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有個胡開明，‘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這是上世紀60年代初曾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據有關資料顯示，它是毛澤東在1962年8月9日一次小組會議上講的。說的是時任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的胡開明，8月8日“上書”毛澤東，力薦“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在剛剛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時候，敢於進行這樣的“上書”，需要極大的勇氣。那麼，事情的原委到底如何？本文整理了有關情況，以饗讀者。

一、為解“糧荒”大膽推行生產責任制

胡開明“上書”雖發生於1962年8月，但誘因卻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極度糧荒。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背離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惡果。最大問題是嚴重缺糧。一方面糧食連年大幅度減產，另一方面糧食的需求卻因城鎮人口的劇增而不斷增加。為了維持城鎮商品糧的供應，國家不斷地向農村下達徵購指標。由於連年徵過頭糧，許多省區農民的口糧也在急劇減少。由於嚴重缺糧，許多省份的農村普遍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8年河北農業生產普遍獲得大豐收，但來年春各地卻出現嚴重的春荒。張家口地處塞外，自然條件本來貧瘠，春荒更加嚴重。全區缺糧的社隊高達70%。飢餓使人們忘記了一切。蔚縣西合營，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就有人把種扒出來吃掉。生產隊沒辦法，把種籽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飢餓難忍的群眾對食物的需要大大超過了對毒藥的恐懼，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加了一道工序，就是把種籽先在土裡邊搓搓，再塞進嘴裡。結果非正常死亡人數大大增加，活著的人甚至沒有力氣把死人從屋裡抬出去。

為克服困難，以張家口市（地）委第一書記葛啟為首的一批領導幹部，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採取了一些生產責任制措施，並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但卻被說成右傾。1959年廬山會議後，9月上旬中共河北省委一屆八次全會點名批判葛啟並將其撤職。抗戰勝利後曾在察哈爾省（首府張家口）工作多年、熟悉張家口地區情況的胡開明，時任河北省副省長，受省委派遣，帶領工作組到張家口組織召開地委擴大會議，傳達省委決議，開展反右鬥爭。在此期間，他主動請纓到張家口工作。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胡開明任中共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

◆1953年任河北省委工業部長時的胡開明。

胡開明上任後便一頭扎向農村，深入實際瞭解災情。他發現全區農民群眾的缺糧狀況遠比想象或聽到的嚴重，而造成缺糧的原因與高指標、浮誇干係極大。進而發現，把葛啟等一批市、縣領導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錯誤的，於是，胡開明斷然決定停止反右傾，解放幹部，集中精力領導群眾渡荒。在此過程中，他大膽地從改革農村生產關係和經營管理體制上進行探索，留下幾個“大手筆”。比如：劃小人民公社。胡開明認為，人民公社“規模過大”，生產關係“搞過了頭”。1962年6月他起草了給河北省委的報告《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體制和設區的請示》，提出：“一個幾百戶的大村，可以單獨辦一個公社；居住分散的地方，可以以原來的行政村為單位辦一個公社；一般的是把原來的大隊改為公社。這些公社，原則上都實行兩級所有，兩級管理。”省委第一書記林鐵點頭後，在沽源縣搞了試點，將原有的19個公社劃分成180個“小社”。實際上是將人民公社恢復到原有的高級社。

與此相聯繫，胡開明又認為，實行公社化，以公社、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超過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群眾的覺悟水平，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主張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當時有的地方稱生產小隊，相當於合作化時期的初級社），並在萬全縣郭磊莊大隊搞了試點。這一試點經驗，為中央決策提供了現實依據。1961年9月26日，第二次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北上返京途經邯鄲，聽取河北省關於核算單位下放問題的彙報時，在張家口地委關於郭磊莊大隊試點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這個材料請你們看看，我認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是下放到生產隊好。請你們討論決定。”9月29日，毛澤東將這次談話的記錄轉送給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時，又寫道：“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而不是大隊。”10月7日，中央作出《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並將張家口地委關於郭磊莊的報告材料列為附件一同下發。這時，張家口全區已有2278個生產大隊實行了核算單位下放，佔總數的59.6%。當時，正在南方養病的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打電話說：“開明同志，毛主席說了，基本核算單位還是改在小隊上好。這件事你是有大功勞的呀！”

