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理
一、城隍廟管理機構與日常管理
民國時期，由城隍會管理城隍廟的祭祀事務，以及公堂前、羅牙岔、高陂等地會田、會山等廟屬資產，每年在城隍廟上一次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後，城隍廟一切活動停止，神像全部被人為損毀，城隍神像被工作組勒令焚燬，建築改作它用。
上世紀70年代末，城隍廟急待恢復。一部分熱心的信民自發協商，推選出附近有一定影響而又熱心城隍廟事業的村民若干人，進行日常管理。1992年開始，成立第一屆城隍廟理事會。長期以來，他們不拿工資，也從不計較福利待遇，卻任勞任怨為城隍廟的修繕、維護和發展進行忘我的工作和無私的奉獻。
理事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3人, 常務理事若干名。會長負責全面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常務理事在會長的領導下既分工又合作，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理事會的工作原則是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他們不定期舉行理事會議，籌劃城隍廟的修繕和發展工作。並在周圍各村莊以及縣城各地發展了一批理事（緣首），共同為城隍廟的恢復和發展大力宣傳、募集捐款。
“緣首”就是募捐寫緣的帶頭人，負責掌管理事會分發下來的緣薄。他們不僅自己帶頭寫緣捐款，並向廣大信民進行募捐。平常日子，由信民自願認捐多少善款寫在緣簿上，然後由緣首收集起來交給理事會財務人員。理事會遇城隍廟重大活動，都會召集緣首一起開會，商討募捐的目的、用途、辦法和規章。並請緣首們把廣大信民對理事會提出的意見或建議反饋給理事會，儘可能使理事會的每項工作都能符合大多數信民的心願。
緣首一般選用能熱心支持城隍廟工作、有從事公益事業的積極性、又願意帶頭寫緣並動員別人寫緣認捐，能廣泛聯繫群眾，在群眾中有較好口碑的信民來擔任。緣首的住地儘量做到不過份集中，形成一個均勻分佈的聯繫網，以便於向廣大信眾寫緣募捐以及弘揚城隍功德、宣傳城隍文化。
理事會自成立以來，制訂了完善、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配備有豐富工作經驗的會計、出納，採用有統一編號的收款收據（一式三聯，即一聯存根、一聯交會計記賬、一聯給交款人收存）。每收一筆款當場開收據。每付出一筆款，發票需由經手人簽字證明，然後交分管財務的副會長審核簽字後才可報賬。財務賬目做到了日清月結，賬賬相符，遂項審查，筆筆清楚，並及時張榜公佈。
為增加財務賬目的透明度，理事會每年都會主動召集部分有財務工作經驗的緣首或其他民眾，來審查當年的發票單據是否真實，收支情況是否合理。對有懷疑的發票和不合理的開支一經查出，一律拒絕作賬。多年來，廣大群眾一致認為城隍廟的財務管理嚴格，賬目清楚，理事們都亷潔奉公，讓大家放心。這也是廣大民眾所以會熱心支持城隍廟事業的原因之一。
城隍廟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每年分發緣薄寫緣募捐。同時，也有不少信民直接來廟裡奉捐善款。廟裡神殿裡設有功德箱，功德箱上面有一個狹長的小口，可以從外面將錢幣塞進功德箱裡。許多信民來廟裡燒香上供時，會將錢幣塞進功德箱裡去做功德。功德箱鎖著，必須由理事會派員定期清理捐款併入賬。
還有一些信民常捐食油給廟裡。每年點香燈之後剩餘的食油，用以出售，所得油款歸廟裡收入。此外，百姓個人或家中來城隍廟唸經所交納的費用，也統一歸廟裡收入。以上這些，都是城隍廟主要的經濟來源。
除日常在周圍屋場、村鎮和縣城寫緣之外，遇有需要，理事會有時也會安排人員去外地進行募捐。2010年，城隍廟理事會為改善城隍廟原來十分簡陋狹小的環境，準備把廟門口十多畝荒坡地向村民有償徵用改建廣場，需要較多資金。經討論，決定組成二個募捐小組，一組由李普元、劉文光、李觀發生赴廣東深圳等地籌集善款。另一組由曾秤壽、賴地秀、曾文華到贛州市有目標的找有關人士寫緣。在深圳期間, 得到了劉文光的兒子劉自福的熱情接待，併為募捐小組提供了食宿、交通等諸多便利, 還放下手中工作親自帶領他們去尋找于都固院在深圳辦廠的老闆，動員他們為于都城隍廟捐款。2011年春節，城隍廟理事會發出了邀請函和倡議書，邀請梓山鎮外出廣東辦廠和在本地搞房地產工程的老闆以及社會名流舉行了座談會，向大家彙報城隍廟以往的修繕建設工作和今後的發展規劃，獲得了大家的熱情支持。
城隍廟平日聘請了一名廟祝，負責日夜侍奉香燈、打掃衛生以及招待來廟裡燒香的香客。理事會不定期在廟裡開會辦公，平日派理事輪流到廟裡值班，處理廟祝所不能處理之事。遇有重大事件或有重要客人到訪，值班的理事會及時向會長彙報，以便及時採取相應的措施。
廟裡有客人就餐和會緣聚餐時需要的廚師，平日唸經做法事的道士，以及廟會唱戲聘請戲班等事宜，理事會都會事先商討，擇優選用。
二、歷屆管理人員芳名
下面謹將歷屆管理人員芳名恭錄如下：
1978年城隍會管理人員
首 士： 曾金壽生
理 事： 李地福生、李應慧、溫景春、吳炳文。
1992年城隍廟第一屆理事會組成人員
會 長： 張益民
理 事： 曾來發、曾普光、劉明耀、曾文華、劉智敏、李咸豐、劉仁香。
2004年城隍廟第二屆理事會組成人員
會 長： 周漢壽
理 事： 李普元、曾普光、李咸豐、曾來發、劉明耀、李新期、劉文光、劉仁壽生、曾文華 、劉金元、李廣東、曾子倩。
