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11月的一天黃昏，一艘停靠在鄱陽港頭的官船，在饒州最後一任知府王祖同匆匆登舟後，倉皇駛向蒼茫的暮色。而此時，饒州城內，正萬人空巷。無數軍民簇擁著新擁立的鄱陽都督黃金臺，湧上大街熱情歡騰，慶祝辛亥革命的狂飆席捲饒州大地。
狂熱的情緒持續感染著每一個人，人們通宵達旦，敲響喧天的鑼鼓，高喊歡樂的口號。一個嶄新的時代已經開始，而饒州府衙，卻矗著沉默的身影，在絢爛的沖天焰火中明滅。
古老的饒州，從立州一路走來，走過了唐宋的燦爛，走過了明清的蘊藉，終於走到了終點。而歷史的車輪，昂揚不顧，滾滾向前又碾過了百年。一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也許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然而卻是許多人窮其一生也達不到的距離。
一條驛道
百年滄桑，歷史的巨擘永不倦怠，運行著造化之斤，將如煙的過往斫刈得斑駁陸離、面目全非。饒州，已成為百年煙雨中天外縹緲的一點，讓人們竟如此難以追覓。順著眼前這條蜿蜒的千年古道，是否可以讓我們走進百年前的那個江南名郡、通都大邑、富饒之州？
“驛鹽與兵備並重”，《饒州府志》鄭重地寫道。驛道在交通落後的古代，堪稱社會的血脈，將整個帝國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無怪乎古人將驛道提升到如此的高度，與兵備相提並論。
徽饒古道始建於唐代。在崇山峻嶺、峭壁斷崖之間，大手筆抖動著的古道，將鬱乎蒼蒼的群峰萬山，剖為太極圖般的兩爿。道上滿鋪的石板，在歲月重量的巨壓下，裂開著條條縫口喘息。棧道、石碣、茶亭、廊橋，行走在古驛道，歷史的笙簫破空而來，玄遠而低沉，在廖廓的江天鼓盪。明代的汪循吟詠道：“蟠踞徽饒三百里，平分吳楚兩源頭。白雲有腳乾坤合，遠水無波日月浮”。
南宋時期，這條驛道是饒州與首都臨安的必經之路。遙想當年，古道馳騁著往來傳遞公文的驛騎，行走著熙來攘往的商旅。或逢大比之年，絡繹不絕進京趕考的饒州才俊，順著古道在重山疊水中穿行，踏上追尋濟世夢想的前程。
在南宋短短一百五十年間，饒州進士達六百餘人之多。三世聯登、三科連中、兄弟偕錄，父子同取的現象比比皆是，真所謂“江東之士，其州十而饒為最”。這實在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數字。今天，我們或許可以總結出饒州人才之盛許多條理由。然而最重要的一條，恐怕還是教育的因素。據考證，南宋時期江西境內書院最多的是饒州。紹定年間，嘉定狀元袁甫兼任江東提點刑獄，後移司鄱陽，講學學宮。袁甫曾先後修葺廬山白鹿洞書院，創建貴溪象山書院。在鄱陽，又著手創立番江書院，選通經學古之士，率生徒教授學業。來書院講學的名儒有朱熹門生金去偽等，袁甫自己在空暇日也經常親臨考察指導。在餘干，則有趙汝愚創建的忠定書院、趙汝靚創建的東山書院。其它如浮樑雙溪書院、樂平慈湖書院，德興二賢書院、安仁陸象山題匾的玉真書院、萬年石洞書院等都名聞天下。在宋朝，幾近百所書院散落在饒州各地，學風之盛令人驚歎。其實，這種好學之好可以追溯得更早。早在北宋，吳孝宋在《餘干縣學記》裡就曾感慨：“饒州冠帶詩書甲於江南，民風好學重教，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
在南宋，饒州不僅進士眾多，在文化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赫然大家。自晉時虞溥創學以來，千年的沉積醞釀，至南宋一旦薄發，饒州頓成世人注目的人文薈萃之地。理學則有柴中行、饒魯之屬，文學則有洪邁、姜夔之輩，政事則有洪适、馬廷鸞、趙汝愚之儕，史學則有馬端臨、董應聲之群。真是一個個成就涵天蓋地，一個個聲名震古爍今。
南宋紹興末年的饒州人才更是盛況空前，以至朝廷袞袞諸公多為饒州人，時人幽默地戲稱朝中“諸公皆不是痴漢”。因為有句俗語“饒人不是痴漢，痴漢不會饒人”。在朝中的饒州籍官吏相互汲引，當時就流傳在用人政策中饒州官員儘量用饒州人的“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趣談。
古驛道至鄱陽蓮花山地段，因長久廢棄，已經無法行走。驛道在森林中隱現如暗流湧動，榛榛莽莽，荊棘縱橫，蛛掛絲揚，蚊飛蚋舞，碎石亂鋪。真是蕭索驚心，荒涼彌目。
西元1164年，即南宋隆興二年六月間的一天，這條古老的驛道突然被霞光輝映得絢爛無比。狀元名臣王十朋輕車簡從，取道赴任饒州。王十朋任饒州知府，是饒州歷史上應當發三通擂鼓的一件大事，也是饒州人值得品三通畫角的一件幸事。
王十朋當時已經是名滿天下的才子，又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名臣。他力排和議，敢犯權貴的事蹟早已朝野傳頌。其時饒州值逢百年未遇大旱，民生凋敝，盜賊蜂起。人民祈望能有一個賢良的州官，正如旱苗之望甘雨。而以王十朋聲望與才能，如欲蕩除群盜，則恰似鼓洪爐而燎毛髮般易與。
驛道行走著王十朋，久旱的饒州上空積蓄著驚雷。
