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宋王朝重文轻武成为一种基本国策，与此相对应的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言论自由得到最大的保证。
比如前文提到的赵匡胤父亲的好友王彦超，虽然曾经奚落过当初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的年轻时的赵匡胤。但是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已经成为君臣关系的两个人再次相见，赵匡胤不过对当年的尴尬，付之一笑而已；又比如赵匡胤称帝初期，有位后周老臣叫做王著，曾经因为思念柴荣，借着酒劲，就开始在赵匡胤和群臣面前耍酒疯，睹物思人，胡言乱语。不过这件事，赵匡胤最后咬咬牙忍了。在他看来，这个就算是读书人的那点小气节和小情怀，酸腐文人心情不好了骂几句街，甚至喊几句妄图颠覆大宋特色的君权主义的话，动摇不了自己执政的大局。所以，王著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再比如，大宋的四帝仁宗，有次想让自己皇后张氏的父亲张尧佐升任宣徽使（一个虚职高官），结果这个动议却过不了包拯这一关。包拯嗓门大气势盛，死活不肯让皇帝老丈人升职。悻悻离去的宋仁宗到了后宫就对张皇后抱怨，包黑子你吵架就吵架，吐沫星子乱飞，害老子被喷了一脸。（“中丞（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曲洧（wei，三声）旧闻》）
江湖之远的文人言论，以及文人的文学创作，也空前自由繁荣。
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前文（见第二章第二节）中所讲的，写词讽刺宋徽宗嫖妓的周邦彦。周邦彦这样的人到最后，也没有被判重罪，只是赶出东京汴梁了事。而且宋徽宗狠了狠心，特别规定周邦彦这辈子永远不许回东京。这样的规定，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更加贴切。而且罚完周邦彦不久，就是靖康之变，宋徽宗被金人掳掠到了北国，他本人倒是一语成谶，一辈子再没回过东京。
重中央轻地方，重文人而轻武将，变成了大宋的一项基本国策。从而，让这个基因优秀的大宋帝国，偶尔会显得有点文弱，有点迂腐。
不过应该来讲，赵匡胤登基以来，他基本上延续了柴荣的军事路线和治国方略，也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军政府轮流执政的状态，将乱纷纷的五代十国切换到了尊崇文化的儒家治国正确轨道上来。换句话讲，即便赵匡胤的得位不正，他对不起柴氏一族，但他对得起柴荣心中那个大大的理想。更何况，赵匡胤据传曾经给后世子孙三条遗训，制作成“丹书铁券”，
一是厚待柴氏子孙，二是不杀士大夫，三是严格执行以上两条。
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单从结果来看，大宋300多年的执政，基本是按照赵匡胤的这个指示来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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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是一本书的其中一个小节，整本书的名字叫做《魔方中国史》。欲知上下文，请关注“唐岛渔夫”头条号。更多最新内容，请关注天涯煮酒论史版块的原帖——“打乱顺序重读中国历史”，原贴已更新三十五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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