2006年城隍廟第三屆理事會組成人員
會 長： 李普元
常務理事： 曾普光、劉地發、曾秤水、劉金元、劉仁壽生、李咸豐、李新期、李廣東、劉文光、劉明耀、曾文華、劉長福。
2010年城隍廟第四屆理事會組成人員
會 長： 李普元
常務理事： 曾普光、劉地發、曾秤水、李咸豐、劉文光、劉明耀、曾文華、劉長福、賴地秀、易惠民、周良發、李觀發生、曾育生、何本良。
理 事： 劉木生（李屋）、劉應平、周名揚、裴龍生、曾灶福、劉貴興、劉地林、李南福、張地發、李佛壽生、楊育仁、劉木生（窯前）、張祿發、吳發福、李招秀、肖俊華、劉灶福、周永青、曾普秀、
謝佛長、丁觀福、吳灶福、曾地福、曾北福、何繼華、何地福、
張智華、李文林、劉長祥、劉志榮、袁贛秀、曾慈海、易觀長、
袁貴長、郭六豐、王北佬、王春壽、劉先來、肖章恆、曾海長、
曾流民、李貴興、曾廣華、曾地發生、郭觀壽、易慶華、蔡觀保、
黃祖斌、曾長生、謝蔚章、曾地長、曾北發生、曾地林、周石福、
林龍發、李觀福、郭年生、曾旭華、曾長海、何新秀、藍九福、
羅長生、羅觀發、曾太陽生、蔣灶長、楊景祥、林福財、吳獻德、
賴福嘉、朱福洲、鍾光經、胡元發、周紅風、林榮福、曾帶發、
曾石長、凃太陽、林守長、謝長庚、謝石福、陳石福、肖宏仁、
何 良、易連生、何裕華。
◆交 流
一、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的成立
2006年底，為了進一步對於都的城隍文化進行保護、發掘、整理和研究, 在原於都縣博物館館長李德陽、彭碧蓮和原於都縣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張文鈞等有識之士的提議和指導下，決定在城隍廟理事會的基礎上組建於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理事會推舉李普元、李磊、曾普光、劉地發等人為籌備小組負責人。
2007年元月，由李磊起草編寫城隍文化研究會的章程、制度，元月27日向于都縣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于都縣文化局、于都縣民政局提交申請報告。3月8日，于都縣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正式下文，批覆同意設立研究會。
8月28日，于都縣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下發《於社字【2007】04號文件》，同意成立“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
11月13日，于都縣文化局批覆，同意成立城隍文化研究會，掛靠縣文化局，屬文化局下屬單位。
2008年1月15日，于都縣民政局正式下文，批覆同意于都縣城隍廟文化研究會成立。
2月19日，在城隍廟隆重召開于都縣城隍廟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
會議邀請縣委統戰部、縣委宣傳部、縣社聯、縣民政局、縣文化局、縣宗教事務局、縣博物館、梓山鎮政府以及潭頭村、安和村、下潭村、潭頭圩等各級領導參加。此外還有于都縣知名人士劉稱發、陳利源、李德陽、彭碧蓮、劉紹強、張文鈞、管永義，縣作家協會主席曾長生、縣攝影家協會主席蔡家喜、縣電視臺記者、梓山萬壽宮、固院白地寺理事會會長、于都城隍廟理事會全體理事共一百三十餘人參加。是日，城隍廟內外張燈結綵，喜氣洋洋，一派祥和、振奮的新氣象。
上午9時，大會在鳴炮奏樂聲中開始，縣有關單位以及鎮、村等領導貴賓在熱烈掌聲中由工作人員引導入會場主席臺就坐。大會由城隍文化研究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李普元致歡迎詞。于都縣民政局肖新榮宣讀批准成立於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的批文。接著，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榮譽會長劉稱發、縣文化局鍾南昌、縣委統戰部彭仙福、縣社聯李賤元、縣宗教事務局謝局長、縣作協主席曾長生、梓山鎮領導譚明生、潭頭村黨支部書記曾啟清在會上先後講話，祝賀城隍文化研究會的成立。隨後由劉稱發、李普元在鞭炮聲中舉行了揭牌儀式。會議確認了以李普元為會長、李磊為秘書長的第一屆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領導成員。
于都縣電視臺對成立大會作了專題報道，在於都縣視臺和贛南電視臺新聞頻道連續播放了3天。
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負責人名錄
榮 譽 會 長： 劉稱發
會 長： 李普元
榮譽副 會 長： 陳利源
副 會 長： 曾普光 劉地發 曾秤水 何裕華
秘 書 長： 李 磊
副 秘 書 長： 曾普光 劉常耕
顧 問： 李德陽 彭碧蓮 張文鈞 管永義 劉紹強
二、主要的對外交流活動
2004年6月，李普元、劉地發、曾普光、李咸豐、曾文華、劉明耀一行6人，赴福建省長汀縣城隍廟參觀考察。考察結束後，借鑑長汀圖紙，結合于都縣固院城隍廟原有的特色，修復了城隍廟的仿宋門樓。
2005年9月12日，曾普光、劉地發應邀赴福建省長汀縣，參加福建省汀州府城隍廟公佈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慶典大會。
