為了博士生導師。我們很榮幸地考上了87屆的博士生，那時候我已經是講師了。1987年以後，我是邊讀書，邊教書，90年順利地通過博士生論文答辯，但由於種種原因延遲了兩年，1992年才獲得博士學位。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為博士生導師。我在學校當教書匠34年，我的生活無非就是讀書、教書。讀書是基礎，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讀的主要是哲學、中西方哲學的經典，其中以中國的為主。蕭、李、唐三位老師待我們非常平易親切，在他們的提攜之下，我從助教、講師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蕭老師不僅學術根底紮實，而且思想活躍，他深深影響了我的一生。蕭老師已過世十年，但每當我遇到問題，都會想想如老師在時，他會怎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說的話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師、也感恩我的學生。因為如果沒有武大，沒有武大的老師和同學，也就沒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當過知青和工人，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那時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的哲學智慧。要是說有什麼最大的遺憾，是我自覺來日無多，有些書還沒有讀，所以要趕著去讀書。
澎湃新聞：你當初為什麼會選擇哲學系，選擇哲學的契機是什麼？
郭齊勇：我並不是選擇了哲學系，而是被調劑的。1978年高考的時候，我的第一志願是中文系，第二志願是歷史系，第三志願才是哲學系。雖然以前我在當知青、工人的時候接觸過哲學，看過汪子嵩等編的《歐洲哲學史簡編》，楊榮國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但我膽子很小，覺得哲學太深奧。只到後來分到哲學系後，我才發現，我最適合學哲學。因為文學很靈動，我的年齡已經偏大，我的同學，以二十多歲的為主，還有十六七歲的，我已經三十一歲了。反過來說，我累積的生活經驗比他們豐富一些，對於哲學問題，我的理解也更加契合。當時恰逢改革開放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一下子使我們覺得學習哲學不僅是一個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過程，也是豐富自己、認識自己的過程。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啟發我們思考什麼是真理，真理的標準是什麼，什麼是真善美，為什麼我們要改革開放，為什麼東方紅裡要祈求一個大救星，而國際歌裡不要神仙皇帝，怎麼樣從個人崇拜的盲目性中擺脫出來。很多問題都值得我們從古希臘到近代的西方哲學，從先秦到現代的中國哲學來反哺和提升，去學得一種看待問題的方法。所以哲學系雖不是我的第一志願，但分配到哲學系，我感到很幸運、很契合。與我過去那些盲目的、知識性的積累不同，哲學開發的是一種智慧的追求。
蕭萐父先生短札
澎湃新聞：你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道德文章對你的影響，你也說過在蕭先生晚年，關於他申報資深教授，蕭先生曾與你發生過一次齟齬。中國傳統教育，用孔子的話來說是“為己之學”，用孟子的話來說是“從遊”。你的老師是如何教育你的？是如何批評你的？你自己也培養了不少學生，大多學有所成，你是如何培養學生的？
郭齊勇：關於我的三位老師，蕭先生、李先生、唐先生，當時叫三架馬車，蕭先生掛帥，李先生和唐先生去落實。他們三個人年齡相仿，但是李老師、唐老師都非常尊重蕭老師。三位老師對我們的培養，是身教重於言教，如果沒有三位老先生對我的教育、批評和指導，就沒有我的成長。
所謂“從遊”，就像小魚跟著大魚，我深有體會。我是蕭先生等三位老師帶的第三屆碩士生，我跟老師們一起生活，一起應對生活中的風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擔時代的考驗。老師帶我們這些學生，到我們協助老師帶學生，再到後來我們自己單獨帶學生，一個重要的體會就是老師和學生一起成長。蕭老師帶我們的成功經驗中有一點特別有意思，他不僅把知識，為人為學，通過身教言教，傾其所有地傳授給我們，而且把他尊重的學界朋友也介紹給我們。那時候即使很窮，老師們還是會積極籌措資金，鼓勵我們去請教外地的老師，讓我們去遊學。我就曾去北京大學拜訪了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湯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學拜訪了石峻先生，到上海華東師大拜訪了馮契先生，等等。只要是有關的學術會議，老師都會爭取名額帶我們去參加，即使他不能去，也盡力介紹我們去參加。這些我們都繼承了下來，特別是訪問前賢。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蕭老師的介紹下，我訪問了幾十位哲學界的前輩，包括張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們家裡，他們都很平易近人。我們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比我現在的年歲還要高，他們都是在民國初年就很活躍的人物，都是時代老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間，有很多西方哲學家訪華，都是他們邀請的，比如張申府先生，他是第一個研究羅素的中國人。所以我們能夠親近這樣一些前輩大家，都是老師提供的機會。那時候沒有電話，都是靠寫推薦信、介紹信。蕭老師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師們和他們的弟子到武漢訪學。這是老師培養我們的經驗，也是後來我們培養學生的經驗，就是要訪問前賢，直接地去面對這些前輩，去提問，對話，思考。
