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916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儼然一個洋派十足的青年，能說一流英語，浸染西方知識。畢業後，林語堂上北京任清華大學英語教員。清華當時還是赴美留學生的預科學校，由美國退還部分庚子賠款而興建，亦逐漸成為提倡西學的中心。1916年至1919年清華任教期間，林語堂經歷了一次“文化反差”，反省自己的西學背景，探尋自己作為中國學人的文化根源，使自己的教會西學背景紮根於中國文化土壤，而林語堂自身的跨文化心理重整伴隨著全國上下方興未艾的、旨在擺脫中國傳統文化束縛的新文化運動。
林語堂
二十世紀初，一場文化風暴席捲中國大地。1895年甲午慘敗以後，中國知識界對晚清士人“中體西用”的改良方案普遍失去信心，革命呼聲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皇室當然不願自己放棄自己的家天下，不得不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比如，1905年宣佈廢除實行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徹底改變了現代中國的知識/權力結構。從此以後，大量青年遠赴日本和歐美留學。但是革命還是來了，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被推翻，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於1912年宣告成立。革命後的權力博弈使軍頭袁世凱上位。1916年袁世凱謀劃復辟帝制，慘遭失敗，還搭上自己的性命。新建的共和國進入軍閥混戰局面。
同時，新一代留洋學人已經逐漸成熟，開始走上歷史舞臺。留日派和留歐美派兩路學人攜手共進，創辦《新青年》雜誌，痛斥中國傳統文化，號召全盤西化，以期中國文化的復興。此時北京大學由蔡元培掌舵，成為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堡壘。北大文科院長陳獨秀激揚文字，在《新青年》連續發表聲討中國傳統文化的檄文。胡適在美國遙相呼應，提倡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發出文學革命的呼聲。新文化運動要對所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進行重估，並堅信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得救而重生。
林語堂一家，紐約，1942年
林語堂在京三年，正是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鑑於其教會教育背景，他在中國文化中心感覺頗為尷尬。一方面，從小的基督教薰陶使他與新文化運動精神一拍即合、感同身受。“作為一個基督徒長大成人，意味著你思想是西式的，肯定向往進步、贊同新學；總體上能接受西方來的新鮮事物，特別對西方的顯微鏡和醫學手術由衷欽佩。”比如，新文化運動譴責裹足、納妾，號召婦女受教育，但中國基督徒早就已經接受這些價值觀，並付諸實施。比如使用白話，林語堂家鄉的傳教士走得更遠：他們直接為閩南方言設計了羅馬拼音文字，以便傳教工作。據林語堂透露，他母親不識漢字，但能用這種傳教士創設的拼音文字閱讀《聖經》，還可以給他寫信。所以後來在談到漢字拉丁化問題時，林語堂曾表示：“不是說羅馬化不可行，而是從心理上講我們不會接受。”
另一方面，林語堂自己的心理在此期間發生重大變化，民族意識大大加強。新文化運動號召和傳統決裂，堪稱革命性的文化大變革，然而背後蘊含強烈的民族主義慾望，要使中國走向進步，得以“復興”，重塑輝煌。白話文的推廣得以成功，是因為它不是一夜憑空造出來的，而是有其傳統根基，已經流行好幾個世紀，只是沒有被精英文化認同而已。然而，假如要用羅馬拼音文字整個代替漢字，這將宣佈漢字的死亡。如此舉措很難說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顯然有違民族情感。正是由於其基督教教會教育背景，林語堂這個“聖約翰人”在清華做英語教員時，很難認同新文化那種激進反傳統風氣。他意識到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已經使他和中國文化知識產生斷層。林語堂不需要去聽新文化運動慷慨激昂的反傳統宣言，與傳統告別，因為基督教教育已經為他做到了。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反而激起林語堂的民族情懷，促使他對自己的基督教教育背景進行重審、反叛。
林語堂身處新文化漩渦中心，雖然躋身於新文化精英群體，雖然本能上傾向於“新”，但缺乏中國文化知識的底蘊，無法像其他精英那樣既浸染其中，又能信手拈來加以批判，甚至對於文化爭論的焦點也不甚明瞭。基督徒家庭出身的林語堂，一路接受教會教育，對中國本土的主流文化卻產生了相當的隔閡。在北京，他開始質疑自己的傳統基督教信仰和教育。基督教薰陶讓他對西方文化熟悉而嚮往，但對自己的本土文化傳統卻相當生疏。比如，中國人祭祖的習俗林語堂小時候是被禁止參與的。村裡有什麼廟會、唱戲之類的活動，基督徒小孩也是不準參加的。用林語堂自己的話說：“《三國演義》裡面的英雄好漢故事，任何一箇中國洗衣店的員工都比當時的我熟悉。我從小就知道約書亞用羊角吹垮了耶利哥的城牆。當我聽說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我羞愧憤怒之極。我生活在自己國家卻被剝離了自己的文化傳統。當時教會學堂出來的孩子都會遭遇這種尷尬。我下定決心投身於民族覺醒的大潮流之中。”
