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唐朝，不少人腦中會投射出一個繁榮強盛的龐大帝國，它開放、包容，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巔峰時期。但如果把唐王朝比喻成一個生命體，在這個龐大強盛的身體內部，一個特殊的腫瘤正在滋生，它就是唐朝的藩鎮。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上，關於藩鎮割據（雖然“割據”一詞不太準確，但為方便理解，先暫為採用，下文會有介紹）的介紹只是一筆帶過，不免讓人更加不解，畢竟藩鎮問題自安史之亂後持續影響了大唐王朝近一個半世紀。二十世紀以來，關於唐藩鎮的研究逐漸開始被重視，以張國剛教授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發表優秀文章，為我們進一步走進唐代藩鎮提供了途徑。本文，我將在前人基礎上，從藩鎮的產生，持續以及藩鎮問題被解決等幾方面簡單介紹一下藩鎮問題的演變過程。
藩鎮的發端
首先我們看一下唐朝統治者為何要設置藩鎮。我認為，這個問題要從唐朝初年說起。唐初的高祖、太宗兩位皇帝，在獲得政權之後立下了赫赫武功，不斷對外征伐。到高宗年間，唐朝變為一個空前的大帝國：東到朝鮮半島，西至阿姆河流域，北達貝加爾湖，南抵南海。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來統治如此廣大的區域，何況北有突厥、回鶻，西南有吐蕃。
於是到玄宗時，正式擴大了節度使的權利，比如讓安祿山在東北地區手握軍政大權。同時在全國境內設置十大節度使，統稱為“藩鎮”，又叫“方鎮”。在初期，藩鎮的設立對唐王朝來說無疑是利大於弊，是大唐王朝的一味“良藥”，專門治療唐帝國的“肢端肥大症”。但後來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明皇西逃。雖然說最終靠武力鎮壓了安祿山、史思明，但這時候的唐王朝已是遍地創痕，各地藩鎮各自為政了。
說到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問題，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很多人習慣把“藩鎮”與“割據”兩個詞聯繫起來，其實唐朝的藩鎮並非都是割據藩鎮，借用張國剛《唐朝藩鎮研究》的觀點，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可以分為財政性藩鎮（多地處東南，為中央提供賦稅）、防遏型藩鎮（多為西北藩鎮，如鳳翔鎮0.等，負責聽從指令鎮守西北）、中原型藩鎮（如河陽鎮、宣武鎮等，這些藩鎮比較安分），以上這三種藩鎮都是在中央的實際控制之下的，實際上割據的只有河北的盧龍、成魏博三鎮，史學家又稱之為“河朔三鎮”。
藩鎮制度的沿襲變革
剛才我們提到，藩鎮在初期是治療唐帝國“肢端肥大症的”一味藥，但為何會愈演愈烈以至於後期無法掌控，最終葬送大唐王朝的？我們都知道是藥三分毒，藩鎮的設置也是如此。一項制度在設置之初總是好的，但隨著社會歷史進程的演變，再好的制度也會變得不合時宜。
1、府兵制度的退出與募兵制的登場
唐朝時期，沿用魏制，實行“府兵制度”。所謂的府兵制，就是吸收農民當兵，建立亦兵亦農的國家化軍隊。府兵制在當時是有其建立的經濟基礎的，即唐初的均田制。府兵制與均田制結合，凡是軍人都有資格分到一塊土地，平時務農，戰時打仗。同時，這些府兵平時都有“上番”的義務。所謂的上番即定期到京師或者邊疆服兵役，每年上番一個月，自備武器與糧食。按理說這不失為一種公平的好方法，但是唐初統治者一直奉行的“關中本位”政策，使得他們只對關隴地區的府兵放心。
《資治通鑑》說“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雖然說，這樣的府兵制度在前期為唐朝的開疆拓宇立下了不小的功勞，但時間久了問題開始凸顯：常年征戰的戰爭生活使得這些府兵產生極大的矛盾，背井離鄉的生活也與傳統的農業習慣背道而馳。於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府兵內部逐漸分化，一些府兵尤其是上番負擔嚴重的關中軍隊，慢慢的不再上番。當朝統治者在覺察到這種變化後也採取了一定措施，即由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募兵制在武后時期就已經廣泛出現。
2、募兵制帶來的藩鎮軍隊結構的異變
募兵制出現以後，逐漸演變出了一支職業軍人部隊。這種部隊與之前的募兵制農兵完全不同，他們主要由流民和少數民族為主。如果以前的農兵可以靠種地為生的話，那現在的職業軍人則只有一條生路，即戰爭掠奪和依靠軍餉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唐中前期的統治者異常的信任異族將領，不知是巧合還是因為他們體內就流著少量的“胡人血脈”，總歸這種信任正在將唐王朝推向深淵。隨著軍功的擴大，這些少數民族將領權力越來越大，官至邊鎮節度使。以安祿山為例，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伴隨權力而來的是更大的野心，於是他們招募少數民族為兵，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裝。“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開元天寶年間，一場安史之亂標誌著藩鎮問題終於爆發。
玄宗在長安淪陷西逃過程中，慌忙下令讓各地藩鎮自己招募鄉勇鎮壓叛亂，同時賦予藩鎮獨立的財政權，這樣一來，雖然叛亂被鎮壓，但叛軍餘部退居河北，反心不死，終成割據一方的“河朔三鎮”。那為何面對這樣割據的區區三鎮，能與中央對抗如此之久？我認為，一方面是雙方妥協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此時藩鎮內部產生的新變化有關。剛才提到，在實行募兵制後，軍隊成分由亦農亦軍變為了職業軍人，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只有軍餉與軍事掠奪。
這樣，使得軍隊形成了“下重上輕”的結構，即：藩鎮士兵權勢蓋過了軍官甚至節度使，一旦軍官沒有滿足士兵的要求，便會的發生軍隊譁變。以河朔三鎮中魏博鎮為例，其底層的精銳士兵稱為“牙兵”，史書記載，“其兇戾者，強買豪奪，逾犯法令，長吏不能禁。”就連藩鎮首領——節度使，在牙兵眼裡取齊首級也如同兒戲，魏博鎮先後有四位節度使在譁變中被殺，也難怪時人稱“朝堂的天子，魏博的牙兵”，意為在魏博鎮，哪裡管你天子是誰，成千上萬的牙兵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就是“天子”，就是王法，這跟歷史上任何的割局現象都是不同的。其他時期的割據無論再混亂，割據地方總歸是由地方首領管轄統治，而這一時期的社會構成則是自下而上，割據首領反倒成為了傀儡工具。
迴光返照到退出歷史
唐朝末期，黃巢起義作為導火索，打破了割據藩鎮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均勢。唐朝滅亡以後，歷史步入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原來的中央內核消失，藩鎮割據現象在這一時期更甚，他們複製了唐朝後期藩鎮的內部體制。原來唐朝的文官幾乎被屠殺殆盡，以武官為掌管首領，軍隊素質迅速下降，導致社會秩序極度混亂。
藩鎮問題就這樣同樣在五代十國時期存續了五十餘年，直到宋朝趙匡胤推行文治，多走了武將權力，由文官擔任知州，同時進行大刀闊斧的軍隊改革，才使得困擾中華大地二百餘年的藩鎮問題暫時得以解決。至於文治武治有何優劣，在此就不再贅述。
參考文獻：
- 俞鹿年，《中國政治制度通史》
-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
- 《舊唐書·羅弘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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