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王學斌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講座“‘三不朽’的絕境：曾國藩的庚午年（1870）”。講座系復旦大學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系列活動，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文字經主講人審定。
講座現場
一、話題緣起
大家可能都知道，前幾年關於晚清史的作品層出不窮，特別是“業餘選手”的“業餘作品”影響力很大。這種寫法往往會出現不符合史實的情況。其次很多行家所寫作品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受研究模式的侷限。大略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有幾個大的框架和範式，比如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民族主義史觀等等。但是如果使用研究框架去分析人物，往往會將人物邊界清晰化。但人物實則是模糊的，很難按照某個模式或者套路去衡量評判。所以在這種研究範式下的人物研究或也存在一些缺失。
1860至1870這十年，正是我們所謂的洋務晚期和自強中興的十年，在這段時間中出現許多關鍵人物。其中有一個人物貫穿始終——曾國藩。
所以這次講座的主題便是通過一個人來窺識一個時代，“由人觀事，事上知勢”。那麼何謂“三不朽”呢？《左傳》有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這其實是我們古人對偉大人物品行的評判，也是評價人物的最高標準。這三者中能佔其一已經不容易了，如果三者都佔，那可謂一代完人。在古代傳統社會，“三不朽”可能是相對可能達成的，因為當時有制度優勢，個人憑自身能力可以做出一些政績與功績。但是到1840年中西接觸之後，面對強勢的西方侵襲，傳統中國的制度優勢不斷地衰減，此時“三不朽”就比較難實現，甚至幾成奢望了。所以說為什麼到晚年，曾國藩的“三不朽”雖然能鎮壓太平天國，但是卻已無法應對西方的挑戰。
二、曾國藩身處的時代
曾國藩所身處的時代，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分析。一是大勢，二是治道，三是治術。大勢，簡單來講就是資本東移。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英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地向別國輸出資本、開拓市場。而這些資本背後就是國家，國家擁有戰爭武器，所以為什麼後來會與中國發生戰爭？是因為中國當時沒有與其通商。之後就出現了西力東侵、西學東漸等問題。
治道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存在的兩種不同的思想文化主張，即自強求富、中體西用、立憲維新乃至民主共和與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主流意識形態的博弈過程。曾國藩就處在這個博弈的最初階段，跟朝堂之上許多所謂的新舊人物產生糾葛。
治術其實就是制度轉型問題。這裡援引美國學者西達·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的觀點：“革命是發生（happen）的，而不是製造（make）的；革命並不起始於革命先鋒隊的主觀努力，而是發生在特定的結構性情勢之下。”他認為整個王國或者國家內部結構出現大變異而導致國家崩潰的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出現了問題。這個觀點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是單就制度層面而言，觀點看似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回到1860年，當時咸豐駕崩，朝廷之內出現權力的真空，幾股勢力博弈導致辛酉政變，此後朝廷看似穩固了，但是卻存在著很多權力的隱患，為了保證此次講座論證的嚴謹，我這裡只說明1860至1870年間的隱患：
（一）最高領導層權力結構不穩固。此時因皇帝年幼，由兩宮皇太后慈禧與慈安垂簾聽政，奕訢為恭親王與執政王大臣，兩宮與親王間存在權力分歧，產生“幼帝雙後一親王”的結構，原本歸屬於君王一身的皇權被兩股力量掌控，很顯然這個結構是不穩定的。