七月三日，當王十朋身影出現在翹首企盼的饒民視線的遠處時，一聲響雷聚然震盪在人們的耳鼓。頃刻間霖雨大作，洋洋灑灑，將久旱的人心與大地深情地滋潤。而昨晚，因為敬畏王十朋凜然聲威，最後一名逃離的盜賊，也已匆忙消失在夜色中的饒州境外。著名詩人何憲記下了這一刻：人間正作雲霓望，半天忽驚霖雨來。
王十朋治理饒州，勸課農事，薄懲重教。真的是使貪者廉、惰者勤、忤者孝、頑者賢。饒州竟然出現了有史有來罕見的“獄空”現象。他的德政，贏得人民永久的紀念。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推崇他為饒州三賢之一。
次年七月九日，王十朋離任饒州。饒民依依不捨，老稚涕泣相送，以至拆斷路橋強行挽留。王十朋不得不改道離境。後來此橋被修復，饒民感念王十朋，將此橋命名為“王公橋”。
“無德於民愧寇恂，斷橋留我荷鄱人。同僚送別四十里，滿酌不辭三數巡。”王十朋也被感動，深情地吟下了這首詩。
當驛道蜿蜒行盡峰巒起伏的山區，進入鄱陽湖平原，一下子變得修直而平坦。終於，為寬闊的現代大道所覆蓋。唐宋的足印，明清的轍跡，早已澆凝進墨色的瀝青。遠古叮噹的馬鈴聲，被不時悠揚的鳴笛驚散，輕輕在人們的耳畔竄跌。大道上，唯有往來的汽車拖一行行淡淡的尾煙，風馳電掣。
一座古城
驛道的盡頭，是饒州古城——鄱陽。
讓我們來仔細打量這座擁有2700年曆史的古城吧。摩天的高樓鱗次櫛比，繁華的街道車水流龍。古城規模已遠非昔時可比，當年城外最為著名的芝山，一座世世代代中國人幼蒙時就從《千家詩》裡認識的名山，還有同樣著名的秦時吳芮訓練水軍的浩浩督軍湖，已被古城吞納，成為市內的休閒公園。鄱陽，分明已成為一座現代氣息濃郁的大都市。
漂亮，大氣！
在驚歎於建設者們巨大的胸襟和手筆同時，也不禁心生感慨：千萬裡的追蹤，千百次的尋覓，饒州，當我們與之相遇，卻已無法領略她昔日的容顏。
如果說饒州大概是中國現代被分崩得最為支離的古郡，恐怕不會有人以為不然。這個昔日的江南名府，泱泱大州，浮樑、樂平已隸於後來居上的景德鎮，餘江同樣劃與交通要樞鷹潭，而鄱陽、餘干、萬年、德興四縣則附尾於上饒。曾經的一個文化整體，通過長時的離析，至今多少有點漸行漸遠。難道千年的凝聚，真的敵不過百年的分離？
離析的饒州七縣，不知道還有多少大饒州的歸屬感。我曾經不程度地接觸過這些已經分隸於各市的老饒州人，提到饒州，雖然不致於毫無所知的茫然，卻大都呈事不關己的漠然。倒是遇到過的幾個瘦弱的文人，一聽到饒州這詞，臉上的表情一下子生動起來，眼睛裡閃出嚮往的光芒。
饒州，一道湧動在中華文明長河中的流脈，一個頻繁出現在厚重浩瀚史籍的名詞，一道閃亮在唐詩宋詞元曲意象中的電光，一面飛揚在千百代人心目中的精神大纛，沉寂難道竟然是她無法逃循的宿命？
古老的東湖早已妝點上摩登的畫橋雕閣，土素的芝山也到處洋溢著時新的現代氣息。走在喧囂的街道，那些曾經被無數人從典籍中一經認識就心存嚮往的精神勝地，延賓坊、流水橋、伴鷗亭、戴公堤、野處園……，於今早已蹤跡杳然，甚至，人們竟至指認不出那饒州曾經的府衙確切的位置。
總算還有個永福寺塔，神情孤黯聳著淡淡的灰涼，默默地俯視著身下的滾滾紅塵。喧囂的市聲在塔下鼎沸，而塔身，卻將思緒層層推向邈遠的藍天。
這是一座齊梁時期的建築，曾見證過饒州千年的久遠。或者乾脆說，它就是饒州文化最後的化身。在熙來攘往的現代鄱陽城人眼中，永福寺塔常常只不過是熟視無睹的匆匆一瞥。可它時不時卻又冷不丁地勾起，人們心中那一抹業已遠去的饒州記憶。
走近這蒼老的古塔，冷冷落落只有三三兩兩幾拔來自外地的遊人。在鎂光燈的閃耀中，一禎禎以塔為背景的映像在定格。我知道，在古塔的映襯下，照片上的美女一定是明豔如霞。
一條古街
昔日的饒州第一古街，原為舊城正街，解放初改名為解放街，歷代繁華，現如今早已被隱藏在都市繁華之外。清冷寂清，一如蕭索的偏僻巷陌。獨自行在本應該是青石板塊鋪就的街道，逼仄的兩邊房鋪參差，門窗虛掩，簷角蛛垂。間或有坍破的舊屋雜於其間，叢生的雜草甚至侵上斷壁殘垣。三三兩兩坐著閒聊的老婦，對新來的行人總會投來驚奇的打量。不時有蹲在門口打盹的老人被腳步驚醒，睜著迷惘的惺忪雙眼，遲鈍地探尋著聲音的來源。
這裡就是那條曾經是贛東北千百年商貿中心的古老街市麼？
當年，八方商賈在此鄱陽老街雲集，中外商貨在此吞吐。
早在唐代甚至就有遙遠的波斯商人往來此間，史書就曾記載饒州名醫郭常為來饒的波斯商人治病的傳奇故事。明清時更是會館林立，老字號名店鱗次櫛比。名噪天下流向天下的瓷器“饒玉”、饒州銅鏡，還有那紙中絕品“鄱陽白”，茶中貢品“白眉佛茶”，吸引著來自五湖四海的客商。
一切都成過去，嫋嫋的茶香早已飄散，“鄱陽白”也只能在專業辭書《辭源》裡才能找到這一條目。俱往矣！只是歲月風雨的吹打，落盡的不僅是繁華，還有和繁華相依的真醇。餘下的，是這落寞的荒涼。
何妨設想一下，如果見證過此處當年“長街十里，煙火萬家”之鼎盛的古人，比如說那個寓居饒州八年的大詩人蔣士銓，今日重遊故地，則感受將會如何？“今人若說前朝盛，十八坊前剩幾坊？”也許，蔣士銓又會發出在他《鄱陽竹枝詞》中曾有的一樣慨嘆。
八省碼頭
止步於饒州城的鄱陽港，這裡曾是“商賈湊聚”的八省碼頭。水上交通運輸的便利，成就了古代鄱陽港口的繁榮。這裡上可達景德鎮、上饒，下可往南昌、九江，進而通江達海。隨著科技的發達，水運的龍頭地位，終於退讓於公路與鐵運。鄱陽港也如蒼然老矣的翁嫗，在夕陽下懶散的歇息著自己肌肉鬆弛的身軀。昔日“千帆安泊，百貨歸墟”的景象，已成淡淡的一抹記憶。