在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後，胡開明覺得還不夠，還需要往後退，一直“退到生產力這雙腳與生產關係這雙鞋適合為止”。據此，在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胡開明在張家口地區推行了“三包到組”等農業生產責任制。

當時，為了渡過難關，全國各地許多農村都在探索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其中包括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責任制。有資料顯示，到1962年7月，全國已有不止20%的農村實行了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對於包產到戶，當時胡開明心態比較複雜，並不完全贊同。1961年8月，市委農村工作部負責人曾給他寫信，要求實行包產到戶，他覺得這個做法有問題，沒有立即答應。後來市委農村工作部當面要求搞試點時，才同意先在郊區永豐堡大隊搞試驗。隨後即向省委第二書記劉子厚請示，受到批評。劉子厚說：“單幹，中國已經試驗幾千年了，還用得著試驗嗎？”因此，這一試驗未搞下去。1962年6月原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葛啟甄別平反，恢復原職後，提出“定產到地，責任到人，完成任務，其餘歸己”的大包乾生產責任制（實際是包產到戶）並要在全區推廣。即將離開張家口回省任職的胡開明明確表示：“‘包產到戶’作為生產、經營的一種輔助方式是有好處的，但最好不要推廣。”

胡開明贊同劉少奇說的：“不建立責任制，農活的質量提不高；而不聯繫產量，責任制建立不起來；可是一聯繫產量，又容易搞成包產到戶。”他要尋找既是聯繫產量的責任制，又不是包產到戶的形式。1962年5月上旬，他聽說張家口市郊區孤石大隊實行“三包到組”責任制，效果很好。其做法是：（一）由社員自願結合組成一個六、七、八戶或六、七、八個勞動力的生產組，在一般情況下長期不變；（二）生產隊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產組，耕畜、農具也儘可能分到生產組使用，在一般情況下長期不變；（三）根據土地好壞，首先進行土地分等，評出常年每畝產量數、用工數和投資數，然後計算出全組的土地總產量、總用工和總投資數，簽訂“三包”合同，認真執行；（四）到了秋後，包產以內的全部產量，由生產組交生產隊統一分配，包產以外的超產部分，完全歸生產組按勞分配。胡開明認為這一做法既聯繫產量，調動了積極性，又沒有包產到戶。於是，在河北省委5月會議上提出，“新的生產管理形式已經被農民創造出來了，這就是包產到組，其核心是建立生產責任制。”會後胡開明又專門到孤石調研。他看到菜地包到組的，由於社員們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幹活細了，上糞多了，蔬菜長得特別好，進一步肯定：“三包到組”是個好形式。第一是戶數少，與社員的利益更直接，因而更關心集體；第二是大家心投意合，便於互相諒解，互相監督，自覺勞動；第三是勞力好支配，農活好安排；第四是幹部參加勞動多了，減少了誤工補貼。這個辦法，比起生產隊核算來，鞋碼起碼又小了兩號，建議張家口地委在全區推廣。

二、“上書”毛澤東保薦“三包到組”責任制

認準了“三包到組”責任制的種種好處，並立足當時我國農業機械化的程度還很低，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手工操作的實際，胡開明認為應在全國普遍推廣這一責任制。1962年暑期，中央要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華北局決定先召開一次農村工作座談會，為中央會議蒐集情況、提供資料。為此，華北局第三書記李立三找到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要河北從南部和北部各派一個地區代表參加座談會。林鐵想，胡開明雖已離開張家口，但對農村政策有研究，遂決定由他代表北部地區出席座談會。就在這次座談會上，胡開明提出《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