第二個經驗是幹中學，一方面老師們強調我們要死讀書下功夫，特別是原著經典，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點都不能浮皮潦草。他們還鼓勵學生批評老師， 像黃衛平同學寫文章批評蕭老師的觀點，蕭老師就在我們學生中表揚他，還把他的文章推薦出去發表。文科的老師就是要指導學生讀原著經典，啟發他們思考問題，鼓勵他們動手寫東西。此外，蕭老師還組織了很多學術活動，讓我們在這些學術活動的組織工作中學習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會議，就是蕭老師指導我們操辦的。蕭老師會事無鉅細地寫紙條給我，前幾天我還看到他寫給我的短札，小郭怎樣怎樣，到了晚年，他就寫郭教授怎樣怎樣，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寫了很多條子，怎麼接待外賓與外地的老師，怎麼辦學術活動，他都有很細的考慮，然後由我們去具體落實。比如說1985年12月，我們在黃州舉辦了第一屆熊十力思想國際學術會議，同時辦中國文化講習班，那時候黃州還不是一個開放城市，很不方便。怎麼去邀請國內外學者，邀請了以後怎麼接待，怎麼組織學生去接。杜維明與成中英教授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第一次過長江擺渡，汽車開到江邊，還要上船擺渡，這樣才能過到黃州去。這些活動雖是我們操辦，但幕後都是老師們聯繫好，寫很多信札邀請學者。老師們以此鍛鍊我們的才幹，鍛鍊我們的組織能力、辦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具體的辦事中，學會怎麼與人相處共事，怎麼組織協調。
我們之間也有一些齟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輕氣盛，因為和老師有不同意見，對老師有所埋怨，老師很寬厚地說了一句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話，他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我們師生這麼多年了，你還不知道我們彼此的心嗎？”我感動得流淚了。還有就是在老師晚年的時候，他身體已經不好。當時我是院長，想給他申報資深教授，就請學院的辦公室主任把學校申報的文件給他。結果他很生氣打電話給我，很不客氣地說，你到我這裡來，然後聲色俱厲地把我批評了一頓，以前從沒有這樣。他對我說：“我現在身體這個樣子，還申請什麼資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虛名嗎？又不能做事，讓國家多花一些錢財幹嘛呢？”他不願意要這個虛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經是資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們。我們當時很抱屈，認為從蕭先生的學識，資歷等等各方面來看，只要申報，學校就能批。但他沒有這麼做，他守住這個界限。
另外蕭老師和我也是在患難中結成的友誼。不管怎樣的高壓之下，我們就是堅持真理，坦誠相待。我們是患難與共，一起成長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師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對他公子的培養都沒有如對我們的培養花的力氣大。但我們的師生情感是在改革開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則的基礎之上，並不是邪門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於道義。
我一輩子處事也是秉持改革開放的精神，堅持思想解放。如果要違背原則，我會拍案而起，絕對不幹。我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風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線有原則。雖然老師不被重視，章開沅先生曾說，湖北有愧於蕭先生，但是沒有關係，老師依舊保持風骨，堅持為人為學的原則。這是改革開放給我們的精神支撐，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違背這個原則，我們就不做。這也是我們從蕭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學到，最感人，也最身體力行的東西。
澎湃新聞：“文革”後至今武大哲學系（現在叫哲學學院）40年的發展歷程，你是親身的經歷者，在你看來，武大哲學系有哪些特點？它的學術傳統、社會關懷等等。