雖然尚是薄暮時分，鄱陽港就已呢喃進入寂夢。而不遠處，雄偉的跨江大橋上，整齊排列的華燈瞬間亮起，燦如星河，美不勝收。橋上首尾相接的車流，前燈如白柱，尾燈似紅燭，流動不居，交織閃爍。與水中的倒影一起，將饒州城之夜，妝點得瑰麗無比，讓人目眩神馳。
一陣晚風，送來不知來自何處的悠揚清唱。聲聲親切，猶似少女柔軟的纖纖指尖，輕輕撞叩著心中最柔軟的部分。這，正是古饒州大地上饒州人代代傳唱的原汁原味的本土音樂饒河調。
饒州戲或許可以追溯到宋代。千百年的演繹，千百年的傳承，饒河戲韻律已經融入饒州人血脈、植入饒州人骨髓、滲入饒州人靈魂深處，成為饒州人一種永遠的文化基因。正是由於有了風情萬種的饒河戲，千百年來的饒州人，生活才能不陷入枯燥，心靈才能不致於荒蕪，生命才會更加豐潤，表情才會更加生動。
滿街的搖滾樂與流行曲憑藉現代音響的聲威，挾風雷之勢震天動地，卻始終未能淹沒晚風中那一聲迴盪久久的饒河調，還有足下鄱陽港前幽咽千古的饒河波聲。
一脈饒河
清碧的饒河總是這樣汩汩滔滔蜿蜒西去。
饒河古名番水，又稱鄱江。唐無可詩云：“鄱江連郡府，高興寄何人。”饒河緊貼著饒州城，亙久地流淌著優雅古韻，伴隨的是明月清風。
饒河及上游分支昌江與樂安河貫穿饒州全境，哺養著世世代代的饒州人。饒州人的文化性格，自然與生俱來烙上了饒河的印痕。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曾有“溫和的土地產生溫和的人物”之名言。近代西方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鳩也認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和其它自然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文化取向、交際行為及其社會規範,在經濟不發達的古代尤為如此。
而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管子》中，同樣曾經有過一段關於水與性格的有趣議論：“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瘻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根據管子的說法，楚人輕捷、果斷，敢為，越人率直、剽悍、頑強。我們姑且不論及《管子》中明顯帶有的區域偏見的用詞，就其言論本身來說，確實有著非凡的見地。
饒州屬古楚番邑之境，荊楚文化自然為番地文化主流。“淖弱而清”的番水，賦予古番先民們的淳樸而果敢的秉性。春秋後期列國紛爭，地處楚吳之交的番邑在吳爭楚奪中不斷易主。後來越又滅吳。這段時期，吳越文化隨著大量吳越人遷入，在淳樸果敢的番人文化性格中注入率直與剽悍。從此，淳樸與不羈，成為番人的基本性格。番人基本性格中的桀驁不馴的一面，在後來的時代發展中不斷得到強化。這一點突出表現在秦代。儘管秦始皇採取雷霆手段的強權統治，番地仍然是俠士以武亂禁的江湖。以至朝廷不得不起用“深得江湖民望”的吳芮為番令。而當大澤鄉反秦之聲一倡，番人立即響應。在吳芮的率領下，番人浩浩蕩蕩匯入反抗暴秦的洪流。
一直到三國，這一性格猶未稍弱。《三國志●陸遜傳》就曾有過這樣一段記載。嘉禾六年,中郎將周祗請求來鄱陽召募,向陸遜請教。陸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恐怕招致危險。周祗沒有聽從,後來果然被鄱郡人吳遽等殺死。一代名將陸遜對鄱郡人“易動難安”這一評語，可謂一針見血，饒州人不羈性格真可謂其來有自，大有淵源。
另一方面，饒州人性格淳樸的一面也非常明顯。東漢時雷義可稱典型，他與陳重膠漆之交的千古佳話，一直為後人所傳頌。
晉代是饒州人文化性格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自虞溥大修庠序，廣招門徒，儒學漸在鄱郡興起。後來在王暠、王廙等積極引導下，儒學之盛蔚然成風。“八王之亂”時期一直到東晉，由於北方士族在社會劇變大量南遷，相當多數的一些北方文化人進入饒州，更為饒州文化注入了強大的儒學思想新元素。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鄱陽走出了一代名臣陶侃。陶侃當然有著鄱郡人特有的剛毅和豪放，然而從他勤出王事、公正清廉、慎於吏治以及辭位歸國等行為中，分明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對他性格的影響之深。唐王德璉在《鄱陽記》中就曾對鄱郡人這一時期的文化性格有過稱譽：“忠臣孝子繼踵而出，吳芮之遺風難泯”。
這一時期進入饒州地域的還有郭璞等道學術數大師，他們所帶來的道家黃老思想對鄱郡人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就是這一時期，鄱郡流傳著仙人王遙飛昇、七十二福地馬蹄山等傳說。於是，鄱郡人的文化性格中，又添出了一道飄逸的仙風。
