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過往的貴族和宗教特權不斷受到自由主義政治組織及上街抗議的民眾的衝擊，舊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它與早前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並稱為“18世紀雙元革命”，極大地改變了歐洲社會秩序和地緣格局。至1804年拿破崙稱帝開始，歐洲正式進入了拿破崙戰爭時代。
拿破崙加冕為皇帝，法蘭西第一帝國成立，法軍旋即開始了更為猛烈的對外擴張，從原來88個省擴展到130個省，領土面積達86萬平方公里，人口達4400萬。歐洲大陸主要大國奧地利、普魯士臣服於法國，俄羅斯也委屈奉迎以求自保。拿破崙的聲望和法國的勢力達到頂點。後來拿破崙雖然失敗退位了，但法蘭西作為歐洲大國的地位卻得到了延續，直至普魯士全面崛起。
通過三次王朝戰爭，普魯士在俾斯麥和威廉一世的率領下相繼擊敗了丹麥、奧地利和法國，其中普法戰爭的勝利對歐洲局勢產生了地震般的效應。德意志第二帝國在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廢墟上成立，這不啻是對法國民眾的羞辱。然而頗為奇異的是，法國不但僅僅1年多時間就恢復了元氣，甚至打破了德國對它的外交孤立，並迅速發展成為僅次於大英帝國的世界第二海外殖民列強。那麼法國是如何在普法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獲得大國地位的呢？
普法戰爭與拿破崙三世被俘
當1870年7月19日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率先向普魯士宣戰的時候，歐洲各國所擔心的是法國將會趁機進一步發展壯大。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甚至做好了法軍入侵低地國家比利時的準備，並預備了一系列外交和軍事方案。在此前數天，法國就已經展開戰爭動員，法國人的參戰熱情極高，很少有人會認為法軍將會失敗，包括許多普魯士人，除了俾斯麥。在俾斯麥看來，法國的作戰系統遠遠不如普魯士。經過了19世紀上半葉的軍事改革後，普軍早已脫胎換骨，遠非拿破崙戰爭時期可以比擬。果然，普法戰爭爆發之後，普軍優勢明顯，法國方面卻因指揮失當、後勤緩慢等原因而一敗塗地。
事實上，經過了戰爭初期的挫敗之後，法國曾有機會趁普軍主力未能充分展開，通過調整部署來伺機決戰。但是由於初戰的失敗對政局造成的影響，法國內閣更迭、激進主戰派上臺並出於“軍隊一旦撤退，巴黎就會造反”的理由要求前線將士死戰不退，最終導致色當慘敗，拿破崙三世以“普通小兵”的名義舉白旗投降，成為俘虜。皇帝的投降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攝政的皇后此時還在巴黎，然而大局已定，普魯士軍隊還是抵達巴黎城下，法國方面兵敗如山倒。
市政廳廣場上的“9月4日革命”
就在拿破崙三世成為俘虜的那個夜晚，就已經有許多巴黎民眾走上街頭，高聲呼吸廢黜皇帝。次日一大早，更多的巴黎市民聚集在了協和廣場，旋即開始衝擊波旁宮。共和派在喧囂聲中迅速崛起，其領袖甘必大鼓動眾人前往市政廳，並在格雷夫廣場（又稱“市政廳廣場”）宣佈成立臨時政府。格雷夫廣場又稱罷工廣場，這源於法國民眾經常在這裡舉行罷工運動，甘必大選擇在此地成立臨時政府，顯然有追尋傳統的想法。就這樣，帝制在法國再度被推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匆匆忙忙地建立起來了。這件事發生於1870年9月4日，因此又被稱作“9月4日革命”。
共和派固然重新獲取了政權，卻不得不選擇與君主派達成暫時的妥協，這源於普魯士方面的壓力。原來，臨時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普魯士壓根不承認，並明確要求法國方面必須在規定時間裡選出國民議會，繼而商討下一步的戰和事務。選舉如期舉行，結果卻讓共和派大跌眼鏡。原來在新的國民議會中，主和派人士佔據明顯上風，而這些主和派人士又大多屬於君主派。換言之，共和國以及臨時政府的根基遭到了沉重打擊。畢竟如果共和國沒有經過普選出來的議會批准，其法理性就會存疑。
君主派佔優的國民議會選舉
所幸的是，此時的君主派也不得不做出妥協，默許了在共和制度下建立新內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法國君主派內部並非鐵板一塊。由於歷史原因，佔據國民議會多數席位的君主派雖然都希望能夠恢復帝制，但各自想要恢復的王朝卻並不一樣。正統派（波旁王朝擁護者）、奧爾良派（七月王朝擁護者）和波拿巴派（拿破崙叔侄的擁護者）彼此之間爭鬥不休，最終各派均作出妥協，在保持共和制國體的前提下，選擇由奧爾良派代表人物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出任第三共和國的首任總統。
