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來研究清帝國的王朝建構、文化認同問題。在前面的幾篇文章中，我們分別談了滿洲諸申的族源，闡述了努爾哈赤起兵反明的戰爭性質，也重點談了清帝國“承接天命”後所做的一系列正統性工作。在這一系列文章行將結束之際，咱來談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話題，清帝國的對外交往，來看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清帝國到底是中華帝國的象徵，還是不知所謂的蠻夷。
提到清帝國的對外交往，後期咱們不用說了，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帝國的大門被徹底砸開、懵懵懂懂地被用刺刀趕進了近代民族國家體系，老大帝國在國際舞臺上閃轉騰挪，越混越次，到了19世紀末期已經與彼時的奧斯曼土耳其並稱舊大陸上的“兩大病夫”；而清帝國的前期，長期以來在網絡上也是被各色人等拉出來黑的對象，各種或真或假的史料層出不窮，什麼“明亡後，朝鮮沿用了崇禎年號數百年”、什麼“日本從不承認清帝國的‘中華’性質”，還有著名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髮現康乾盛世其實是‘飢餓的盛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那麼，歷史的事實是否真是這樣子的呢？
朝鮮對清朝的態度
咱們就先說朝鮮好了，在1644年清帝國進入北京、明帝國滅亡之後，朝鮮李氏王朝儘管在明面上“尊奉新朝”，使用了清帝國的年號，但私下裡的確一直沿用著明帝國的崇禎年號。不僅如此，李氏王朝還曾經設立“大報壇”，紀念明帝國的萬曆、天啟、崇禎皇帝。至於朝鮮李氏王朝為何會耍弄如此“兩面派”手法，相關專家認為原因有二：
朝鮮李氏王朝時期的民間出版物，仍然使用崇禎年號
一是作為萬曆援朝戰爭的主要受惠方，明帝國將豐臣秀吉的勢力趕出朝鮮無疑確保了李氏王朝統治的穩固，堪稱對朝鮮有“再造之功”，相反建州女真倒是一而再再而三動用武力，逼迫朝鮮向其稱臣納貢，直到1636年的“丙子胡亂”，被清帝國徹底納入藩屬體系。兩相對比，朝鮮在明帝國滅亡後對清帝國充滿敵意、卻對明帝國尚存“故國之思”完全正常；
《皇清職貢圖卷》中的朝鮮王國官民形
二李氏王朝同樣作為古代中國國家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很難說他們對“承接天命”的態度是什麼，而尊奉“崇禎”年號、為自己增加合法性因素，則是相當靈活的政治手腕。因此，朝鮮在清帝國建政之初，一方面對清帝國極為恭順，堪稱“內臣”樣板，另一方面又抱住明帝國的年號不放，呈現出“可進可退”、“一步閒棋”的政治意圖，這一切清帝國雖看在眼裡，倒也不以為意。
18世紀朝鮮使團繪製的北京正陽門外街景
而伴隨著清帝國的統治日漸穩固，國勢日隆，朝鮮李氏王朝對中原天子的態度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在對清帝國的風貌記述上，根據朝鮮使臣從鴨綠江到北京城的相關記錄，清帝國的生產力之發達、物質水平之豐富、京城商業之繁榮都是落後的朝鮮無法比擬的；而清帝國對於王朝正統性的建設，也讓朝鮮高層不得不承認“衣冠文物，仍在中華”；至於科學與文化，朝鮮對清帝國更是隻有仰望的份兒了，如朝鮮的歷法就直接照搬清帝國的《時憲曆》，天文演算方法也由清帝國傳授。而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李氏王朝尊奉“崇禎”年號的行為也變得越來越缺乏實際意義，成為了沒什麼具體內涵的“慣例”，畢竟連民間都已經普遍在使用清帝國的年號了。
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樸趾源
而到了乾隆年間，朝鮮士人階層中開始興起“北學派”，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洪大容、樸趾源、樸齊家等人，都作為李氏王朝的使臣常駐過北京。面對朝鮮內部兩班貴族內鬥不休、死氣沉沉的局面，“北學派”旗幟鮮明地提出，朝鮮儘管自命“中華正統”，卻民生凋敝，社會窮困，“事事不如中國”，因此不如“北學於中國”。值得一提的是，“北學派”在當時已經能夠跳出狹隘的“華夷之辨”窠臼，認為“不論華夷，可一齊學之”，這種思想與見識比傳統的舊式文人士大夫，境界高出許多，得到了後世歷史學家的一致好評。