郭齊勇：“文革”以後，我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教書已有四十年。我親眼看到了哲學系的發展。從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學院的院長，2003年到2007年是哲學學院院長，2007年秋我主動請辭，請朱志方教授繼任。武大哲學系是最早設立，也是學科設置比較全面的哲學系之一。我們的學科比較齊全，在我任上，同時撐開了八個二級學科博士點。我們馬哲、中哲、西哲的課程設置，都是要研讀原著經典，這是由我們的前輩開創的、武大哲學系很重要的學術傳統，它基本來源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我們的西方哲學有陳修齋老師的唯理論研究，陳先生繼承了賀麟先生的傳統，對此有精到的研究。楊祖陶老師也是賀麟的學生，他（繼承的）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從康德到黑格爾。陳修齋、楊祖陶老師在西方哲學的兩塊，法國的唯理論和德國的古典哲學，身體力行，下功夫對原典翻譯、研究。楊祖陶老師在晚年，還獨立翻譯了黑格爾的《精神哲學》等。我們中哲也是這樣，蕭老師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具有前瞻性，是當時全國最好的《中國哲學史》教材。蕭李唐三位老師原著經典的基礎都非常好，蕭老師是周秦之際哲學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蕭老師常說抓兩頭帶中間，所謂兩頭是先秦哲學和現代哲學，中間就是明清之際哲學，蕭老師的明清之際啟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國和國際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師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師的宋明理學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經典。過去幾本書，學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讀。我雖然不是馬哲出身，但馬哲的十幾種原著經典我都讀過，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我們都是下過功夫的。江天驥先生的科技哲學與分析哲學，最能夠及時地反映西方當代哲學。江先生英語特別好，他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學術動態帶到講臺上。
每個老師都各有特點。蕭先生特別會講課，他講課非常瀟灑，江先生不會講課，有次我們上他的課，他發了我們講稿，唸了幾句就說：“這有什麼講頭，你們自己去看吧。”他是潮汕人，他的話我們聽不懂，還需要人翻譯。江天驥先生在1978-1979年前後，辦了《美國哲學動態》，油印的，這是要寄到北京去，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要看的。總體來看，江天驥老師的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研究，陳修齋老師的西方唯理論哲學研究，楊祖陶老師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陶德麟老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蕭萐父老師的中國哲學研究，劉綱紀老師的美學研究，張巨青老師的邏輯學研究，老師輩的奠基使得我們武大哲學系學科門類相對齊全，經典比較紮實，學風也比較好。
我們武漢大學哲學系不僅思想比較解放，堅守哲學本位和哲學傳統，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在真理標準討論上，陶德麟老師就敢於批評教條主義，在全國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響。同時，我們向社會的輻射也比較大，社會教育做得很好。我們這一輩和我們的學生，在堅持學科研究的同時，也向社會去傳達哲學智慧、國學智慧。國學熱、傳統文化熱，說明社會需要這些東西。在社會關懷上，我們武大哲學系有強調社會參與的哲學傳統。我們的中國哲學老師們，幾乎毫無例外都到民間講學，跟社會大眾講中國文化的傳統。唐明邦老師在社會上就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這一輩也是這樣，現在年輕一輩的學者也承接了起來。
澎湃新聞：在你與武大哲學系一起成長的40年裡，你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麼？
郭齊勇：我們老師和學生的交流十分密切。我們的學生畢業以後回來探望我們，他們還能記得我們當年給他們上課的樣子，這令我們非常感動。而我們呢，也記得三四十年前我們老師給我們上的課。當年教學條件很不好，我們在數學系一樓上課，大教室裡僅有一點簡易的課桌。楊祖陶老師講課，是不帶講義的，有時候僅拿幾張卡片。他給我們講西方哲學史，兩節課或三節課，中間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氣講下來不看講稿。77、78級兩屆同學一起聽他的課，聽到安靜的時候，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聽得見，後來我們兩屆同學都不約而同地回憶到這個場景。
那時候武大哲學系的老師們很艱苦，為了節省一些錢，他們的講義，要到縣裡面的小印刷廠去印。印刷工人們也不明白什麼歐洲哲學史，楊祖陶老師在那裡住幾個月，現場校對。老師們為了給我們上課，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前年楊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從中來。
澎湃新聞：很多學者會通過變換不同的學術機構，尋求發展空間，你選擇紮根武大40年，是什麼原因能讓你一直堅守？這其中是否可以說有得有失？
郭齊勇：其實我有很多次機會去北上廣，我都沒有去。我覺得我們武大哲學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學系，有很好的學術傳統。我堅守的原因，實事求是地說，因為我是湖北人，家在這裡。也曾經想過換個單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時候。有一次我都準備走了，學界有前輩勸我，說：“小郭，離開武漢不一定就適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學系，堅持一陣就好了。”況且讓我不教書去做別的事情，也不適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堅持再堅持。另外，我還是感念這個氛圍、感念這個集體。雖然有恩恩怨怨，我依舊覺得這裡是適合我成長和發揮的地方。武大的老師同學都待我不錯，我很感恩。