林語堂小時候浸染於基督教文化而疏離中國本土文化，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潛移默化，但上聖約翰大學時專注英文而忽略中文，自己心裡也是有數的。到了清華，林語堂當時是公認的“虔誠清教徒”。當時京城文化圈內很多精英人士週末到八大胡同消遣，林語堂卻在清華校園組織了一個“星期日讀經班”——讀《聖經》。林老師當時被戲稱為“清教徒”“處男”，而事實也如此。同時，林語堂內心的民族意識不斷增強，並反省自己的宗教薰陶，進而終止每週上教堂做禮拜，公然宣稱自己為“異教徒”。為了彌補自己中國文化知識方面的缺陷，林語堂在清華時一面組織“星期日讀經班”，一面埋頭鑽研國學文史哲知識。因為害怕被清華同事嘲笑，林語堂惡補國學知識全靠自修，多少帶著羞恥感發奮自學。別人去八大胡同消遣，林語堂則經常光顧琉璃廠，向店鋪掌櫃請教各種古書的版本學問。
1917年，林語堂在英文期刊《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發表長文《禮：中國社會管控組織原則》，這可看作其鑽研中國文化知識的首項成果。鑑於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氛圍，林語堂該文采取跨文化審視角度，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可謂大異其趣。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文化，正是衝著所謂“禮教”而來，魯迅旗幟鮮明怒斥“吃人的禮教”，突顯“禮”的非“人”性。作為受基督教薰陶成長起來的、已經相當西化的知識青年，林語堂正在努力喚醒自己的民族意識，對“禮”的理解反而相當客觀、富於同情。有別於漢學家旁觀者的角度，林語堂試圖從中國內部解釋自己的文化傳統：“禮是一種姿態與尺度，它賦予中國社會體系各要素某種和諧道德秩序。”要讓社會保持良序，儒家設計了一套繁複的社會等級秩序，各種社會關係遵從有別，稱之為“禮”。
《生活的藝術》營銷宣傳單 臺北林語堂故居藏
林語堂指出，中國社會重視各種社會關係的和諧，從來都把它看得比個人成就更重。“禮”要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提供道德指引，以維繫社會秩序。鑑於“禮”滲透中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中國又被稱為“禮儀之邦”。羅馬帝國由羅馬法典維繫，“中國也因對秩序的執著與敬畏而源遠流長，立於不敗”。至於對儒家學說的現代挑戰，林語堂的態度相當剋制。新文化運動譴責“禮教”的虛偽，號召推翻儒家文化體系，重估一切價值，林語堂則希望傳統和現代價值之間能夠相互妥協融合。既然“禮”建基於家庭體系，必然和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體系相對立，“但是，也許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找到能兼顧兩種原則並使其得到良性發展的途徑”。林語堂認為，某些行為與價值觀已經滲透中國人的心靈，比如“嚴肅態度、責任感、崇尚穩定秩序、尊重長者、尊重權威”，這些東西要想徹底取締是不現實的。“有些東西在現代環境下已經日趨衰微，希望這種現象只是暫時性的，長遠看來，青年中國會重歸理智，重新尊重古老的美德。”
林語堂的英文論文顯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同情理解，和新文化運動的主調格格不入，但他最早的兩篇中文文章卻和新文化運動的基調遙相呼應。胡適1917年離美回國，受到英雄式歡迎，被奉為新文化運動領袖。林語堂在清華參與了歡迎胡適回國的活動，晚年回憶自己的知識旅程，仍視胡適為對其影響最大的人士之一。也正是通過給《新青年》投稿，林語堂引起胡適的關注與賞識，兩位現代中國卓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結下終身的友誼。
《漢字索引制說明》發表於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雜誌，標誌著林語堂進入新文化運動精英知識界的核心圈。林語堂顯然是受到英文字母索引制的啟發，試圖創設一個類似的中文索引系統，辦法是把所有漢字歸納為前三個基本筆畫。這是個大膽而富有創意的設想，以後林語堂終身都在為漢字的有效編序而努力。林語堂的創意設想得到蔡元培的大力嘉許，盛讚其創制“明白簡易……苟以之應用於字典，辭書，及圖書名姓之記錄，其足以節省吾人檢字之時間，而增諸求學與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漢語改良和文學革命相互關聯，文學革命的關鍵在於提倡和提拔白話文。林語堂有關漢字索引制的創意開啟了漢語改良的嘗試，而另一篇刊載於《新青年》的文章對現代文學的發展闡述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對白話文學的語體有獨到見地。林語堂認為，文學革命不能只強調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而是應該花更多精力探討應該用什麼樣的白話文。林語堂指出，白話文“最易氾濫，最易說一大場無關著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話”，因此，我們提倡的白話文學應該注重義理修辭，強調“Lucidity（清順），Perspicuity（明瞭），Cogency of thought（構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當措詞嚴謹）”。白話文須有適當的語體承載，這一主題林語堂三十年代提倡“語錄體”時將有更多發揮闡述。
1916年至1919年正是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林語堂身處文化浪潮中心，自身心靈經歷了一次民族意識被喚起的洗禮，這可以看成林語堂整個跨文化之旅的第一個回合。同時，在清華任教三年，林語堂獲得政府“半獎學金”資助赴美留學。就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林語堂登上了赴美的洋輪。
本書選自《林語堂傳》，錢鎖橋 著，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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