2007年7月3日，李普元、李磊、曾普光一行3人應邀赴福建省長汀縣，出席“第四屆閩臺城隍文化學術研討會”，與海峽兩岸的同行們共同對城隍文化進行了探討和交流。李磊在會上作了發言，並宣讀了論文《論城隍文化的社會意義》。
2009年10月30日，李普元、曾普光與姚連紅應邀赴福建省長汀縣，參加汀州府城隍廟文化古蹟修復協會成立十週年慶典大會。
同年11月15日，福建省汀州府城隍廟理事會會長、秘書長一行5人，來於都縣固院城隍廟交流指導經驗，並與于都城隍廟理事會和城隍文化研究會在家成員合影留念。
同年，于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與城隍廟理事會合編彩版冊頁1萬份，對外宣傳於都城隍文化。
2010年，臺灣的于都籍儒學大師蔡仁厚，以及於都縣城隍文化研究會顧問張文鈞等先生為城隍廟撰寫了名聯，贈送給固院城隍廟。
2011年11月，李普元、曾普光與姚連紅、李小芳4人，應邀赴福建省福州市，參加首屆閩臺城隍文化節暨第五屆世界城隍文化聯誼會。李普元在會上發表講話。11月23日上午，參加了福建省都城隍廟舉辦的祭祀大典儀式和城隍神出巡遊街表演，遊覽3坊7巷。
2012年，李磊執筆編寫劇本《城隍神傳奇》，以贛南地方戲的演出形式，由廣東嘉應文化音像出版社拍攝成專題戲曲片，製作光碟，向社會公開出版發行。
三、學術交流論文選錄
古代城隍信仰中的吏治精神
·盧美松·
在我國古代民間信仰的俗神中，有許多是直接與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利益有關的，例如財神、灶神以及各種行業神。福建省的有海上保護神媽祖、婦幼保護神陳靖姑、保生醫神吳等等。在以神道設教的封建時代，統治者認為，事神治民，乃守土者之職，不能偏廢。事神有助於治政，因此官方對一些民間信仰也給予承認或保護。但很少有象城隍神信仰這樣，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和推廣。因為他們認為，城隍之神，能御災捍患，“尤為民所憑依”（民國《長樂縣誌》）。唐代以後，由於朝廷提倡，各郡縣皆建廟宇祭祀城隍。宋代以後“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相沿成俗，不但每個府、州、縣有，甚至衛、所也有，而且開始“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清《寧化縣誌》），把祭祀城隍載入祀典，成為定例。春、秋二時致祭，每月朔、望展拜：守、牧、令、長等守土官員入境，必先齋宿廟中，致祭設奠，告於神前，而後履任視事。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下令對天下城隍廟宇按等級給予封號（京都的稱王，府稱公，州稱侯，縣稱伯），不久又訂正祀典，一律稱“城隍之神”。朝廷下詔，各地建城隍廟，其規制“視官署正衙，几案皆同”。
古人認為，“城隍者，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英靈之氣升而為神”（民國《南安縣誌》）。城隍神聰明正直，能“監察官民善惡”，與在任官員分司陰、陽二界，“以幽佐明，以陰助顯”，“期陰陽表裡，協於正直”，幽明共治，“以保民為職”。朝廷鄭重要求：“在於國者乾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城隍神遂由水庸之神，演變為司民之神，“提封白裡，實與長民者共理之”。歷代封建統治者如此重視城隍神，其原因蓋由於官方提倡的城隍神信仰，體現了統治者所標榜的牧民宗旨和吏治精神。如統治者要求各地地方官吏，都能象當地祀奉的城隍神那樣，做一個循吏良牧，發揮御災捍患的作用，保一方平安，利國計民生。據稱，城隍神“職司陰教，澤庇生民”：對其信仰的功利目的，在於祈求神靈調和風雨、福善禍淫、護國佑民，使在任官員圖治與昭昭之地，城隍之神輔治於冥冥之中。這一宗旨，體現了統治者倡導的吏治精神。因為，城隍神一般是生前在地方上有卓著治績或美德，受百姓景仰與紀念的官員，他們在安定地方、撫綏百姓、興利除弊、御災捍患等方面做出過突出貢獻。百姓希圖藉助他們的英魂威靈，在冥冥中繼續發揮護國佑民的作用：封建統治階級倡導祀祭死者，意還在勸督生者（在任官員）。因此，城隍神是封建社會中官、民同奉的少數地方神祇之一。因為統治階級也意識到，吏治好壞，直接關係到政權穩定和地方安寧的現實問題。
從歷史上看，城隍神最初原本是自然神，即城墉與隍池的自然神。如《禮記·郊特牲》載，臘祭八神中，有一條祭即為“祭坊與水庸”。說明上古先民在“萬物有靈”思想指導下，認為對保護他們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有關的城池之神，應該禮敬祀拜，以求神佑賜福。這種神尚無明確的人格意義。到了春秋晚期，開始有了變化。《左傳·昭公十八年（前524年）》載：鄭國火災，“使禳於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墉”，即向火神回祿禳災。而四墉神據考就是火神祝融的原始神格（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城墉之神開始有了主神（人格化的神）。但這時祭祀的城隍神尚無固定廟宇。