日本對清朝的態度
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的態度，總體上而言是比較矛盾的。一方面，江戶幕府同清朝始終沒有官方接觸，並且也在思想上把清朝統治中國視為“以夷變夏”，但是另一方面，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對清朝卻又非常敬畏和仰視。在《華夷變態》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清朝入關初期，江戶幕府一直稱清朝為“韃靼”，但到了清朝完成統一大業之後，江戶幕府對清朝的稱呼就悄然從蔑視性的“韃靼”變成了中性乃至帶一點尊敬色彩的“大清”。同時，江戶幕府還對康熙帝十分尊崇，將其尊為“上國聖人”，並將康熙帝頒發的《聖諭十六條》翻譯為日文，在日本廣為頒行。
日本江戶時代的《長崎唐船貿易繪卷》局部，展現了清朝商人在長崎舉行中國式慶典的場面，當時日本人把清朝商船稱為“唐船”
到了乾隆時代，日本文化界也開始向清朝的“考據學派”學習，他們膺服清代學者的那種紮實、嚴謹的學術風氣，甚至認為“明人之書百卷不如清人之書一卷”。整個的江戶時代，清朝對日本人而言依然是個需要仰視的強大國家，清朝文化也對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日本長崎每年一度舉行春節中國皇帝皇后出巡活動，由當年的長崎小姐選美冠軍扮演中國皇后
尤其在當時日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每年都會有大量清朝商船和商人到來，由此也帶來了濃厚的清代文化氛圍。至今，每年春節長崎還要舉行清朝皇帝皇后出巡儀式，清代文化對長崎的影響可見一斑。
西方對於清朝的態度
說完了朝鮮和日本，咱們來說一說西方。現在只要一提到清帝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閉關鎖國”、“一無所知”、“英吉利在何處”等印象，其實不然。根據現代歷史學家的研究，清帝國與彼時西方主要王國的關係儘管不甚緊密，但遠遠沒到“一無所知”的地步，甚至有相當一部分西方傳教士成為了溝通清帝國與西方世界的橋樑。
湯若望
如明末成書、清初由神聖羅馬帝國傳教士湯若望進一步完善並呈送順治皇帝頒行的《時憲曆》，就是其中的優秀成果；再如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主持繪製、由康熙皇帝下令頒行的《欽定坤輿全圖》，則是古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西方近代的地理座標系系統繪製的彩色世界地圖，而於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由法、意等國科學家與中國學者共同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採用了三角測量法與梯形投影法繪製的全國地圖，範圍北至貝加爾湖，南到海南島，東到臺灣島，西到伊犁河谷；
央視《國家寶藏》節目播出的“乾隆農耕商貿圖外銷手繪壁紙”
同時，清帝國與法蘭西王國波旁王朝的關係一直不錯，從法王路易十四開始法國先後向清帝國派遣使節、傳教士等達86人，而清帝國也曾經向法國回派過使團，甚至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乾隆皇帝在接見馬戛爾尼使團之前就得到了“法國皇帝被砍了腦袋”（1793年1月，雅各賓派處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消息，在法國大革命中崛起的“小將軍”拿破崙說“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睡獅”，可並不完全是腦補。
西方傳教士所繪的康熙帝畫像
倒是英國人，由於在清帝國統治中、前期時常在中國沿海橫行不法，又多方插手清緬戰爭、廓爾喀戰爭，給清帝國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所謂的乾隆皇帝在馬戛爾尼使團面前擺譜、福康安大將軍拒絕觀看英軍火器演示，現在來看絕不是所謂的“目空一切”、“驕傲自大”，有較大的可能性是乾隆末期清帝國外交鬥爭的一部分。而清帝國與西歐各國、尤其是法蘭西王國的交流，甚至一度在西歐掀起一陣“中國熱”，彼時的歐洲從宮廷到民間，從國王到學者，甚至一度都成了清帝國的迷弟，在各種著作中充滿了對清帝國的溢美之詞。