饒州人文化性格發展期的第二個重要時期在唐朝。
安史之亂是盛唐的轉折點，一個強大的王朝因之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相對安定的饒州，自然成為人們的嚮往的避難之所。自此一直到大曆年間，具有天下聲望輾轉來饒的名人雅士不勝枚舉。白居易、戴叔倫、劉長卿、盧綸、李嘉佑、顧況等等繼踵而至。他們每一個人的到來，都掀起一陣中原文化的旋風。在如此強大的文風浸染下，饒州一時成為“匹夫庶婦皆能謳吟土風”的人文阜盛之地，詩書鼎盛之鄉。先後出現如吉中孚、張夫人、陳陶、程長文等本土著名詩人。以至許多年後，宋代黃庭堅懷著激賞的心情，稱讚饒州“多俊秀喜儒，以名節相高”。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饒州的山川漸漸繚繞起善男信女虔誠的煙火與僧侶丘尼清越的梵音。佛教對饒州的影響空前巨大。早在唐初，出生鄱陽的道明禪師即有過千里追蹤六祖慧能，在大庾嶺蒙慧能指點頓悟的事蹟。後來慈濟禪師、堯山和尚、詩僧貫休等大批能詩的高僧在饒州生活，留下讓人耳熟能詳的許多佳話。佛教的興盛，為饒州人文化個性增添了的普濟思想和悲憫精神。
饒河流入南宋時期，饒州人迎來文化性格發展的第三個高潮。宋南渡之後，政治和文化中心南移。首都與饒州距離空前接近，饒州第一次處於中心文化的輻射範圍。正是因為這一歷史的機遇，加之如前所述王十朋等官員的引導，重文尚賢的饒州於是成為甲於江南的詩書禮儀之鄉。
饒州文化性格發展的第四個重要階段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明末。其時饒州做為江西六大港口城市之一的成熟港口城市，匯聚了來自各地的行商坐賈，成為贛東北的貿易中心。
且讓我們的目光做一個暫時的回顧，追溯到更遠。隋時郡守梁文謙為了利於舟靠船泊而“培土為市”，到唐宋時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景德鎮瓷業的興起，饒州鄱陽港便成為江西東部鄱陽湖濱的重要港口。明末清初，由於水陸交通及境內經濟發達，饒河又是徽州、饒州、鄱陽湖、長江商道與饒州、鄱陽湖、贛江、大庚嶺商道的連接紐帶，過境貿易空前繁榮。
在商賈文化的影響下，饒州人磨練出機警敏銳的洞察力、以小博大的務實行為、和氣生財的處世理念、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精打細算的理財習慣和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
饒州人文化性格的發展，正如饒河之水，源遠流長，一脈相承。涓涓細流從遠古的樸實真淳中流來，一路穿澗過峽，兼容廣納，細大不捐，不斷充匯成為浩蕩之水流，劃過饒州的漫長曆史。
兩任州牧
饒州千多年來歷任行政長官中，具有全國聲望的賢達之士不勝枚舉。除前面所述的王十朋外，比如步騭，三國時期的名士。比如陸襄，梁時的一代名臣。比如薛振，饒郡的名山芝山就是得名於他。
當然，我們還能舉出長長的一串名單，虞溥、第五琦、李吉甫……
然而，我要說的兩任州牧，是唐代的顏真卿和宋代的范仲淹。顏範二人，是饒州精神的提煉者，是饒州文化的集大成者。完全可以說，他們，是饒州的兩位聖人。
一直到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腳步進程還遠未完成，饒州仍屬遠離政治中心的偏僻地區。坐在紫禁深闕的君王，陰鷙的眼光總是搜索著群臣中那些桀驁不馴的身影，心裡時刻轉著將直臣貶謫的險惡歹意。而山遙水遠的饒州，正是帝王用來處置諍直之臣的中意地方。
顏真卿與范仲淹都是因直道不容，蕭條異代而被貶於饒州。良知的火種兩次向饒州落跌，朝廷復歸於萬馬齊喑。而饒州何幸，輝煌的引線，卻因之兩度點燃。
顏真卿在饒州廣泛深入地施行了一系列的善政，而奠定他在饒州歷史上至高地位的因素還是他移風易俗方面的有效努力。一直以來，饒州人“易動難安”、“好鬥”、“善訟”的個性使饒州社會長期不能安穩。顏真卿在懲兇頑、雪冤獄的同時，大力提倡淳樸坦蕩之風。自己親為表率，公務之餘，常常與朋友一起，以茶道的方式，引導人們趨向平和。當然，做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書法大家，顏真卿不忘充分運用如椽巨筆，將端嚴莊重的風骨、豐腴圓潤的氣度，寫上廳堂門楹，銘入巨石陡壁，鏤進鄉俗人心。
在顏真卿的努力下，饒州風尚漸漸變得清淳雅正。在多年後已經他任的顏真卿，受阻在金陵與闔家百口遭遇飢災，一家生計難以為繼的時候，鄱陽人蔡明遠不遠數千裡，冒涉江湖，滿載糧米，連舸而來，解救了顏真卿的燃眉之急。這實在是歷史上最為動人的畫面之一。我們為顏真卿得以脫離困厄感到欣慰，如果一個如此偉大的賢哲竟至於餓死，豈不成為一個民族永久的恥辱與悲哀？我們也為蔡明遠的知恩仗義而慨嘆，道德的構建，產生巨大力量。因為顏真卿的影響，饒州人已經具有了足以照亮歷史的義勇形象。