據傳最早將亡人奉祀為城隍神是在漢代。漢初，劉邦即位以後，為紀念因堅決守土（城）而被項羽捕獲烹殺的御史周苛，特令各地祭祀紀念。而見諸記載建廟奉祀城隍的始於三國，《餘冬序錄》載：“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239年）”。南北朝及隋代所祀尚少具體的城隍神，唐代以後多有以人代神（即神有了具體人格）。《唐書·忠義傳》載：龐玉“鎮越（按為越州總管），惠澤在民。即卒，邦人追懷之，祀以為城隍神”。其後，全國各地所祀城隍神，漸有將生前有惠愛恩澤於民的清官良吏奉祀於城隍廟。這就是所謂“有功烈於民，能御大災、捍大患者，歿則祀之”的做法。書載，江南郡邑率祀紀信、龍 （如鎮江、慶元、太平、寧國、華亭、蕪湖諸郡邑），江右率祀灌嬰，蘇州、上海有的祀楚春申君黃歇。
考察其所選擇的城隍祀神的生前原型和事蹟，我們即可推見各代吏治精神於一斑。因為這些才是民間信仰城隍的真正旨趣，才是城隍神信仰的靈魂和象徵。歸納起來看，歷史上官民所承認和奉祀的城隍神，大體上有以下幾種類型，從中可見人們對吏治的要求。
一是開疆拓土、造福百姓的官員。據《古田縣誌》（清乾隆版）記載：唐開元年間，古田有鄉紳劉疆，“蓽路山林，乃疆乃畝”。他開闢山林而成良田，且死守其土。後來又與子弟商議，自願“率土歸命，願編戶為縣”，“請於天子而立縣”。唐玄宗“嘉其忠順，仍使掌縣事”。不久，劉疆還是“納職”還政，請求朝廷派官治理，他自己則“偕子弟、族人退居”。
加上劉疆“天性仁厚，友愛諸弟，延及其下”，故在他死後，“邑人思之，為立廟”。廟地即其故居，稱其神為“拓主”。劉疆拓土獻地，典型在昔，遺愛在民，故“歿為神明”。這是城隍神群中之一類。據清《寧化縣誌》引載：“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始命灌嬰（穎陰侯）率師下江南，定豫章諸郡”。可能在平定之後，灌嬰主持“董築”秦兵所“燔夷城郭”，故而受祀享食。
二是御災捍患、護佑百姓的英烈。據《八閩通志·人物》記載，宋元之際，莆田人陳瓚以布衣出身，“上攻守之策”，未得回應。又於景炎丙子（1276年），“竭家財航海，助張世傑贍軍”，旨在抗元。張要上奏封官，陳不受。後又招募鄉民義兵，收復被元兵攻克的興化城，乘勝與張世傑一起，收復福、泉二州。元將唆都率兵攻興化，“瓚力不支”，猶率家丁五百人巷戰，死亡殆盡，為元人所執。唆都欲使降，“瓚曰：‘吾家世忠義，豈向胡狗求活邪’、‘唆都大怒，車裂以殉’”。被諡忠武。後人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祀奉他為興化府城隍神。其侄陳文龍，同樣為宋末忠烈之臣，曾任始侍御史、參知政事，因不滿朝廷議降，辭歸。宋端宗移駐福州，復除參政。“元兵襲境招降，使者兩至，文龍皆斬之”。後因手下叛變，“文龍被執。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何相迫也’”。“俘系至杭，謁岳飛廟，人慟，即夕死廟中”。諡忠肅。後人祀奉陳文龍為福州城隍神。象這樣一門兩忠烈，雙雙被封祀為城隍神的，在歷史上確屬罕見。
還有如五代時尤溪守將盧珧，本閩縣人，後歸屬南唐，鎮守尤溪。閩國將領李仁達據福州，偵知尤溪兵外調，發兵偷襲。盧即刻率四子與眾人迎敵，鏖戰多時，鄉民遂得逃避。
盧珧眼見寡不敵眾，乃稱：“我受人之託，守衛城邑，今城不能守，活有何用”遂奮不顧身，人呼向前，手刃數敵。雖面傷猶殊死戰，終於身首異處，壯烈犧牲。之後，南唐主下詔褒揚，鄉人感念其功德，妥為安葬，並建祠紀念，奉為本縣城城隍之神。明洪武初，追封為“鎮閩將軍”，奉祀於福州冶山都城隍廟。《清流縣誌》（明版）載，唐末松江華亭人樊令（字號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因贛寇曾常侍作亂，奉命征討，戰死羅城（縣城），歿於王事，鄉人義其死節，立漁滄廟祀之。明代亦設主陪祀於布政司（省城）城隍廟。惠安縣《崇武所城志》載：宋時，有神名張悃，聰明正直，能為人御災捍患。建炎間，海寇蜂作，神顯其靈，陰討除之。詔封靈惠侯，後晉封靈安王。明初，與城隍神合祀於城隍廟。另據記載，清末福建城隍神神主是曾任浙江水師提督的餘步雲，他以義勇著稱，平喀什噶力之亂有功，死後亦封神。這類人是“於時保障有績，人心信向”，故而“配神作主”，受到人們的禮拜祭祀。
二是善政美德、世所景仰的良吏。最著名的如宋代名臣蔡襄，先後於慶曆五年（1045年）和嘉佑元年（1056年），兩度出知福州，遷福建轉運使，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佑三年（1058年）又兩知泉州，前後皆有惠政：“（修）復古五塘以溉民田，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見《八閩通志》）；興辦學校，革除陋俗弊習；禁巫蠱，頒藥方以濟眾：制定“福州五戒”、“山頭齋會戒”，反對迷信，樹立良風美俗；下令廣為植樹，庇廕道路；頒佈“教民十六事”，禁官吏、商賈不法行為：主持修建洛陽橋，撰寫《荔枝譜》和《茶錄》。由於他勤於政事，精於吏治，“所至興利除弊，政教敷暢，而流風餘韻，至今村氓婦孺猶能道說之”。故有在古塘側為他建生祠的，有“刻石以紀其政”、口碑而頌其德的。他病逝後，朝廷諡忠惠。閩人頌其德政，將其列祀福建都城隍廟。