1995年夏在波士頓大學出席國際中國哲學會，郭齊勇（右一）與蕭萐父先生、杜維明先生、陳來教授合影。
澎湃新聞：你曾經擔任武大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在你任上開設了中西哲學比較班、國學班，後來又創辦國學院，你又擔任國學院院長，開設弘毅學堂國學班，為什麼要辦這些班？
郭齊勇：我當過武漢大學人文學院的院長，那時候文史哲藝都在一起。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這麼幾件事情。我提倡並開設了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和哲學試驗班。我們當時辦中西比較試驗班為的是多學中西的經典，輝煌了一陣。我在院長的任上辦的國學試驗班是成功的。雖然是2002年開辦的，但我們最開始的學生是從2001級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來的。以後幾屆也是，大家願意讀的來讀，大概是進校一年、半年以後，他們願意調劑過來。對國學班的培養，我們注重文字學的功夫，堅持中國古文字、音韻、訓詁的訓練，堅持經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經典都要紮紮實實地研讀幾種。像經部裡的《尚書》《詩經》《周易》《禮記》，都有相關的專題課程。為什麼要辦國學試驗班呢？主要還是想培養一點讀書種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再者是學術上，要有中國文化的基礎知識，要紮紮實實地研讀經典。我們也開了通論的課程，但是通論的課程少，經典的課程多。我們辦這個班是兩點原因。第一點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們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當然精專和博通是互為基礎的。第二點是文科學生的培養長期以來是概念加通史，缺乏經典的研讀。通論、通史和原典相結合才行，經典要多一點，比例要佔大一點。所以文科學生的培養，不能沒有經典的基礎。讀經典可啟發學生的原創性思維。針對我們幾十年以來文科培養的缺失，我們創辦了國學班，給當時全國所有想辦國學院和國學班的同仁提供了參考，主要是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現在我們的國學院，文史哲三家優秀的老師，都在這裡上課。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武大文史哲的學術傳統，以及這40年的發展？
郭齊勇：我們覺得武漢大學文史哲的人文傳統，在於它的學風比較正，基礎比較好，富有改革精神。每個時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文學院的黃侃先生，聞一多先生，還有當年的“五老八中”，歷史學院的唐長孺先生，吳於廑先生，哲學學院也有她的輝煌，我們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就有哲學系，有幾代的哲學專家。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時候，日本學者都非常重視武大，一聽說我是武大來的，都提唐長孺先生，還要提一個李格非先生。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編字典的，研究音韻學，他是黃焯先生的學生，在19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給日本的學者們講過學。李格非老師雖然在武大並不出名，但在日本很有名。我們武漢大學文史哲的傳統，像唐長孺先生的傳統就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是這方面的大專家。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發議論，有精專紮實的史料基礎。而吳於廑先生的傳統是視野特別開闊，他的世界史觀獨樹一幟。
這四十年以來，我們武漢大學文史哲的專家們，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比如說歷史系的馮天瑜先生的中國文化史，還有陳偉老師、徐少華老師，他們就把地方獨有的出土文獻，湖北挖掘出來的戰國時期的楚簡加以研究，這個研究就很有前沿性質。陳偉老師主持專門的機構，來做簡帛研究。文學院在古代與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研究頗有成就和貢獻。哲學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馬哲的汪信硯與何萍教授，西哲的鄧曉芒、趙林、朱志方教授，中哲的蕭漢明、李維武、我與吳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與麻天祥教授，美學的陳望衡、彭富春、鄒元江教授，邏輯的徐明、程煉教授，心理學的鐘年教授等，都有較大影響。我們也提拔和培養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農村的農家子弟，我們傾心地去培養這些農家子弟，他現在做得很好，是長江學者。所以我覺得我們武大的人文傳統是在繼續，也有創新。
郭齊勇（左）與梁漱溟先生
澎湃新聞：你在哲學學院40年，回想起來，有沒有什麼遺憾？
