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永元四年（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謀劃，定議誅除竇憲。

竇憲，外戚強臣，其家族勢力遍及朝廷，史書記載，竇憲“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震懾，望風承旨”，“權貴顯赫，傾動京都”。

外戚竇氏的權勢已經嚴重侵奪皇權，引起皇帝不安，為了保障皇權穩固，漢和帝與鄭眾籌劃後，果斷處置，下令收捕了竇憲親信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等人，皆下獄處死。隨後收竇憲大將軍印綬，與他兄弟一道被趕回封國，不久迫令自殺，至此竇氏外戚被連根拔起，退出朝堂。

而作為誅除竇氏外戚的主要功臣鄭眾，也因功封侯，成為和帝執政的重要依仗。

但和帝此舉卻被歷代史家詬病，視其為“拒一虎而進一狼”，“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

宦官弄權對東漢王朝的危害眾所周知，而宦官之所以被重用，正是出於其對皇權的依附性，因為宦官失去生殖能力，不能生養子嗣，沒有為後代謀利擅權的前提，而且他們身處內廷，不易結黨營私，更容易受君主掌控，所以才“遂委以政”。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宦官操縱皇權有諸多限制，那他們是如何形成勢力，並和豪強巨族出身的外戚齊名，同樣成為左右東漢王朝的政治集團呢？

宦官勢力的源起

正如顧炎武所說：“宦官之眾，由於宮嬪之多。”

宦官出現於家天下的專制政治體制之下，是帝王后宮享樂的輔助工具。為了傳宗接代、享樂女色，帝王們需要沒有生殖能力的“刑餘之人”服務於宮廷，因此最初的宦官僅作為帝王身邊生理殘缺的僕役存在，不具備任何政治意義。

但是從秦朝開始，隨著皇權空前集中，服務宮廷的宦官隊伍也隨之擴大，除了掌宮內之事，備灑掃之職外，參與的事務也越發重要。比如秦代著名的宦官趙高，便是任中車府令兼行璽符事，能夠接觸到政務的處理，其後更是和丞相李斯偽造遺詔，擁立胡亥，得以操縱權柄。

不過趙高只是個例，他能攬權，最終是靠著任郎中令、丞相，才實現集軍政大權於一手，並不能說明宦官集體擁有了實權。

而到了漢朝，上承秦制，“奄寺（宦官）之官，猶隸於外廷”，屬九卿之一的少府管轄。所以西漢時期，因隸屬關係鉗制，宦官並不是獨立的政治團體，也就很難形成勢力。

只會出現個別因君王寵幸而顯貴的宦官，如呂后時期“出入臥內，受宣詔命”的張釋卿；文帝時“以星氣幸”的趙談；元帝時“貴幸傾朝”的石顯，都是作為宦官中的特別個例見諸史冊。

但是宦官群體畢竟是圍繞在皇帝身邊的近臣，雖然他們最初的作用是為皇帝私生活效勞，可皇帝本身的宮廷生活除了聲色，還有國家政務，伺候在旁的宦官們難免因為寵信，而逐步染指到政事上去。

東漢開國以後，劉秀鑑於西漢末年“上威不行，下專國命”的教訓，極力加強皇權，“雖置三公，事歸臺閣”，極大削弱相權，朝廷政務實際被皇帝總攬。

但這樣做的弊端就是太過依賴皇帝本人，不論是皇帝怠政還是年幼無法處理朝政，都會造成皇權的衰弱，而因後宮裙帶關係崛起的外戚，以及皇帝近臣宦官，就有機會挾主專權，進而左右皇帝，掌控天下。

宦官干政的制度因素

漢武帝時期，武帝為了集權，削弱丞相權力，創立了內外朝制度，對於重要政事，依靠一些親信在宮廷之內作出決策。為了方便親信士人能夠出入宮廷，武帝往往給他們加官“中常侍”、“侍中”等內廷官職。

但注意這個“中”在宮廷內指的是閹割後的男子，顯然武帝並不是讓內朝的親信都做宦官，而是賦予了原本內廷官職新的參政意義。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