《晉江縣誌》（清版）載：泉州府城隍“相傳為韓公國華司其神”，韓於宋時知泉州，“惠政覃敷於民，民思其德，因奉其神以享祀勿替焉”。國華所生之子韓琦，即宋代抗金名將，封魏公。後人於其降生所建“生韓古廟”。明萬曆間，以古廟專祀邑城隍，建韓魏公祠於府城隍廟旁。這就是所謂“古來名臣，忠誠慈惠，載著史冊，炳若日星，沐膏澤者，相與凜為神明，薦以馨香”。泰寧縣城隍廟供奉的城隍神是清康熙年間知縣王肅。王肅，上海人，任泰寧知縣時，適逢大水，百姓“浮殍以千計”，王肅“力為民請命”，王肅蠲免受災田畝之稅，並傾家產出三千金，修繕城郭和橋樑；力除宿弊，豁免有戶無丁之捐，減卻“貧民賠輸之累”，行善政，蘇民困，民仰之如父母，卒於任上，後“通邑復建專祠祀之”。建寧府城隍廟唐代封昭烈侯，以建州刺史張文琮、陸長源有功德於民，列祠左右以配祀。宋崇寧（1102—1106年）初，因官吏致禱於廟，大風逐飛蝗出境，有驗，朝廷仍封城隍為惠寧侯，張刺史為昭應侯，陸刺史為嘉德侯。
綜上所述，城隍信仰的文化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其宗旨可從其所尊奉神靈的人格中體現出來。城隍神的人格內容，清楚而集中地體現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特點和吏治精神。（原載2009年汀州府城隍廟出版的《輝煌的十年》，作者系福建省文史館館長）
城隍信仰的歷史與現狀（節錄）
·歐潭生·
一、 考古發現的古城與先秦“水庸”自然崇拜
城隍信仰起源於堯帝“八臘”水庸之祭。現代考古已經證實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堯帝時代即新石器時代古城和壕溝的存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聚落遺址呈不規則圓形，居住區在中心，約3萬平方米，外圍是寬6-8米，深5-6米的大壕溝（引用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第547頁）。河南龍山文化的淮陽平糧臺發現一座正方形的城址，城牆長寬各185米，有的牆下部厚約13米，系版築而成（引用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第193頁）。我的恩師、北大鄒衡先生早在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中就指出：“秦漢以來的文獻記載，早在夏立國以前，禹的父親鯀就已經開始了築城”。《呂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原道訓》等均說到鯀作城；宋代 史《太平寰宇記》更記載鯀曾在今山東、河北等地築城或築堤。山西夏縣東下馮二里頭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小規模的城垣，其年代有可能早於商代。《禮記·禮運篇》曾記述“大同”時代（原始社會）過渡到“小康”時代（奴隸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城郭溝池”的出現（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商周考古》第57頁）。有了“城郭溝池”就有了“水庸”“水神”的原始崇拜。
我在1996年發掘的福州新店古城（科學出版社《考古》2001年3期），即戰國晚期閩越王無諸修建的“冶城”，東西長1030米、南北寬287米，城牆基部約10米，護城河寬約88米。該城北依高山，東西夾在兩條溪流之間，依然修築88米寬的護城河。《漢書·郊祀志》載：“粵（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命粵巫立粵神祠”，“祠天神帝白鬼”。在華安仙字潭巖畫中，最能體現先秦閩族對水庸水神的崇拜。《考古》（科學出版社）1994年2期“福建華安仙字潭巖畫新考”：距今3000多年前的華安仙字潭巖畫刻在汰溪邊臨水的懸崖峭壁上，人面像直徑20釐米，椎髻披髮，與臺灣萬山巖畫人面像極其相似，應是早期對水庸、水神的原始崇拜。人面像模仿有威望的部落酋長，即神像的人格化早就存在於原始宗教崇拜中。
許慎《說文解字》注“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玉篇》注“隍”：“城下坑也。”《周易·泰聲卦》：“城復於隍，勿用師。”《左傳》：“宋災，祝宗用馬於四壙，祀盤庚於四門之外。”可見，盤庚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城隍神。“城隍”一詞連用，最早出現於班固《兩都賦·序》：“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園囿以備制度。”漢初勳臣名將被供奉為人格化的城隍神。宋趙與時《賓退錄》雲：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剛、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古、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福州、江陰為周苛；江州、六合為莫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谷城為蕭何。《澎湖馬公城隍廟志》黃有興編撰，我國最早的城隍廟是三國時期安徽蕪湖的城隍廟，現已毀。現存最早的城隍廟當數福州冶山都城隍廟，始建於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該廟主祀城隍神為漢周苛。《前漢·張周趙任中屠傳》：“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史。”漢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忐，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國漢王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苛。由此可見，自盤庚開始至漢初紀信、灌嬰、周苛、英布、范增、蕭何，城隍信仰從水庸、水神的自然崇拜，演變成開國功臣勳將的人格化神祇，融入了皇帝的意旨和百姓的敬仰。