胡開明這樣做是有思想準備的。會前他就聽說，對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中央領導層有分歧。事實上，當時，無論是中央，還是各中央局、省委，對責任制反對懷疑的多，支持贊同的少。1961年底，毛澤東對曾表態支持過的安徽省“責任田”（實際是“包產到戶”）提出“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的意見，明顯不同意再繼續搞“責任田”。在明知多數人不贊同的情況下，還下決心把調查報告拿出來，用胡開明的話說，就是為了說服更多的同志，以推動和促進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和進一步糾正黨在農村工作上的“左”傾錯誤。

同時，胡開明還考慮到，建國以來，毛澤東一直很重視農村工作，重視農業的發展，在實踐中不斷調整著農村政策。比如，對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放在小隊好的郭磊莊的報告，毛澤東批示作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發了，改變了他原來主張“一大二公”的看法；對公共食堂，原來他主張整頓和大辦，後來，經過調查研究，也下發文件解散了。所以，胡開明抱定一個信念：一定要直接向毛主席提出建議，獲得毛主席的支持，使“三包到組”責任制能廣泛推行。

對胡開明的這些想法，張家口地委農工部的有關同志曾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建議他打消向毛澤東直接“上書”的念頭，沒能說服他；二是建議他把“三包到組”改成“三定到組”，因“包”字太敏感，已經批了多少年了。但他說：“包就是包，上書就是要一目瞭然，旗幟鮮明。”三是建議他把報告裡“不要歧視包產到戶的社員，對他們要滿腔熱情”一句話刪掉，他說：“刪不得，這裡不亮明觀點哪行啊？”

7月30日，胡開明在華北局農村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關於建議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發言。會後，會議秘書處作為大會簡報印發，同時轉報中央。胡開明在發言中詳細闡明瞭“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具體內容及其“七大好處”，回答了人們對這一責任制的疑問，還比較了它與包工到組、到戶或包產到戶的優劣。

◆胡開明寫給毛澤東的建議書。

8月8日，胡開明寫了一封信，連同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複印件，通過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的秘書轉中央辦公廳送毛澤東。信中寫到：“關於如何鞏固集體經濟、加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問題，我於七月三十日華北局的農業工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發言稿已由華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現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請予抽空審閱為盼！”8月16日，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印發各同志討論。”該《建議》即被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下發。

從毛澤東的簡短批示，看不出對胡開明“上書”的態度。但隨後發生的一切表明，“上書”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肯定，而且給胡開明帶來了一連串災難。

據胡開明自己的回憶和一些材料（包括1962年8月9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顯示，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點了胡開明的名，說：“河北胡開明，有這麼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麼久，從1960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反壓你一下。”原話是否這樣講的尚可質疑。但點名似乎確鑿。因為，自此以後，胡開明便被責令檢討，受批判，坐冷板凳，且批判逐漸升級。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將關於胡開明問題的報告及其檢查上報中央和華北局時還認為，胡開明犯有方向性錯誤，但基本上屬於認識問題，工作上尚未造成嚴重損失。而在1964年後性質完全變了，先是被打成“胡、葛（啟）、解（峰）反黨集團”，後擴大成“胡、葛、解、張（何明）、王（雲）、馬（哲生）反黨陰謀集團”。從此，這一冤案延續十幾年，株連到張家口地區眾多幹部群眾。

至於毛澤東的後半句話，言詞比較飄忽，對象不大確定。因為胡開明顯然沒有“壓”主席的能力。有人猜測可能是主席借胡開明之名做文章，意有所指。既然“胡開明”這個名字能被拿來做文章，別人也可以借力使力。這樣，就比較容易解釋胡開明在北戴河“上書”後的一連串遭遇了。另外，當時，胡開明也感到“上書”後不幾天，“座談會的風向轉了”，一些原來支持他意見的同志轉了彎，對生產責任制基本上是一片否定之聲。所以，從當時的大環境看，胡開明上書的舉動無異於政治生命的“自殺”。作家老鬼在《母親楊沫·26·為胡開明大呼喊》中寫到：“多年後，有人問胡開明為什麼給毛主席寫信？他說：‘人命關天，顧不得了。’”