縱觀西漢歷史，中常侍為內朝加官，所任之人也都是士大夫，而東漢一朝，為實現皇權集中，繼承發展了內朝制度。但從漢和帝去世後，鄧太后主政“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這就讓宦官有了參政議政的權力。

而且，掌管太后宮中事務以及守衛之權的太僕、衛尉、少府三卿職位，也從西漢時外臣選任變為宦官專任，由此宦官原本受制外朝的隸屬關係也不復存在。

除此之外，漢章帝、和帝之後，隨著服務宮廷的事務愈發龐雜，需要管理的部門增多，宦官數量也越發壯大，《後漢書 百官志三》中記載：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故錄本官。

至於因專任中常侍參與政事的緣故，“關通內外、掌侍左右”，居內廷重要位置的的中常侍、小黃門的人數也急劇膨脹，從漢明帝時期的“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擴充到“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整個宦官系統人數的膨脹，參與政務處理的宦官數目增多，使得宦官們演變成了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這在主少母壯的情況下，本作為皇權延伸的產物，就可以通過掌握內廷肆無忌憚的攬權，並一再更改對他們原有限制，如容許“封侯”、“養子嗣”等，打破制度藩籬，為宦官勢力的壯大和延續在制度上鋪平了道路。

皇權土地所有制助長宦官權勢

《詩經 北山》中有句話叫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下的土地名義都屬於君王的，君主雖然可以通過分封的形勢將土地授予臣子，但土地依然是“王土”。

在秦漢之際，周代的宗法分封制瓦解，皇權空前大漲，“王土”的意味比以往就更加的明顯。只是皇帝為集中權力，就必須一套聽命與他的權力機構，而維持權力機構運行的便是擁有“王土”的地主階級，所以封建君主專制政權，其土地所有制從本質上講就是皇權土地所有制。

土地作為封建時代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集中到誰的手中，往往意味著誰掌握著政權。秦漢時期是皇權專制發展的初期，皇族作為天下土地的所有者，為了建立穩固的統治，在進行土地分配時，通過食封制度（賜爵、封國、食邑三種形式），將土地直接或間接授予功臣勳戚，以維持階級統治。比如西漢初年劉邦大封功臣為列侯，分封劉氏宗親為諸侯王，正是此故。

但宦官勢力最初是被排除在土地所有制的分配範圍的，而外戚則是東漢皇權土地所有制下最重要的受益者，本就是藉助豪強之力起家的朝廷，對他們“封賞踰制，內寵猥盛”。

外戚依仗皇權不斷佔據良田，使得他們在皇權土地所有制中漸漸處於支配地位，所以儘管光武、明帝在政治上對外戚勢力打壓，可實力雄厚的他們還是在皇權黯弱時，不可避免的掌握大權。

從和帝開始，宦官鄭眾參與誅殺竇氏外戚，因功封侯，得賜食邑，宦官勢力開始加入到對皇權土地所有制的分配當中。

順帝時期，以孫程為首的宦官中，前後共有孫程、王康、王國、黃龍、李建等十九人封侯，共計得到食邑近九萬戶，可以說宦官勢力爆發式發展，形成了強大的政治集團。

桓帝、靈帝時期的相繼出現的單超、侯覽、曹節、張讓宦官勢力集團，更是將賜爵食邑的規模發展到極致，不僅本人得益，其父兄子弟往往也為公卿列校、佈列州郡。

就拿著名的十常侍張讓等人來說，史載“京畿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這些宦官集團已經通過皇權土地所有制的內部轉移，成為了勢力強大的貴族地主階級，也正是擁有了土地經濟的物質前提，才有宦官集團的政治地位確立的基礎。

以上，正是因為制度上屢開先例，為宦官集團參與朝政、擴大勢力鋪平道路，又有社會經濟的物質基礎，宦官們才可以在東漢的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

范曄著《後漢書》時在《宦者列傳》中便一針見血的指出，從鄭眾得專謀禁中，剷除竇氏外戚後“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