二、唐以後“燮理陰陽”的城隍文化與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
唐以後城隍神出現“燮理陰陽”的功能。北宋《太平廣記》卷124載：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得疾，伏枕數月。一夕沉然長往，數刻方寤，謂然親曰：“初夢一鬼吏，自稱丁郢，手執符碟雲：奉城隍命來追王簡易。”《古今圖書集成》載：“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為是神管郡耳。”《道藏·道門定製》卷二雲：“道士建醮超度亡魂時，須先發文知照城隍（城隍碟），方拘解亡魂到冥（引自1994年上海三聯書店版鄭有士、王賢森《中國城隍信仰》）”。唐張說、張九齡、李白、許遠、李陽冰、韓愈、杜牧、李商隱以及北宋名臣歐陽修均有祭城隍文，其內容涉及祈雨、求晴、禳災、酬神等，說明唐代城隍信仰的普遍和城隍神功能的擴大。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二年大封天下城隍，京都都城隍為“承天監國司民升福明顯王”，秩正一品，格同三公；封府城隍為“監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等同六部；封州城隍為“威靈佑侯”、縣城隍為“靈顯佑伯”各為秩三品及四品，均冠以“鑑察司民”封號，官品級別遠超出當地地方官。明洪武二十年又詔令天下：“朕設京師城隍，俾統若府、州、縣之神，以鑑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倖而免（《古今圖書集成·城隍之神部匯考491冊60頁》）”。由於朱元璋的提倡，明洪武年間城隍信仰達到鼎盛時期，各府、州、縣均建有與衙署相當規模的城隍廟，地方官吏都要到城隍廟祭拜，成為“官廟”性質，一統天下民間信仰。滿清入關後，延襲明代城隍信仰，奉城隍神為幽冥之官、護境之神，尊崇有加。
三、現代城隍信仰與學術研究
由於歷史的原因，現代城隍信仰在中國大陸處於恢復時期，偏重於中國南方各省。福建省召開了四屆閩臺城隍文化學術研討會，已知恢復活動的城隍廟也只有福州冶山都城隍廟、閩侯侯官、長樂、平潭、古田、莆田、石獅、廈門、霞海、雲霄、安溪、晉江福全、永寧、霞浦、沙縣、長汀等十幾所城隍廟。臺灣省有95所，其中有15所城隍廟是直接從大陸分靈而來，加上再分靈的廟宇，絕大部分都與大陸有聯繫。新竹布都城隍廟與福州冶山都城隍廟的關係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中國大陸城隍信仰活動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開始恢復，香火鼎盛的有石獅、莆田、雲霞、安溪、平和、古田等城隍廟。福州冶山城隍廟被省衛生廳等單位佔據，僅留下“陰陽司”舊址約600平方米。1990年開始，城隍信眾與社會賢達合力捐資100多萬元，重建福建都城隍廟大殿。1995年12月14日經福建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批准，福建都城隍廟管委會牽頭，聯絡省地方誌、省社科聯等單位開始籌備首屆閩臺城隍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1996年10月17日在福建都城隍廟隆重召開大會，臺灣南投竹山鎮靈德廟、臺北昭明廟、鹿港城隍廟等派出代表20人，到會代表共86人，收到論文48篇。會後出版了《閩臺首屆城隍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極大地推動了閩臺兩岸對城隍文化的宣傳和研究工作。
關於城隍信仰的社會功能，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連心豪認為“城隍崇拜是中國特有的宗教信仰之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是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福建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徐曉望卻認為“民間信仰專指正式宗教之外的民間拜神活動”，“中國民間信仰大多是三教混合體，滲透著三教的思想”。已故福建省藝術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沈繼生認為“城隍信仰中的儒道釋文化滲透”，如《論語》有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神道設教”。並指出：“城隍神納入道教的神團系統大約始於唐五代。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編纂《道門科範大全集》就有城隍神的法位。”