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即使是伟人，借钱也很难很难
引文："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不论造反或者革命，都是一件天大的事，需要耗费很多资源。
当年孙中山先生要革大清帝国的老命，巨额资金都是来自海外华侨，有一部分捐献，更多部分则属于借款。孙自己就曾经感叹："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
长期以来，孙中山的海外动员都是一个佳话。无论是借钱的革命者，还是出借的海外华侨，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借钱这事儿，尽管比提着脑袋闹革命轻松，但真的就有那么容易？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被忽略了：借钱不属于捐款，那么革命成功之后，债主们究竟拿到钱没有？……
一
即使是伟人，要借钱也不容易
提到孙中山的海外动员，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印象：一边"登高一呼"，另一边"应者云集"。
这一印象自然不能说不正确。在华侨赞助革命党的过程中流传着不少佳话，侨居越南的"关唐为挑水工友，每担水价只值一文，当镇南关、河口两役起义时，将其半生积蓄三千元悉数捐出"。
孙中山自己也曾回忆，"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 塞给我一个麻袋， 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二十年的全部积蓄。"……
因为这些佳话，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曰：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对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怀有极大的愤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祖国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
需要肯定佳话的积极意义，但仅仅宣扬佳话也容易淡化过程的艰辛。事非经过不知难，孙中山的海外筹款、动员其实经历了太多波折和困难。
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筹款，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吸收华侨加入组织，同时收取会费；二是募捐；三是发行债券。
而从效果上考虑，能够以理念和宗旨说服华侨加入组织并积极捐助无疑是最好的办法，除此之外，出台一些激励政策也十分必要。
1904年1月，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招人报名入会，以发行军需债券名义募款，当时规定实收美金一元，承诺"本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十元"；
同年5月，孙中山又到旧金山发动华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是日总理于说明革命主义之后，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各项优先权利'云云"；
1911年7月21日，革命党在旧金山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手订筹饷约章凡四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回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而对于认任百元以上者除按照第一款之外另有奖励，即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记大功者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
不但承诺还本息，还许下"实业优先权利"等各种待遇，开出的条件够优厚！
但革命党的海外筹款却难称顺利。梅斌林《孙中山在芝加哥》一文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八集），孙中山到洗衣馆等处劝募，与餐馆工人等接触，募捐时往往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但先生不以为意"。
《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也记载，孙中山的此次芝加哥之行，原定计划是筹款两万元港币，但结果仅募得三千元，"合纽约、波士顿所捐，亦不过八千港币"……
二
革命党海外筹款为啥如此困难？
2011年，专门研究华人史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谈到了"海外华侨中谁在支持孙中山"。
王先生说："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在思考"革命党的海外筹款为何如此困难"这个问题的时候，王赓武的这一番话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一是当时在海外争取华侨支持的力量，除了革命党，还有康梁等保皇派，两股力量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二是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多来自下层，往往自顾生活而不暇，自然无法拿出大笔资金满足革命党之需。
然而，接着王赓武的话头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海外华侨中孙中山的支持者何以多集中于下层？王赓武揭出了"保守"二字，认为"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所以才舍孙中山而愿意支持康梁。
因理念上的先进或保守而产生思想差异，导致不同选择，这一点或许难以否认，但同时也不宜忽视工商界人士思考问题高度现实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无法以"先进"或"保守"这种词汇简单论定。
据《革命逸史》，革命党大将胡汉民就曾多次抱怨："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在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之经过时，又特别以侨商陆佑为例，说此人死时财产达到四五千万，因与一位党人私交甚深，因此孙中山多次敦促党人劝其助饷，而陆氏答曰："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到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同是面对华侨动员，在考虑问题更为现实的工商界人士看来，保皇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将重返政府掌握政权，而革命党人则不同，其旨在推翻满清政府取而代之，风险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除非看到成功的希望，投入过多成本显然是不合算的。
正因为难以打通上层人士，革命党人遂专心运动中下层阶级。过去研究者批评革命党未与绿林会党切割是一大败笔，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种事后之明。
当年革命党之所以接近绿林会党，一方面因为这股力量不可小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上层社会扞格难通，假若不走会党路线，意味着连向下层阶级渗透的渠道也将被堵塞。
三
"咱们是忘恩负义啊"
尽管革命党从海外募集的多为来自中下层人士的零星捐献，但因为人员众多，集腋成裘，最后汇集到革命党手里的也是一笔巨款。
但是这笔巨款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至今并没有权威的统计。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内媒体给出的也是一个含糊的说法，"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台湾学者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革命党所得的的捐款数目有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八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元；加拿大华侨六万四千元；荷属南洋华侨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南洋华侨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檀香山华侨一万五千万元；旧金山华侨一万一千元；缅甸华侨四千八百元；纽约华侨四千元；芝加哥和波士顿华侨分别为三千元和两千元。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显而易见，这里所列的仍然只是一个相当粗略的估计，遗漏的当不在少数。
以当年的筹款、支款等实际情形而论，华侨捐助革命的款项到底是多少，不仅是今人只能粗略估算，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无法确定了。
入民国后，由于宋教仁被刺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又一度向海外募捐。
事后孙中山致函参、众两院，函中提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借募款项至今未偿，反袁又举新债，"计募借华侨款一百七十万元，借入日本商人债一百万元"。
此处孙中山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是为反袁而借的新债，而关于辛亥革命中的劝募款项，仅提到"至今未偿"而没有具体数据，显示其本人对相关数据并未掌握的事实。
当年募捐，革命党人为取得效果曾对赞助者许下种种承诺，如付本息数倍或享受其他优待权利等等。
然而从孙中山"至今未偿"一语中可以看出，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虽然由于入民国后纷纷扰扰之现实，政局不为孙中山等掌控，未兑现当年承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革命党人身上，但孙中山却为此而深深负疚。
就在这封致参众两院的函中，孙中山感慨地写道：华侨捐助革命，"共和既复，而一不之恤，是则在国家为寡恩，在国民为负义。故请求政府代为偿还，非徒以保个人之信用也。"
"忘恩负义"，这话够份量。但钱该借还是要借的。
据当事者口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中山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会上孙中山声泪俱下：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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