客觀地說，“上書”未被肯定，反被點了名，主要是與毛澤東當時的想法有很大差距。對毛澤東來說，不論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繫到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他堅持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單幹”。從理論上說，只有搞社會主義的大農業，搞集體經濟，農業才有出路，農民才會富裕。我們是共產黨，只能朝著這個方向走，否則就是搞修正主義。從實踐上說，發展農業生產，靠單幹是不行的。從單幹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出現階級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汙多佔、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進而將其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把提倡包產到戶定性為“單幹風”，認為是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是兩條道路的鬥爭。而偏偏，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多位中央領導人，當時都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這讓毛澤東感受到“強烈衝擊”，批評的言詞更趨激烈，態度更加鮮明。所以，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前、會議期間及會後不久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一直在講這個問題，並點名批評陳雲、鄧子恢、田家英等極力主張包產到戶的代表，批評所謂的“單幹風”。

◆1963年，胡開明、李克林夫婦在北京頤和園合影。

在這種情況下，胡開明“上書”保薦“三包到組”責任制，結局可想而知。雖然他一再強調“三包到組”不同於包產到戶。在《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中，胡開明更是用大段篇幅陳述了他對包產到戶的看法，指出：包產到戶“在經營方式上是單幹的，這就否定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在個體經濟的時候，黨中央和毛主席都號召農民組織起來；現在已經公社化了，我們為什麼還要領導群眾去單幹呢？”但同時，胡開明並不一概否認包產到戶。他認為，引導農民走集體道路，必須採取“說服教育和典型示範”的辦法，“在一些落後隊裡，實行包產到戶，生產很可能比現在搞得好。”因此“經過工作，如果社員還是非要包產到戶不可，我們也不能硬頂或硬糾。因為那樣辦，他們就會躺倒不幹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好允許群眾實行包產到戶”。

另外，不管胡開明怎樣解釋“三包到組”基本核算單位仍是生產隊而非生產組，更不是農戶，因此不同於包產到戶。但“三包”中的一大“包”就是“包產”，包產以內的全部產量交生產隊統一分配，包產以外的超產部分，完全歸生產組按勞分配，這就觸犯了毛主席反對聯繫產量的責任制的“禁區”。

凡此種種，胡開明此時“上書”，終歸不得“正果”。

難能可貴的是，在此情況下，胡開明仍不退縮，沒有隨大流趕快轉向，而是繼續反映情況。8月18日，他又寫了一封信，並附上與跟隨他工作多年的秘書曲維鎮調查研究後寫成的《關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意見》，呈報毛澤東。《意見》的中心思想是：在生產資料都歸公之後，在大家口糧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況下，一味強調按勞分配是不行的。他比較分析了中央提出的“按勞分配”辦法，河北省“按勞分配加照顧糧”辦法，張家口地區1961年大部分生產隊執行“基本口糧和按勞動工分分配相結合”辦法、少部分生產隊執行“按勞動工分分配加照顧”辦法、1962年絕大多數隊實行了“兩結合”辦法的實踐，認為實行“基本口糧和按勞動工分分配相結合”的辦法，和鄧子恢主張實行“基本口糧、按勞分配和照顧糧三結合”的辦法，是當前解決農村社員口糧分配問題的最佳辦法。據河北省委第二書記劉子厚說，北戴河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對他講：“看來口糧問題，不要強調按勞分配了，否則會打擊農村‘四屬戶’（軍、烈、工、幹家屬戶）。”中央檔案館保存著胡開明給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信箋上籤有“已送閱”的戳記，證明第二份“上書”毛澤東看過，而且基本採納了胡開明的意見。

