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公元189年是東漢歷史上一個混亂的年份，我們僅僅從年號上就能窺測一二。

這一年先後歷經了中平六年、光熹元年、昭寧元年、永漢元年四個年號，年號的更迭事實上反映出的是王朝內部的權力交替。

自中平六年三月，漢靈帝駕崩，少帝劉辨繼位，外戚與宦官的鬥爭進入白熱化，最終釀成慘烈的宮變。外戚何進與十常侍諸宦官先後喪命，反倒讓帶兵入京的董卓趁亂掌握局勢，成為最大的贏家。

是年九月，董卓會眾臣於崇德前殿，脅迫何太后下詔廢少帝劉辨：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

太傅袁隗上前解下帝王璽綬，以奉陳留王劉協，而被廢為弘農王的劉辨戰戰兢兢下殿，北面稱臣。

此時太后鯁涕，群臣含悲，但卻沒有一人敢提出異議。皇帝成了董卓手中任意拿捏的玩偶，大漢朝的權威一朝盡喪！

不過權勢滔天的董卓僅僅維持了半年統治，便在關東豪強群起征討下，逃往長安，最後落了個慘死的下場。

但經過董卓亂政的東漢朝廷徹底沉淪，軍閥割據彼此攻伐不休，為國人津津樂道的三國時代緩緩拉開了序幕。

在歷史邁入三國時代之前，董卓的敗亡可以說是一個關鍵節點，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促成了董卓成為眾矢之的，早早敗亡？

涼州武人集團的興起

董卓字仲潁，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後漢書·董卓列傳》

眾所周知，涼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處於漢王朝關中地區的西北方，可以說“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是與匈奴、西羌的戰略緩衝帶，而隴西位於涼州西北，正好是抵禦羌人的前沿陣地。

可想而知，殘酷的戰爭、長期的漢胡雜居，勢必令當地人崇尚武力。

這一點在《後漢書·鄭太傳》中就已經載明：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

瞧瞧，就連婦人都好戰，何況男兒？

在這樣民風彪悍的生存環境下，長得健壯的董卓，因武藝過人，還有謀略，為羌胡敬畏，從而小有名氣，有了一定的勢力基礎，被東漢朝廷徵辟為官，開啟了他的軍事生涯。

到了漢桓帝延熹年間，羌人掀起大規模叛亂，董卓跟隨張奐領兵討伐，大獲全勝，因而獲得升遷，可以說對羌戰爭是董卓發跡的開始。

但是董卓的仕途並非一帆風順，在中平元年黃巾起義爆發，朝廷命他征討張角，卻敗於曲陽，因而免職抵罪。

這也很好理解，董卓的根基在涼州，敬服他的羌胡豪帥、頭領們，以及他的涼州部下，不可能都前去冀州指揮大軍，沒有如臂指使的隊伍，失敗也在情理中。

雖然董卓被免官，但基於涼州地區羌胡雜居的特殊性，在無健全的民族政策治理下，註定了其地動亂的頻繁，這也給董卓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礎。

中平元年冬，北地羌人再反，並推舉邊章和韓遂為首領，“入寇三輔，侵逼園陵”。前有黃巾起義未平，後有羌人危及關中，如此緊急關頭，靈帝只能起復對羌作戰經驗豐富的董卓為將。

為什麼非得如此？這都與董卓早年的積累有關。

通過結交羌人首領，並多次參與對羌戰爭，董卓身邊已經形成了一套以涼州武人為班底的核心人馬。

這些人主要有李催、牛輔、郭汜、張繡、樊稠、胡軫、李蒙等一大批涼州豪傑，他們或是董卓舊部曲，或是姻親，且多以勇武見稱，正是靠著這些麾下將校的支持，董卓才能夠打造一支聽命於他的軍隊，在涼州地區形成了較強的勢力。

因此在涼州根深蒂固的董卓一經起復，既能靠身邊的羌胡豪帥與羌人的良好關係，掌握先機，又可以依靠麾下將領凝聚軍心，形成戰力平定叛亂。

而且在征討邊章、韓遂過程中，董卓又趁機招降大批羌胡士兵，比如著名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都是羌胡精銳，他們的加入都為董卓勢力膨脹出了大力。

東漢朝廷也看到了董卓勢大難制的變化，為了削掉董卓兵權，靈帝下詔徵董卓為少府，這套明升暗降的把戲，當然不可能糊弄得了董卓。

董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覆上。”

這是在推說手下的羌胡兵，只有他董卓自己能夠壓服，實在走不開。

這話既是託辭，又暗含威脅，明擺著欺東漢朝廷無力征討，才有恃無恐。

接著東漢朝廷又想將董卓調離老巢涼州，任命其為幷州牧，命兵馬交給皇甫嵩。這道詔命又遭到董卓拒絕，他以士卒習慣他統領為由，領兵進駐幷州赴任。

經過黃巾起義的折騰，在內無大軍征討不法的窘境下，東漢中央的權威受到了嚴重挑戰， 各地州牧利用手中掌握的地盤和軍隊，對漢廷的命令陽奉陰違，天下州郡已逐漸私有化，成為各州牧豪強的私產，而董卓是當時極為突出的一個。