宋時范仲淹在饒州時間並不長，才十八個月。當時的饒州，是有名的事務繁多的“繁劇之郡”，社會矛盾錯綜複雜，行政事務千頭萬緒。歷任州牧疲於奔命，苦不堪言。范仲淹上任伊始，並沒有像其他官員一樣，一頭扎進繁重的政務之中。卻好整以暇，出人意料地在府衙以北丈量土地，認真地修建起一棟房屋起來。吏員們誰也弄不明白這個“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為名相”的“小范老子”葫蘆裡賣什麼藥，心裡卻暗暗著急。中國古代，有句話叫著“任憑官清似水，難道吏滑如油”，從來那些負責經辦具體事務的胥吏們並不擔心主官清廉，而只怕主官清簡。再清廉的主官，只要你做事，他們就能尋找到“折騰”的機會，就能從中謀取私利。好不容易等到范仲淹房子建好了，吏官們揣著內心久違的蠢動，興奮地等待著知府頒佈新施政命令。
然而沒有命令。范仲淹命人為新建的房子掛上了親自書寫“慶朔堂”的匾額，然後似乎意猶未盡，又在房子前紮起兩個很大的籬欄，親自種植起花卉來。這些被時人稱為“狡而梗”的饒州胥吏們，心急如火卻又不敢公開表示。有幾個回去偷偷一查“慶朔”兩字的來歷，心裡一下透涼透涼。原來這個“朔”字大有來歷，是古時諸侯的一種行政方式，被範大人用來“表明承宣天子風教而發施於政令”的為政原則。就是說，范仲淹的施政綱領，就是簡明政令，不瞎折騰，不搞形象工程，不行擾民政策。
怎麼辦?還能怎麼辦？胥吏們只有熬著唄。
接下來，范仲淹與當地士人、同僚頻繁交往，辦起了文化沙龍。這些人中，有魏兼、衛希道、施文長、張漠、黃灝、董淵、劉牧等等，都是些飽學之士，君子之人。他們極盡山水之娛，酬唱之樂。一時饒州城內，吟誦盈耳，絃歌不絕。在這樣濃重的文化氛圍中，官吏心靈淨化，士人奮勉向上。不經意間，饒州一下子由“繁劇之郡”變而為“清簡之地”。
范仲淹就是范仲淹！用如此優雅的方式，完美地完成了整頓吏治浩大工程。精神的力量，總是能夠舉重若輕。
於是范仲淹進行下一個偉大的計劃——興辦州學，培養人才。“以東湖為硯，以督軍臺為印星，以妙果塔為文筆，建學於此，二十年當出狀元”，范仲淹興致勃勃的發出驚人的預言，州學隨之開始了奠基。二十年後，饒州真的出了自己狀元——鄱陽人彭汝礪。從此，饒州學風熾盛，成為“冠帶詩書甲於江南”的文化大州。
如果說顏真卿為改良饒州民風居功厥偉，那麼，范仲淹則在引導士風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同時，為饒州後繼的官吏樹起了高大的標杆。千百年來，“顏範遺澤”不斷被人們所提及，“顏範典型”不斷被官吏所景仰。顏範二公的繼任者們，懷著無比的崇敬，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自己的言行，規範到賢臣良牧的軌道中來。
當年范仲淹曾將府治後堂命名為“得心堂”，立意為“兢兢於得民之心”。明正德時，無錫陳策以地官來任饒州知府。出於對范仲淹的嚮往，將“得心堂”改名為“希範堂”。朝夕瞻對，竦惕於心。每當公務之餘，便在其中追緬範公，自我反省。一任任的州牧如走馬般更換，而“希範堂”即使毀圮也會被重建，魏然屹立。“希範堂”的匾額也始終未改，成為范仲淹精神的象徵。
清饒州府知府錫德在任時寫道，“饒為顏魯公、范文正公舊治地，興養立教，懿鑠前徽”。他告誡自己，也告誡後來的官牧，應該“有以生聚教訓追曩哲之芳型”，應該自覺將顏範做為為官的典範。
七大世族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中國古代，很少有名門望族的繁榮能超過五代，尤其是在朝代更迭之際。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幾乎是士大夫家族一條逃不脫的鐵律。
然而在饒州，這條鐵律卻似乎並不適用。歷史上饒州的世族非常之多，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七大家族。分別是萬年柴氏、餘干趙氏、樂平馬氏、鄱陽彭氏、西門史氏、鄱陽洪氏、鄱陽周氏等。柴氏家族代表人物為柴元裕、柴中行等，趙氏家族代表人物為趙汝愚、趙汝靚、趙宗憲等，史氏家族代表人物為史桂芳、史書言、史彪古兄弟、史珥等，洪氏家族代表人物為洪皓、洪邁兄弟、洪邦直、洪芹等，彭氏代表人物為彭汝勵兄弟、彭大雅等，馬氏家族代表人物為馬廷鸞、馬端臨、馬志仁、馬希曾等。這麼長的名單讀起來也許枯燥無味，然而這名單中每一個名字，都有著非凡的聲名和故事。
當然不打算對這些家族一一做詳盡的介紹，這裡只准備將鄱陽周氏家族做為代表來進行敘說。周氏家族並不比其他家族更為顯赫，選取周氏家族做為敘說的對象，是服從於本文整體佈局，對元代時期的饒州文化進行闡述。
江南是最後歸附元朝的地區，而饒州納入元廷的統治的過程又非常慘烈。就是在這場饒州保衛戰中，一代名相江萬里全家赴難，郡首唐震英雄就義。在宋代就有幾代人為官的饒州望族周家，當時有周垕署任江東提刑幹辦。周垕早年就有神童之譽，初入仕途就深得朝中重臣如江萬里、馬廷鸞、李伯玉等高度器重和薦引，都對他的前途曾寄予厚望。在元大兵壓境之際，叛眾推周垕置降表，周垕不忍負於宋朝，涕泣推辭，連夜逃遁。從此結廬於母夫人墓下隱居，幾度不應元朝徵召，終身不入城市之門。世人欽佩他的崇高氣節，將他比做古代高賢魯仲連，號為“梅山先生”。周垕的兒子周應星，七歲時就能在元兵俘獲中逃脫，聰明機智可見一斑。成人後更是孝友寬慈，樂善好施，有著極高的聲譽。他一生都心存舊宋，堅持氣節，義不仕元。