梯也爾是一位長袖善舞的官員，他自稱保王派，但同時又對恢復帝制可能造成的後果保持極度警惕。由於各派之間矛盾重重，相互傾軋，恢復帝制的條件並不成熟，因此梯也爾漸漸適應了共和總統的新身份，並在做出一系列措施之後，日益顯示出來共和傾向，為共和派在第三共和國初期的政體之爭最終獲勝提供了幫助。不過這也導致他在君主派中缺乏威望，共和派又對其不抱有完全的信任，最終被迫辭職。
梯也爾的正反兩面
總得來說，梯也爾對第三共和國的穩固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位老於世故、境遇謀略的古稀老人為了儘早促使德國佔領軍撤出法國領土，成功發行了高額利潤公債，通過向法國富商籌款的方式提前付清了鉅額戰爭賠款，比俾斯麥原先設定的時間早了一年半。國土的“解放”，尤其是對東北部領土（法國工業聚集區）的重新掌握有利於進一步發展經濟，恢復國力。與此同時，為了鼓舞士氣、重振軍威，梯也爾還在隆尚賽馬場舉行了頗為壯闊的閱兵儀式，一掃法軍因戰敗而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重拾自尊與自信。
同時，法國開始大量向英國、德國學習，加強國防教育、實行義務兵役制、加大對軍工產業投入等。對鐵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促進了法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梯也爾改革是一場保守的運動，他在稅制改革中小心翼翼的選擇可供加稅的產品，絕不貿然增加新稅，以防改革阻力過大。到了1872年，法國的經濟水平甚至超過了普法戰爭之前，這對德國產生了極大的震動，迫使俾斯麥不得不展開“五球不落”、旨在鼓勵法國的複雜同盟體系。
不過，也正是因為梯也爾的保守底色和君主派淵源，執政之初的他對巴黎公社豎起了屠刀。當初拿破崙三世的皇后攝政時，就曾提出軍隊撤退將導致巴黎造反，當都城被普魯士軍隊包圍之後，巴黎工人果然自發組織了國民自衛軍以包圍家園。然而這支武裝不僅是普魯士的眼中釘，同樣也威脅到了法國臨時政府。在獲得俾斯麥支持之後（釋放十萬法國俘虜士兵，提供普魯士軍隊協助），梯也爾開始猛攻巴黎。血流漂杵、塗炭幾何，巴黎公社、英靈永續！
對德復仇還是殖民擴張
經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初步發展，法國國力日漸增強，以何種方式讓“偉大的法蘭西”重新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成為法國決策精英爭論的焦點。究竟是側重於歐洲事務“對德復仇”，還是緊追大英帝國的腳步“對外殖民擴張”，成為19世紀晚期乃至20世紀初法國對外戰略的兩條道路。法國人的選擇是“魚和熊掌”都想要，或者說是通過殖民擴張來彰顯法國地位和地緣影響力，進而來補償暫時無力對德復仇，等待時機成熟之後再亮匕首也不遲。
19世紀70、80年代，由溫和共和派執政的法國內閣力排眾議，在未能獲得國民廣泛理解和支持的情況下，執意殖民擴張。此舉遭到激進共和派的猛烈抨擊，他們認為這完全是轉移戰略方向的手段，將有限的資源放到殖民遠征的“燒錢”事業上，將會貽誤復仇大計，甚至會妨礙法國重新成為歐陸霸主。然後僅僅十幾年之後法國輿論就發生了變化，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殖民地的經濟意義越來越大，海外擴張也逐漸從“燒錢”變成了“掙錢”的事業。尤其是德國俾斯麥下臺之後，德俄、德英關係急劇惡化，法俄同盟建立，這也有利於減輕法國殖民擴張的阻力。
進入20世紀之後，一方面法國的國力獲得了進一步增強，並且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也已經形成。此時的法國已經重新成為歐洲乃至世界舉足輕重的國家、活躍於國際舞臺，成為大國地緣博弈的重要棋手，這與第三共和國長期的政局穩定是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法蘭西第二帝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法國的歐洲大國地位受到強烈質疑。然而經過了“9月4日革命”和國民議會選舉之後，在共和派和君主派的相互妥協之下，法國共和制度獲得保留。在梯也爾的努力下，法國迅速完成鉅額戰爭賠款，收回了被德軍佔領的東北工業區，進而為經濟加速復甦提供的基礎。旋即又通過學習其他國家先進技術和制度，加強國防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此後法國在“對德復仇”和殖民擴張兩大戰略道路上進行選擇，進一步增強了地緣影響力，重新成為歐洲乃至世界舉足輕重的勢力。
隨著法國的強大以及歐洲兩大陣營日益緊張的對峙格局，法德兩國皆深知雙方必有一戰。一戰將兩國均拽入深淵，並且激化了相互之間的仇恨。到了二戰初期，納粹德國閃擊法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宣告瓦解。然而正是這個曾不被世人看好的第三共和國，意外地是法國第一個長久而穩定的共和國政權，贏得法國人對共和政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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