“《城隍經》（全稱《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被收入《道藏》。”“表現三教合一的典型史蹟是泉州府城隍廟。” 他考證今泉州府城隍廟前身是唐貞元八年（792年）進士歐陽詹的家廟“不二祠”，五代改為北藏寺，宋改名集壽寺，明嘉靖年間又將這座佛剎改為泉州府城隍廟。1930年春，近代高僧弘一法師又在此宣講《地藏菩薩之靈感》。泉州市博物館副研究員黃天柱引用梁紹壬《兩般秋雨庵筆記》卷四說，城隍始於堯。《博物志》則稱：“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域自禹始。”周代天子祭八臘，水庸其七也。《五禮通考》曰：“功施於民則祀之，能御災捍患則祀之。”他認為：“城隍原為城牆和城壕，後被神化了。最初為保護城市，後發展為保護黎民、防澇布雨、衛道護善、管領冥籍、司掌功名、鎮邪驅魔、鑑福消災、滅蟲保農、懲治兇頑、出巡平冤等社會功能。”
文末引用朱元璋對大學士宋濂說：“朕立城隍廟，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新修東莞縣誌》卷十八稱：朱元璋敕建城隍廟的目的是“調燮陰陽，統轄神祇，糾察善惡，主判生死，以彰報應”。福建省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盧美松考證城隍神的化身分為三類（原文見《古代城隍信仰中的吏治精神》）。上海道教協會秘書長丁常雲指出：“唐杜光庭刪定的《道門科範大全集》，是有關城隍的最早記載”。“南宋《道門定製》卷二有‘城隍碟’”。“宋末元初林靈真編輯的《靈寶領教濟度全書》列域城隍神位於壇前，此後，城隍神正式進入道教的齋醮科儀之中。”“明代龍虎山的道士周思德編撰《上清靈寶濟度大成全書》收有城隍符，城隍神已廣泛用於醮壇”。“清代陳仲達校輯《廣成儀制》收有《申名城隍集》，城隍不僅有護國安邦之力，更有執掌生死之權，在道教神仙譜系的地方神中具有極高的地位。”
關於城隍信仰在海外的傳播，泉州華僑大學華僑研究所李天賜教授進行了詳盡的考證。“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華僑吳讓的後代吳天成繼任泰國宋卡城主時，在宋卡城美人街中段擇址建造城隍廟，供奉城隍。這是目前有據可查的最早的海外城隍廟（距今165年）”。“新加坡的都城隍廟，坐落在柏城街（ReckSeahStreet）末端，於光緒一年（1905年）建立”。“1920年，福建省安溪公眾推舉邑士謝氏帶城隍五舍公赴新加坡募捐修廟，後來五舍公被當地華僑挽留奉祀。至今‘菲菜芭’、‘楊桃園’分爐供奉，香火鼎盛，廟宇華麗壯觀，為世少有。”城隍信仰在印尼的傳播也比較普遍。棉蘭五顯宮供奉城隍及姜太公，南吧正直堂供奉城隍及八班爺。在雅加達華人佛教寺院全德院中“還附祀城隍”。“馬來西亞麻坡惠安公會建有青山廟，供奉福建省惠安縣的城隍爺青山王。檳城州普公壇供奉石獅城隍。緬甸旅緬晉江公會城隍廟與甘馬育閩僑福同仁城隍廟均供奉石獅城隍。越南華人村寨裡都建有寺廟供奉城隍。”該文還總結城隍信仰向海外傳播的三大因素：1、謀求生存發展的需要；2、寄託對真善美的追求；3、表達對故國家園的懷念。
關於閩臺城隍信仰的關係，廈門大學歷史系林其泉教授與廈門城隍廟管委會主任吳天發合寫的《唐山過臺灣的城隍爺》；福建省地方誌編委會陳名實《臺灣城隍信仰述略》；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李祖基《城隍信仰與臺灣歷史》；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郭志超《惠安青山王信仰及其在臺灣的傳播》等4篇論文作了詳細的介紹。後來，又分別在廈門、漳州海澄、龍巖汀州府城隍廟召開了第二、三、四屆閩臺城隍文化學術研討會。2007年4月25日在福州冶山都城隍廟成立了福建省城隍聯誼會（籌）。去年底，在臺灣省城隍廟成立全省城隍廟聯誼會。
三、幾點思考
1、城隍信仰源於5000年前城壕、水庸的原始崇拜，漢以後勳臣名將被奉為城隍神春秋祭祀，唐以後城隍神出現“燮理陰陽”的功能，宋以後城隍神正式進入道教的齋醮拜儀之中，明朱元璋以後，全國各地城隍廟仿官府衙門建造城隍廟實行“官祭”，達到城隍信仰的鼎盛時期。由於歷史的原因，目前中國大陸的城隍信仰處於恢復期。如何引導傳統的城隍信仰與現代社會和諧相處，如何提升城隍信仰在宗教界的社會地位，這是擺在這次新加坡國際城隍文化論壇的重要議題。
2、城隍信仰不是一般的民間信仰，他的歷史淵源比道教還早。唐宋以後道門定製和科範大全已有“城隍令”、“城隍碟”，城隍神已正式進入道教的齋醮拜儀之中，這是其他民間信仰做不到的。明代以後《道藏》正式收錄《城隍經》（即《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應該說，城隍信仰應屬於道教範疇，應納入道教系統管理。反過來說，道教信仰遠不如城隍信仰的普及和大眾化，城隍信仰將擴大道教的信眾並豐富道教的內含。
3、城隍信仰融入釋、道、儒三教。目前，我所見到的典型的城隍廟如安溪、長樂城隍廟，它們在城隍大殿之上，又供奉觀音菩薩。這是典型的釋道合一信仰，而且是自宋代以來就是如此。道教是國教，佛教是外來宗教，如此和諧統一，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和中華文化的博大情懷。