周氏子弟周應極是第一個在元代為官的周家成員。其時已經是元朝中期，元朝統治已既成事實，成為正統的朝廷對南人政策也有所改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做為周垕最看好的幼子周應極，因其傑出的文采進入了仕途。周應極官至集賢待制，位雖不算太高，然由於他聲望甚隆，當時的仁宗皇帝對他非常敬重，“呼學士而不名”。並被選為太子即後來英宗的老師，成為真正的一代帝師。
周應極的交遊非常廣泛，大都是當時文壇巨擘、儒林俊彥。其中有號為“元人冠冕”的趙孟頫，詩壇翹楚虞集、方外大師吳名節等等。他們與周應極情誼深厚。詩書往來，極為相得。
在饒州本土，周應極也有一批非常要好的名士。鄱陽詩詞五家中的徐瑞、吳存、黎廷瑞都在其中。這三人都是饒州詩詞史上有著極高成就和重要地位的詩人。郡城外的芝山之麓、東湖之畔，經常留有周徐吳黎遊樂的足印。他們詩才既盛，名望又高，黎廷瑞更是隱然江南詩壇領袖，“北方士大夫之來南者，聞公名者莫不願見，既見歡如平生”。每次聚會留下的詩篇，很快就被傳開，受到大眾的熱捧。
周氏家族的鼎盛期是在周伯琦手中完成的。周伯琦是元朝後期政壇重要人物，也是元朝中後期文壇重要人物。他天資聰穎，幼時就聲名已著。二十七歲初入仕途，官位未顯，卻屢創佳績。其表現出來的剛正鐵腕和恤民情懷，贏得朝野的一片讚譽。他被薦入京任翰林國史院編修。
正是在這一任上，由於出眾的才華，周伯琦逐漸進入了皇帝關注的視野。一次皇家圖書館奎章閣更名，需要題寫匾額。做為當世無雙的大書法家，周伯琦榮膺此任。周伯琦的書法藝術，被深愛書法的元順帝激賞。在進一步考察和了解後，順帝便開始重用周伯琦。這次偶然的事件成為周伯琦仕途騰飛的關鍵，以至許多年後，周伯琦還激動地吟詩紀念：“自笑蟲魚箋爾雅，敢將蛇蚓儗凌雲”。詩句中雖然語氣謙虛，但對自己書法與才華的自信，對將來實現宏大抱負的期待，都一露無遺的表達了出來。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從此周伯琦一路順風，不斷升遷。春風得意，自然意氣風發。周伯琦“詞章洋溢於館閣，議論敷揚於朝廷”，一時名動京華，聲震朝野。
其後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委以重任再入地方之後，周伯琦又仕途高升，重回京師。由於在地方政績斐然政聲大著，皇帝對周伯琦非常倚重，聖眷日隆。自此周伯琦逐漸進入元朝的權力中心，一直做到中臺監察御史，進入自己仕途的鼎盛階段。也終於打破了元時南人從未進入省臺的慣例。
周伯琦一生謹慎，舉輕若重，“遇小事如大事”。而詩文、書法等方面造詣極高，被稱為“天下之望”。著述頗豐，交遊極廣。尤值一提的是他與同為饒州人的俊彥之士劉炳深厚友誼。劉炳家族同樣屬於饒州世族，劉炳本人在文學與軍事方面都有過人的才能，後來在元末明初歷史上有著不俗的表現。今天，當我們咀嚼這兩人來往酬唱的詩詞，自然而然會感動於他們從中表現出來的友情及鄉思。
周伯琦之後，周氏家族帶著往昔的繁榮進入明朝。儘管江山易主，朝代更替，周氏家族興盛依舊，周氏子孫輩依然續寫著家族的輝煌。載入《明史》的周伯琦之孫周湞是其中代表人物。周湞為當時“江西十大才子”之一，官也一直做到刑部尚書。在鄱陽人劉仔肩收錄的《雅頌正音》中，載有周湞的五首詩作。其詩語言蘊藉、格調高遠，家學淵源可見一斑。
如果說，一個家族能夠興盛於自宋曆元而至明三個朝代數百年光陰是個奇蹟的話，那麼，在饒州區域，竟然有著眾多這樣的家族，則不可不謂奇蹟中的奇蹟了。考察其深層次的原因，這與饒州文化的大氣候應該密切相關。前文已經談到，由於顏範二賢的創導之功，饒州在南宋就已經基本奠定饒州人文化人格的基石。“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的儒家精神與饒州本土“質樸無文”文化個性一旦結合，一個睦鄰友好的社會風氣就非常容易形成。還是以周家為例，正因為世世代代周家人秉承與人為善，樂善好施的傳統，故此周家的榮華富貴不僅不為鄉人所妒恨，並且能讓鄉人引以為榮。這就容易理解，每至社會變革，時局動盪之際，周家不僅沒有受到平民的衝擊，反而能得到鄉民擁戴而不衰的原因了。
一場論辯
饒州的思想發展史翻至明朝中葉，文字如鐵板銅琶，突然激越高昂起來。因為舉世矚目的一場論辯，饒州成為當時思想交鋒的前沿。
讓我們的目光，端詳一下這個挑起論爭的主人公吧。峨冠博帶，氣宇軒昂，他的名字叫餘祜。餘祜是饒州首縣鄱陽人。十九歲時就從師於著名思想家、理學大師、饒州餘干人胡居仁。
這裡請允許我說說胡居仁，一位震古爍今的大人物。他是饒州人永遠的驕傲，是明代三百年間享有從祀孔廟殊榮的四人之一。由此可以想見，他在當時思想界的地位何等顯赫。其實如果考之史實，饒州有胡居仁這樣一位大理學家的出現，一點也不奇怪。早在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曾在饒州多次講學。這一直為饒州人津津樂道，自豪地稱“饒州為朱子過化之地”。在朱熹的影響下，從宋曆元一直至明，饒州如德興程端蒙，餘干柴中行、饒魯，安仁湯漢，樂平朱公遷、王剛中，鄱陽吳存、何英等，傳薪淑艾，淵源相承。幾百年的積澱，終於出現了一代理學大師胡居仁。