1810年，英王喬治四世宮中的4扇手繪牆板，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心目中中國人的形象
如法國人德朗格在《從彼得堡開始的亞洲之行》一書中稱：“已故的中國皇帝（即康熙帝）比一般的中國人要高，而且從他的面色和麵容上看不出他的韃靼血統”；而法國傳教士白晉所著的《康熙帝傳》在歐洲更是十分有名，他在此書中對康熙帝極盡讚美稱頌，甚至稱康熙帝“是自古以來，統治天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 ；在法國1735年出版的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地理的鉅著《中華帝國全志》中，作者杜赫德則對康熙帝團結各民族的功績給予高度評價：“康熙帝在當時不僅受到亞洲人民的尊敬同時也備受歐洲各國人民的敬仰。他實行滿漢一家的政策，把滿洲、蒙古和中原大地融為一體，他實行滿蒙聯姻的政治策略與武裝平叛的軍事手腕相結合的聯蒙方針團結了蒙古”；至於法國哲學家、博物學家伏爾泰，更是對古代中國的政治體制、風土人情充滿了嚮往，其吹捧的肉麻與脫離實際的程度，已經到了咱們中國人自己都覺得難以忍受的地步。
而到1793年9月乾隆皇帝正式接見來自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時，清帝國的盛景已經逐漸走到了末路，伴隨著社會日漸內卷，強盛的清帝國似乎只剩下了餘暉。但即使被很多人拿出來證明“康乾盛世”是所謂的“飢餓的盛世”的《馬戛爾尼日記》，裡面對清帝國的讚譽同樣為數不少。
如馬戛爾尼在經過直隸省清河鎮時，曾發感慨說：“人民勤儉、誠實之狀復與英國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於英國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而馬戛爾尼到了江南後，更是對江南的繁華富饒印象深刻，他寫道：“方餘初抵杭州城外時就船上觀看杭垣景象，既知此城必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後乃知此城之殷富，大過於吾前此之理想。”倒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是，按照馬戛爾尼的記載，清帝國的發展程度，越往南越發達，而北方城市普遍比較荒蕪破敗。箇中緣由，只能留待我們細細體會了。
所繪的熱河行宮 避暑山莊萬樹園英使覲見場景（作者威廉·亞歷山大曾隨同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留下多副畫作，記錄了18世紀末清朝城鄉官民的風貌。）
不過，馬戛爾尼倒是對清帝國的科學文化水平做了十分客觀的評論，他指出：“中國工業雖有數種，遠出吾歐人之上，然以全體而論，化學上及醫學上之知識，實處於極幼稚之地位。”而總體評價則是：“我輩讀中國歷史證以目睹，則中國社會似尚無顯著之缺點。”可以認為，馬戛爾尼對清帝國的評價雖然沒有法國人那麼肉麻，但絕沒有到所謂的“虛假的盛世”這麼嚴重的地步。通過以上內容，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清帝國前、中期的對外交往，完全不是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兩眼一抹黑”、“閉關鎖國”，而是不僅與諸如法蘭西王國、大英帝國、俄羅斯帝國這樣的歐洲主要國家維持著一定程度的聯繫，甚至還一度實現了古代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文化輸出”，讓西歐人實實在在地仰慕了一把什麼叫做“天朝上國”。
威廉·亞歷山大所繪的清軍士兵
而在西方人為代表的外國人看來，儘管在當時已經有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但西方人依然毫不猶豫地認為“清帝國就是中華帝國的代表”， 至於到了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清帝國的日漸衰落導致的西歐等國態度發生巨大變化，那就又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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