4、老子《道德經》是道教的鼻祖，也應該是城隍信仰的經典。其中蘊含的“禍福觀”、“善惡觀”、“陰陽五行說”、“風水”和“因果報應”等有其科學的一面，應該予以肯定，不能一味地批判為“封建迷信”和“裝神弄鬼”。（原載2009年汀州府城隍廟出版的《輝煌的十年》，作者系閩江大學教授）
城隍文化與歷史名人
·劉湘如·
唐朝以後，我國各省的府、州、縣普遍建立本地的城隍廟。唐朝著名文人韓愈、杜牧等都寫過專門的文章。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我國許多地方的城隍廟所奉祀的神，實為著名的歷史人物。諸如江蘇蘇州的城隍廟，祀戰國時代封地蘇州曾救趙抗秦有功的春申君黃歇，浙江杭州的城隍廟，祀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因他曾組織義軍保衛南宋首都臨安（杭州），浙江紹興城隍廟是供有功於民的龐玉大將，上海城隍廟曾祀清代為保衛吳淞口英勇抗擊英國侵略軍而壯烈犧牲的福建同安人陳化成，北京城隍廟祀明代大臣楊椒山，他因敢於與奸相嚴嵩鬥爭而被捕入獄，迫害致死。江西九江城隍廟是漢高祖時代的穎陰侯灌嬰，廣西南寧城隍奉祀宋代南寧知府蘇緘，他敢於與入侵交趾（今越南）的軍隊作戰，不幸以身殉國。泉州城隍祀出生於泉州的北宋宰相韓琦，他曾與范仲淹齊名，世稱“韓、範”。而福州的城隍廟則是全省各地以及臺灣島上城隍廟的祖廟，它奉祀漢代忠烈人物周苛。周苛是漢高祖劉邦的御史大夫，堅守滎陽城，當項羽攻下城池時，周苛被俘，項羽欲封他為上將軍，享萬戶侯。但周苛忠貞不降，並怒斥項羽，於是被烹煮而死。
福建古田縣的城隍廟建於唐朝，它奉祀唐朝開元年間第一個“編戶立縣”的清官劉疆。他晚年退居，一生廉潔，親屬決不食祿，故死後古田人民便在他的故居舊址上建廟以示紀念，並稱他為“拓主”。可見我國人民對於歷史上只要對老百姓做過好事的官吏，都會永遠懷念他的。
福州的城隍廟在清初被升格為“福建都城隍”，統轄臺灣。因為清康熙年間臺灣是屬於福建的一個府。在“福建都城隍”的廡廊上，還配祀許多著名的鄉賢人物，如唐朝的劉呂祖、宋朝的蔡襄、元朝的董元炳、明朝的湯和等有功於福州城的歷代名人，這是很有歷史意義的。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島上的數十座城隍廟，都是從福建分香過去的。因而視福建都城隍廟為祖廟。清時臺灣知府俞兆嶽上任時，曾到城隍廟當場宣誓：“不貪財、不畏勢、不徇私”。
要當一員清官。可見城隍已從自然神衍變成靈魂神，起一種威懾與感召的精神作用。
各地城隍廟都鐫刻有楹聯，聯文內容十分深刻富有哲理，主題突出勸善懲惡，保境安民。有的雖帶有“因果報應”色彩，但具有警戒威懾的精神力量與勸善行德的感化作用。
福州福建都城隍廟的老對聯：“為善必昌，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殃盡則昌；為惡必滅，為惡不滅，祖宗有餘德，德盡則滅。”這副對聯具有“二律背反”的美學觀念，雖講己與祖，古與今的因果關係，卻實際上預示自己與子孫，今人與後代的傳承關係。它妙在內涵含蓄，寓意深刻，令人思索。
龍溪縣城隍廟的“陽間案前由你造；陰曹地府有誰親”。明白告誡人們陽間的事你可以放任幹。但是，陰曹裡卻沒有後面可走；十八層地獄一關都不能少。正因此，廣西桂林城隍廟的對聯：“地獄即在眼前，莫到犯了罪時方才醒悟；孽鏡雖懸臺上，只要過得意去也肯慈悲”。上海城隍廟的對聯：“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鑑鬼神欽”。
雲南劍川城隍廟的對聯：“古人今人，幾個無忝於人，擾擾局中棋，防他局外冷眼；善有善報，凡事終歸有報，明明臺上鏡，示爾臺下捫心”。天津城隍廟的對聯：“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晚報，如何不報；名場利場，無非戲場，上場下場，都在當場！”等等都具有正面、直當的勸善導向意義。
天地大舞臺，舞臺小天地。為何上場，便有為何下場。每一個人都在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表演各種的行當，化妝各樣的臉譜。所以山東淮縣城隍廟是有一副清代鄭板橋的對聯：“切齒漫嫌前本長，平情只在局終頭”。多麼富有哲理。象安徽城隍廟的對聯，直截指出立即回頭，及時覺悟，改邪歸正：“任憑你無法無天，到你孽鏡懸時，還有膽否？須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迴轉頭來”。神也有給惡人留下一條出路的。而臺灣新竹城隍廟的對聯，則通過具象來反映抽象。在這座廟的大門口上方懸掛一隻大算盤，聯文是：“世事何須多計較，神天自有大乘除”。暗示人算不如天算。一切都要受到法則的制約，否則就要受到天與自然的懲罰。
北京都城隍廟具有統轄的地位，所以其對聯展現出全國城隍廟的主題共性：“保障功隆，俎豆千秋修祀典；邦畿地重，靈感萬國仰聖明”、“靈鞏天垣，和會九州風雨協；報崇國祀，盈寧憶社方安”。希望九州能國泰民安，四方能風調雨順。這一種的“修祀典”、“仰神明”的思想觀念不是純粹消極的，而是一種精神的潛意識的作用，它的願望是良好的。（原載《輝煌的十年》，作者單位：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省文史研究館）
（選自《于都縣城隍廟志》,李磊主編；供稿：于都縣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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