十九歲的餘祜聰穎好學，深受胡居仁的賞識，得到老師的真傳，成為胡居仁的得意門生，猶如孔子之與顏回。又如孔之與曾參，因為正如孔子之學由曾參而傳承光大一樣，胡居仁的學說也是因為餘祜而發揚。甚至，胡居仁將自己的愛女，許配給餘祜。餘祜不負老師兼岳父的厚望，牛刀小試，一舉而中進士。朝廷授予餘祜南京刑部員外郎。但深受理學浸潤的的餘祜，剛正凜然，因事觸犯權傾一時的劉瑾，很快就免職歸裡。後來直到劉瑾伏誅，復起為福州知府。
餘祜的為官生涯中，一直以敢於和權貴抗爭著稱。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內心十分強大的人。然而這次論辯，對手卻幾乎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存在。說對手幾乎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存在，是因為對手強大到用莊子的話說，是蔑矣，盡矣，無以加矣。他有一個照亮千古的名字——王守仁。
王守仁號陽明，他是中國的最後一個聖人。在歷史上，他與孔子、孟子、朱熹合稱孔孟朱王。他的名望、道德、學問、功業，都是中國歷史的超一流，被稱為具有“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聖人。如果按這標準，則孔孟朱王中，還要減除孟子和朱熹，只有孔子和他二人了。
一個卓越的大師，挑戰一個幾於完美的聖人。
當然，這是一場君子與君子之間的論爭，一場卓異與偉大之間的答辯。但是雙方又都是各自抱著自己的堅定信仰，懷有堅守真理的信心，來進行這一載入史冊的論辯的。
辯論的起因是王陽明寫了一本《朱子晚年定論》。我們知道，正如朱熹是集理學之大成者一樣，王陽明是集心學之大成者。由於當時程朱理學是主流，王陽明至少表面不能與朱熹思想分道揚鑣，於是聰明地採取迂迴作法，在書中說朱熹晚年痛悔舊說，已經逐漸向心學靠攏了，並按照自己的心學理論詮釋儒家思想。且不說理學與心學的觀點對錯，這種厚誣前賢的做法多少有點不夠厚道。儘管，這也是出於無奈一種變通，按陽明先生自己的話說，“蓋亦不得已而然”。
作為朱熹理學的傳承人之一，餘祜毅然挺身而出予以反擊。餘祜令人信服地指出，朱熹論心學其實分為三個階段，而王陽明所謂的朱熹晚年悔悟之語，恰是朱熹少時未定之見。在論辯中，餘祜邏輯縝密，語言雄辯，竟然使所向無敵的陽明先生無法應對。這件事，被史官鄭重地紀錄在《明史》傳中。
這裡不打算詳述這次論辯的細節，有興趣的朋友自不妨查閱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和餘祜的《遊藝至論》等著。也不準備評論辯論的雙方孰是熟非，畢竟，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理學與心學，以歷史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都有其合理的因素與時代的侷限。但這次論辯，做為一個文化現象，人們或許從中可以解讀饒州文化中的豐富思想內涵。
如果我們審視饒州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饒州人物形象的展現，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先秦至隋末唐初為第一時期，我們姑且命名為英雄情結時期。在這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饒州的代表人物大都以雄才大略、指揮若定的英雄形象出現。秦漢之吳芮、晉朝之陶侃、隋唐之林士弘，都是身經百戰，叱吒風雲的統率。唐宋為第二時期，我們也姑且命名為才士情結時期。這一時期的饒州人，崇尚的是文采才情，名士風流。代表人物如唐之吉中孚，宋之三洪、姜夔。而元明清則為第三時期，大量思想家湧現，可名為哲人情結時期。如柴中行、饒雙峰、胡居仁、餘祜、史桂芳、江不流、張時等，都是有著深厚造詣的思想鉅子。
這與前面所述的中華文化在饒州地域的傳播史基本吻合。唐時以遠，饒州本土文化以荊楚文化與吳越文化為主，故其性格果敢而剽悍。唐時特別是安史之亂鉅變階段，大量文人來饒避居，中原文化以強勁之勢迅速對饒州產生巨大影響，饒州人性格變而為閒易蘊藉。南宋後期，理學興起。饒州早已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偏遠封閉的饒州，很快以開放的氣度接納和吸收中華文化的思想新成果。在自己的文化性格中注入勇於獨立思考的精神。
這就不難理解，捍衛朱熹理學的硝煙何以會在饒州升起。事實上，這次論辯的王陽明一方，同樣有著饒州人的身影。如王陽明的朋友，進士出身、刑部四川司主事劉璉，就是饒州鄱陽人。即如王陽明本人，也與饒州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平定宸濠之亂的關鍵一戰就是以饒州堯山八字堖為戰場，八字堖之役成就了他的蓋世功業。
我們欽佩論辯雙方縝密思辯中展現的君子之範，更為曾有過的輝煌饒州而感嘆。當這一切在歷史的塵埃中歸於沉寂，是否還會有誰在夜永的霜月中為之徘徊？