（二）改革沒有必要的頂層設計。自1860年啟動洋務運動的計劃至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這三十五年時間中清政府始終並沒有制定清晰的頂層設計。這個改革時間不可謂不長，規模不可謂不大，投入不可謂不多，但是改革的目標和藍圖僅源於1860年奕訢的奏摺，即《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改革要摸著石頭過河，但最終目標是過河，而非摸石頭。所以我認為改革是有問題的，缺少了必要的頂層設計。
（三）平叛中形成“督撫洋務體制”與央地矛盾凸顯。當時清政府為了迅速平定太平天國給了地方很多權力。平定結束後，這些權力想收回來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所以，湘淮軍在晚清的崛起，導致的地方權力結構的變化，都與太平天國有明顯關係。其次洋務運動開展最好的地方也是兩江、閩浙、湖廣地區，這些地方都是督撫先試先行，與中央關係不大，所以最後導致央地矛盾越來越明顯，出現軍閥化。
（四）意識形態領域長期“左右互搏”，出現“新舊”、“南北”之爭。在改革及與西方相關問題上，新舊勢力一直存在許多爭辯。同時朝堂之上南北清流、黨派都開始出現，而趨新勢力始終處於弱勢。所以當時的很多改革都是經過很多曲折輾轉乃至偷偷摸摸的情況下實行的。
以上這就是曾國藩所處的大勢。
三、庚午年的“三道關”
曾國藩在此大勢之下面臨著“三道關”，便是綏靖、補位和善後。
（一）綏靖
曾國藩曾在兩江總督位置上待了不到四年的時間，他在這裡的執政環境比較愜意，且政績出色。但是中央不希望一個人在同一個地方做太久，容易導致利益固化，帶來許多問題。所以，1864年平定太平天國後，經過幾次努力，曾國藩被從兩江提拔到直隸。這是許多清代高官夢寐以求的地方，因為離中央很近，位居八大總督之首。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兩宮皇太后召見曾國藩，問道：“爾到直隸辦何事為急？”曾對曰：“臣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可見此次執掌直隸，清廷希望曾能多練精兵，御外防內，澄清吏治，紓解民苦。
當曾國藩到達之後，發現治理困難重重。當時該地先後遭遇乾旱和洪澇災害，不適合培養作物。除天災外，還有人禍，曾國藩說直隸吏治非常差，無法練兵，且改革約束較多，條條框框無法突破。所以年底曾國藩給李鴻章的信件中，他提到“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為主。”表明他對此時手頭政務的無可奈何。
更加不幸地是，在1870年發生天津教案，據記載6月初，居民在河東義地墳場發現多處幼童屍體，“死人皆由內先腐，此獨由外先腐，胸腹皆爛，腸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天津百姓開始向教會討要說法，既然天津每家每戶都有小孩，加之天主教堂對外相對封閉，切身的利益與信息不對稱相疊加，於是傳聞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主教挖眼剖心，煉製丹藥。
當時負責天津地區的官員是三口通商大使崇厚。他是改革的先鋒，在1858年開始嶄露頭角，處理很多對外事務。但因崇厚無法平息謠言，導致百姓不滿，發生天津教案。
那同樣面對突發事件，法國與中國的處理措施是怎樣的呢？我們先看法國。同治九年（1870）6月21日，天津英國駐華領事館的一位助理向遠在大西洋的倫敦拍出一份緊急信函。這份書信於6月27日到達上海，一週後送至香港，並立即寄往通向遠東的海底電報的終點處戴高樂角。7月23日，電報由戴高樂角拍出，兩天後，此急電終於抵達倫敦。內容就一句話：“法國領事館、仁慈堂、法國的大會堂全在焚燒中。法國領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幾名法國人全被害死！” 剎那間，整個歐洲沸騰了。而就在此刻，普法戰爭已爆發一週。
反觀當時的清政府。此時崇氏給總理衙門寫了一份報告，交代事變原委經過，同時說明自己的尷尬之處，雖身為欽差處理外交，但軍權在直隸總督手中，行政權在道臺、知府、 知縣那裡，因此認為自己“負責管理通商事務，並無維持治安之責”，必須請直隸一把手曾國藩來主持大局。對於自己心腹的請求，恭王心領神會，23日便命“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案件”。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為出使法國欽差大臣。這意味著會辦升格為總辦，教案之重任完全壓在曾一人肩上。曾聽聞此事，第一反應是“焦慮無已”，猜想此去“恐有不測”。