三、三中全會後力推農業生產責任制

雖然保薦“三包到組”責任制未達目的，但胡開明在張家口任內對探索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貢獻不可抹殺。說到此，“上書”一事當該結束。但胡開明就是胡開明，十多年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胡開明再次因推行農業生產責任制而在歷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只是，這一次是在安徽而非河北，這次推行的不是“三包到組”而是他當年不主張推廣的“包產到戶”。

1978年7月11日，根據中央決定，胡開明離開戰鬥工作了幾十年的河北，前往安徽，任省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副省長）兼省委農委第二書記（萬里兼任第一書記）。這一年，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在研究渡荒會議上，胡開明發言：“大面積的秋種看來已難實現，隨之而來的將是大片土地拋荒，明年生活指望啥？農民很窮，別說沒有那麼多的救濟糧，即使有，他們又哪有錢去買？土地是集體的，更是農民的，與其荒在那裡，何不借給他們去種？”胡開明的講話贏得一片贊同聲，萬里也表示同意。會上立即形成決議：為保命，借給每個農民三分地種。開荒墊窪而成的土地，則誰種誰收誰有。胡開明深知，讓借地三分，到下面時就有可能借地三畝，允許“三定”的生產責任制，推行的結果也許就是定任務到人。

◆胡開明

果然，地處合肥郊縣肥西的山南區黃花大隊，在區委主要領導的支持下實行了“包產到戶”。胡開明到那裡為惴惴不安的幹部群眾打氣。他引用毛澤東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的話指出，來自於群眾的農業上的種種責任制形式，只要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財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就是標準，就是目的。他又到鳳陽小崗村，聽了該村秘密“包產到戶”的經過。當縣委書記陳庭元向他試探：“如果指責小崗村是搞資本主義復辟，又怎麼能洗刷得清”時，他說：“且不說這算不算資本主義，退一萬步講，即使一個生產隊在搞資本主義，又怕它什麼？不就區區一個隊嗎？我看吶，就讓小崗村走下去，看它到底有多大能耐，能把社會主義搞垮？”

當時，圍繞生產責任制，尤其是包產到戶責任制的爭論上至中央下至基層還是很激烈的。胡開明一方面態度鮮明，堅決支持各種生產責任制。另一方面帶領有關人員，深入肥西、鳳陽調查研究，撰寫了《用鳳陽、肥西的事實回答八個問題》一文。這八個問題是：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是不是“分田單幹”；包產或包乾到戶後，集體經濟是發展了還是削弱了；包產或包乾到戶後，對國家的貢獻大了還是小了；包產或包乾到戶後，社隊企業是發展了還是倒退了；包產或包乾到戶後，農業機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礙了；包產或包乾到戶後，科學種田是削弱了還是增強了；包產或包乾到戶後，是否會出現軍烈屬、五保戶沒人管，甚至會出現“兩極分化”；包產或包乾到戶後，多種經營是否沒有辦法搞？文章在安徽省電臺公開播出後，引起很大反響。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正式表態：“農業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大。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了身，改變面貌。”９月，中央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文件（即中發1980年75號文件），對包產到戶的性質作出了新的解釋：“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復辟資本主義危險。”

在此期間，7月13日，河北省委作出《關於為胡開明、葛啟、解峰等同志平反的決定》。由於上書保薦“三包到組”責任制而蒙冤十多年的胡開明，終於被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82年10月26日至29日，胡耀邦在安徽視察時說：“在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上，從歷史情況來看，1960年以後，在黨內有相當多的一部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先知先覺者，當時就主張要改革1956年農業長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鄧子恢同志也好，曾希聖同志也好，還有在座的胡開明同志也好，還有陶鑄同志。”

三年困難時期，張家口地區的人民群眾，由於胡開明等一批堅持實事求是，敢於為民請命的“官員”，尊重群眾實踐，推行生產責任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天災人禍造成的損失，併為中央某些農村政策的調整提供了現實依據。十多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的腳步因安徽鳳陽小崗村18名農民按下手印、立下生死狀實行“包產到戶”責任制，而邁開了決定性的第一步，身兼省委農委第二書記的胡開明仍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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