輕輕地，翻開桌案的書冊。紙頁泛著古舊的暗黃，蒼涼而凝重。這是一本同治版《饒州府志》，豎直的框行中錯落排列著方正的宋體字，猶似古道鋪就的滿布歲月斑痕的條條板石。層層疊疊，砌向遙遠的歷史深處，牽引著人探尋的目光，進入當年那煌煌饒州鮮活的過往。
一千四百年的漫長，壓縮成薄薄不到一寸的厚度，誰能不驚歎中華文字的涵天納地之功？細細地品讀著每一段文字，思緒如窗外月輪下的遊雲，在清風中白衣蒼狗，變幻無定。
感謝饒州歷史的書寫者。正是他們，用智慧與執著、生命與鮮血，生生不息，代代相承，將文明的種子從遠古的洪荒，澆灌出破土的萌芽，培植成青鬱的幼苗。隨著時代的進程，幼苗茁壯成長，蔥蘢葳蕤，終於開出今日絢爛的芳華。
同樣感謝饒州歷史的紀錄者。因為有了他們，我們才能透過千年風雨，依稀辨認出先行者們的篳路藍縷。才能踵武前賢，獲取精神的營養和道德的力量。才能鑑古知今，擁有開拓的勇氣和開創的智慧。才能繼往開來，將血液中的那份物質傳向久遠。
每讀一次《饒州府志》，就是一次心靈的洗滌，一次文化的苦旅。酣暢處擊節稱賞，凝滯處扼腕嘆息。於壯烈中慷慨高歌，於舒婉中碾轉沉吟。靈魂在饒州的勝水名山間跋涉，神思在歷史的悽風苦雨中彷徨。
裡面記載的每一個名字，都曾經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都有著一段不朽的傳奇；描述的每一個事件，都影響過歷史的腳步，震動過當時的人心。從填然戰鼓、刀光劍影中，我們一窺秦漢的勇毅，魏晉的果敢，唐宋的悲壯、明清的凜烈。於巍闕江湖、市井田畈間，感受烈士的勇決、隱士的高蹈、廉士的清正、誠士的方剛。
從這卷書裡，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歷史的狂飆從天而落，社會處於急劇變革之時，總會有饒州人的身影側身其間。或如吳芮世披靡矣扶之直，或如陶侃挽狂瀾於既倒，或如江萬里與社稷共存亡，或如胡閏拼一死酬君主。成敗雖然不同，生死誠然有異。可是其憂以天下的責任感，九死未悔的擔當精神卻彪炳史冊，一脈相承。
從這卷書裡，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山川之僻，還是江海之遠，總會有饒州人開拓進取的足跡。或如唐蒙一令而謀天下，三入西南；或如洪皓萬里銜命，持節北漠；或如朱蘊珉襄贊鄭和，浮海南洋；或如程復供職琉球，老於東夷。他們始終胸懷天下，魂系故土。其家國情懷、高潔情操震撼當時，激勵後世。
我們還可以從這卷書裡看到，雷義的處友之義，陶母的待客之誠，陳饒奴的事親之孝，陳思崗的自律之嚴。隨處閃爍的人性光輝，如千頃春湖中的波光點點，頓令饒州文化的碧水，明媚而生動。
我們還可以看到，陳陶詩的境界幽遠，姜夔詞的韻律典雅，汪元亨散曲的情感悲憤，周國瑛棹歌的格調悠揚。饒州一輩又一輩的時代吟唱者，倚高山而吐清韻，臨流水而奏雅意。心事浩茫，聲情激越，將饒州文化唱徹遼遠的時空。
還有張夫人之清雅，程長文之高潔，宋鄱陽婦人之哀婉，吳嶰竹之瑰奇。這些才調無倫的女性，以自己纖纖指尖，拔弄著藝術的琴絃，發出穿越千古的聲樂。將女性特有的陰柔之美，譜進饒州文化的宏大樂章。
懷望饒州千年，擁攬崢嶸歲月。我們在領略當年吳風楚韻，追慕前賢文采風流的同時，不由感慨風雲變幻、喟嘆世事滄桑。
州郡級區域文化達到如此的高度，即使將視野擴大到全國範圍恐怕也不很多見，更何況饒州更多時候地處遠離政治和文化中心較為偏僻的位置。當今天的我們向古饒州文化投去真誠的仰望，心中怎能不對構建饒州文化的先人們獻上由衷的敬意？
遊弋在《饒州府志》汪洋恣肆的文字裡，心感謝上天賜於自己身為饒州後人的緣分。徜徉於饒州文化的古風流韻中，更倍覺肩上責任的沉重。文化需要傳承才能長久。處於饒州文化斷層的我們，需要怎樣的甘於寂寞的耐力與忍受困苦的毅力，才能將赫赫煌煌的文化火炬，遞向我們的後人？
文化當然需要發展，文化當然需要創新。人類之所以能從人猿揖別一路走來，歷盡磨難終於進入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正在於能夠與時俱進與不斷創新。如果我們只停留於對昨日輝煌的仰望，在已有的成就中沉吟徘徊，止步不前，就會陷入過往的泥淖而無法自拔，就終將會被歷史的車輪無情地甩下。然而問題是，如果離開傳統的繼承，空談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則文化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論如何是無法獲得永久生命力的。沒有繼承，談何發展？沒有繼承，談何創新？如果將文化傳統人為地割裂，文化豈不又要回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原點？
今天，做為一個行政區劃的饒州，如過眼煙雲，早已不復存在。而做為一個文化精神的饒州，經歷百年的風雨，是否能似雨後的春山，更顯其蒼翠明淨？是否會被越來越多的饒州人重新認同、重新拼接、重新鑄造、重新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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