董卓駐兵離京師最近的河東郡，以待時局變化，這已經生出了一旦朝廷有變，便藉機東進控制朝廷的野心。

果不其然，漢靈帝駕崩後，何進與宦官鬥得你死我活，為了脅迫何太后支持何進等誅殺宦官的計劃，何進與袁紹私召董卓帶兵入京增加威懾。如此昏招，可以說為董卓插手京師事務，提供了完美藉口。

而董卓入京前夕，何進與十常侍相繼死於宮變，京師一片混亂。恰好趕到的董卓趁機收服了何進留下的部曲武裝，又策反呂布，殺死了執金吾丁原，兼併了他手下的幷州軍，徹底掌握京師軍權，成為了宮變之後最大受益者。

在廢立皇帝，毒殺何太后之後，董卓進位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權勢也達到了頂點。

董卓政治上的孤立與內部矛盾

董卓掌權給我們的固有印象就是“倒行逆施”、“殘暴不仁”，難道以董卓為首的涼州武人集團，就不考慮要長久維持統治，掌握大權嗎？

筆者告訴你，這還真考慮過。

廢立之事雖然驚世駭俗，可在漢朝歷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只要董卓手段高明，包裝的好，也不是不可能將自己打造成霍光第二，挾天子令諸侯的榜樣。

我們先看看董卓執政後，在政治人事上的幹了些什麼。

據《後漢書·董卓傳》記載，董卓為相國後，平反了黨錮，“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為他們恢復爵位，“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

除此之外，董卓還大力提拔中原豪族名門之士為官，“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一時間“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而對於豪門望族，如出身汝南袁氏的袁隗、弘農楊氏出身的楊彪，董卓更是極力安撫，大加籠絡。還有如蔡邕這般的大名士，董卓也是“甚見敬重”。

另外為了安定地方，董卓還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諮為南陽太守。

那麼董卓對身邊的親信又是怎麼安排？

史書記載其“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看來董卓自己也明白，要想統御天下，沒有豪族、名士的支持以及地方的穩定是不行的。

只是儘管董卓儘可能的籠絡豪強、名士，可涼州武人集團自身的短板，卻成為了他維持統治的最大障礙。

首先，董卓為了涼州集團掌權，鴆殺了何太后，此舉可比廢立更令天下震驚。要知道，東漢中後期，皇帝年幼，一直都是太后臨朝稱制掌握政權的，如今把太后都殺了，基本上暴露了董卓意欲取而代之的野心。這在漢室正統還深人心的年代，士大夫集團自然對董卓大為不滿。

其次，涼州地處邊陲，民風彪悍，是儒家教化薄弱地帶，中原士庶視之為蠻夷，這跟春秋時代的秦國類似，不被東方各國視為諸夏。

士大夫和老百姓在心理上排斥涼州軍，感官極差，而且涼州軍士所作所為更是讓京師士畏懼、膽顫心驚。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一》

董卓的軍紀差不是沒原因的，涼州士卒驕兵悍將，崇尚武力，掠奪性極強，財貨女人對這些搏命之徒有十足的吸引力，只有讓他們飽掠一番，他們才會奮勇效命。這樣的例子，在古代非常多，為了攻克堅城，將領們往往會同意手下軍士大肆搶掠幾日，才激發軍士獸性，奮不顧身。而涼州軍又羌胡混雜，更不可能單純靠軍紀約束，放縱士卒剽虜，也是常態。

因此這種殘暴的獸行，更是引發朝野的普遍反感、牴觸，士大夫們認為董卓等是胡種，夜宿宮廷，敗壞綱常，毫無儒家尊奉的禮義廉恥；而百姓更是見到涼州軍，唯恐避之不及，不得人心，如何能長久？

像袁紹、曹操直接逃出洛陽，謀劃起兵反抗，而朝中的大臣也大多都心中不服，暗中謀劃串聯，表面上為董卓效力，實際暗中支持袁紹等人的軍事反抗。至於董卓任命的那些地方牧守，也加入了袁紹等人的隊伍中，形成關東聯軍，共同討伐董卓。

這都是董卓不得人心的結果，畢竟，身不正，如何使天下歸心？靠著大肆封官許願，只能平添對手罷了。

最後一點，董卓在洛陽擴張勢力，兼併了幷州，卻並沒有完成整合，幷州軍和涼州軍同屬天下強軍，但涼州軍是以勝利者的姿態統治京師，幷州軍在他們面前自然是矮上一頭，這種壓抑勢必引起兩大軍事集團的對抗，兩者間矛盾突出，明爭暗鬥。比如幷州軍的代表人物呂布，就和涼州其他將領不對付。

在關東聯軍討伐董卓時，董卓派遣胡軫、呂布抵禦。兩者分屬涼、並兩個陣營，在軍事並不配合，以致於被孫堅擊敗，“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無疑加速了董卓勢力的瓦解。

也正是董卓未能消化掉幷州軍勢力，在退往長安期間，才會讓王允看到董卓內部的矛盾，藉機策反呂布，誅殺了董卓。

所以說，董卓的快速敗亡，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其一，其武人集團勢力野心過早暴露，且殘暴不仁，不得民心，為士大夫階層集體牴觸，這不是單純依靠武力就能解決的；其二，董卓雖擴張快速，卻未能及時完成勢力整合，導致軍隊內部衝突不斷，矛盾激化，直接埋下了速亡的誘因。

隨著董卓退出歷史舞臺，地方與東漢朝廷更加離心離德，除了大義名分外，各路諸侯自成軍府，官吏皆自行任命，三國亂世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