郭齊勇：遺憾總是有的。人的一生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起生活，委屈、遺憾總難免。但是和我們的學術事業比較而言，和我們武漢大學哲學、人文學科的發展比較而言，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我作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十分榮幸。如果說還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自己的學養不夠，畢竟我是31歲才開始讀大學，讀書還不夠，還沒有做到中西兼通。我們的老師希望我們中西兼通，我們還沒有做到。
澎湃新聞：你對未來哲學學院發展的期許是什麼？
郭齊勇：我們哲學學院未來的發展一定會很好，現在他們都做的很好。新生代人才多，新學科（如政治哲學）也起來了。我認為學術基礎還是要紮實。我們的教學、科研、學科建設、人才培養還有很大的空間，特別在人才培養上，希望下把力。
澎湃新聞：你可否從教學、學生培養、學術科研等方面，對你的學術生涯做一個回顧總結？
郭齊勇：在教學上，一直到2017年，我70歲的時候還堅持在本科教學的第一線，為全校的本科通識課講“四書導讀”。我先後在武漢大學開了十幾門課程，其中最主要的課程，除了中國哲學史之外，就是經典的課程，比如四書、老莊、禮記、先秦儒家哲學，等等的導讀課程。研究生方面除了經典課，我開了哲學史方法論、國學前沿與方法等等。我們為碩博士生開的課，比較重視方法論的訓練，比較重視他們怎麼寫論文。這一點我們也跟他們切磋交流得比較多一點。教材呢，比如我編寫的《中國哲學史》的教材，是在全國用得比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
人才培養上，到目前為止，獲得學位的博士有49個，碩士28個，此外博士後20個，國內外進修教師和訪問學者16個，是以我為導師、為責任人和同事一起培養的。我培養學生，重視他們為人為學的基礎。像我的老師待我們一樣，我也這樣培養我的學生，儘量推薦論文發表，提供機會讓他們到海內外去遊學，增強他們的才幹。我現在有很多的學生都是博士生導師。我要說的是，雖然我是他們的導師，但他們的成長也離不開教研室其他老師們的培養。
在學術上，比如說，2015年11月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新亞書院第二屆新亞儒學講座教授。他們請的第一位是杜維明，第二位是我。去年我被評為世界儒學研究的傑出人物獎，我沒想到能夠得到這個大獎。
我個人的科研主要是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構，特色，方法論，在這個方面應該說是有一點微薄的努力。我重視先秦哲學，先秦哲學須結合運用出土簡帛材料和傳世材料，綜合地下文獻和地上文獻，我對此有一點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學，因此對儒學的基本知識，禮樂文化、社會建構、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現代價值有較全面的研究。特別是關於公德與私德，是和現代性聯繫在一起，我比較重視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轉化為社會公德的基礎。再者我在20世紀中國哲學、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總體與個案研究上有一點貢獻。還有就是國學，特別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傳統，在這方面，我有一點研究。另外我有現實關懷，有一些提議，比如提倡國民教育中增加國語國文國學的分量，建議四書全面進入中學課堂，建議孔誕日作為教師節。另外關於提議修改現行的刑法民法的有關條文，結合容隱制的傳統和現代人權的觀念，保障公民的親情權和容隱權等方面，我一直關注。在我與同人的努力之下，國家刑訴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這對完善我們的法制建設有一定的貢獻。
基本上我覺得我這40年，在改革開放精神的指引下，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則，隨著時代發展，社會的進步，我也在進步。雖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學、科研、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上，在社會公益各方面，我還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說在學術與學科建設上，我曾長期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的成員和教育部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為全國哲學學科的建設、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會活動上，我長期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的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的副會長，擔任過國際中國哲學會的會長。我支持民間儒學的發展，民間書院的建設，這也算是對於社會進步的促進。我也常到民間去講學。總而言之，這四十年沒有虛度年華，一直到現在還是忙忙碌碌，文債不斷。現在老了，做不動了，該年輕一代做了。我會繼續為社會進步，為國家發展，盡一點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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