曾國藩到達天津後，於21日遞上一份彙報案情的報告，其中仔細分析了五條天津士民之所以積疑成憤的原因：教堂終日閉門不開，莫能窺則，其可疑者一；中國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屍，有洗屍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兩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積此五疑， 眾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諭旨，將此情形佈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釋眾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諸人有意刪改，還是崇厚暗做手腳，在朝廷對外公開時，這五點可疑之處被完全略掉，於是曾國藩的奏摺通篇都在替洋人說話，一時輿論譁然。所以曾國藩此時難上加難。
曾國藩
那奕訢是否有意為難曾國藩呢？其實不然，因為當曾國藩在天津實地處理教案問題時，奕訢在北京也遭遇著政治危機。這是內外聯動，上下互動的結果。
在天津教案發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與英法諸國修約之際，早對兄長施政風格腹誹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遞上一份《敬陳管見折》及《驅逐洋人之法六條》，公然與恭王政見立異。
“各督撫設法激勵鄉紳，設法激勵眾民，賢者示以皇恩，愚者動以財貨，焚其教堂，擄其洋貨，殺其洋商，沉其貨船。夷酋向王大臣控告，則以查辦 為詞以緩之，日久則以大吏不便盡治一省之民為詞以絕之”。
耐人尋味的是，眾人推舉曾國藩起草對奕譞奏摺的意見書。曾“午正構思，及申初二刻脫稿，共千六百餘字”。這份議復奏摺竟對醇郡王大多數主張深表贊同，“除第二條頗有窒礙外，餘五條似均可採擇施行”。而這背後，可能是曾國藩為自保對朝堂佔上風的保守勢力的妥協。
而天津教案發生後，慈禧諮詢諸人“此時如何措置？”醇親王的回答依舊強硬，認為應該穩住民心，對洋人狠一些。這與恭親王奕訢的態度截然不同。此時若依舊採用強硬態度可能都招致英法反擊，於是洋務派便用談判技巧將鷹派一一擊破，先用車輪戰擊退清流魁首李鴻藻，之後又逼迫倭仁沉默，使其同意在天津教案上妥協。奕訢等人在朝堂之上，針對此事獲得一次險勝。可見天津教案背後的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博弈是比較複雜的。
（二）補位
1870年可謂是多事之秋。8月22日，上午十點左右，南京城督署府衙西側校場外，兩江總督馬新貽剛剛循例檢閱將士操練完畢。據當天身處金陵的士人張文虎所記，昨日細雨綿綿，故今日放晴且不悶熱。天氣晴爽，自然觀者如堵。行經箭道時，忽一人從百姓中衝出“攔前喊冤”，馬“方接狀，一人自後至刺刃，親兵急救不及”。馬肋部要害被刺，“已不能言，氣息如絲，刃處無血而口中反流血”。
刺馬案的發生，驚動了中央。朝廷首先派曾國藩去兩江處理善後問題，將李鴻章從陝西調回直隸。但是李鴻章發現天津教案事件是一個燙手山芋，便多次拖延出發時間，走走停停，觀望徘徊。而當下曾國藩已是如坐針氈，亟待徒弟幫忙解圍。一生拼命做官的李鴻章自然不願意因教案一事丟掉來之不易的紅頂烏紗，反正油鍋裡已滾燒著曾國藩，自己何苦再投入其中，不妨與鍋邊等油鍋冷卻。難怪蔣廷黻先生評價“李鴻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腦，不能入人之心”，“一看李之文集，只見其做事，不見其做人。”
於是朝廷便諭令江寧將軍魁玉“督飭司道各官設法熬審，將因何行刺緣由及有無主使情事，一一審出，據實奏聞。”數日後，清廷又著派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同魁玉查案，朝廷要求“務將其中情節，確切研訊，奏明辦理，不得稍有含混”。
張之萬查案發現此案是由於私人恩怨所引起，兇犯因其個人的悲慘經歷與馬新怡有關，刺殺馬新怡，“再三質訊，矢口不移，其供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這樣的結果使慈禧深感不滿，便在10月20日與曾國藩交談此事，命曾國藩輔助主審官鄭敦謹去徹查此案。而這對於曾國藩而言，雖說可保己身免於不測，但一旦查出背後元兇與湘淮有關，該如何處理真是極其棘手。
11月8日，在京滯留許久的曾國藩總算出發。本該為重臣洗冤的行動，已暗暗定下了中樞與地方角力博弈的基調。
這一次的調查中，不成想主審官鄭敦謹也不行，清廷也只得買賬，“既據鄭敦謹等審訊確實。驗明兇器，亦無藥毒，並無另有主使之人。著即將張汶詳淩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可以說，最終裁決的結果達成了皇權與官僚集團間的妥協。清廷試圖通過重審對曾國藩施加壓力，以期儘可能觸及真相，而曾國藩甚或鄭敦謹卻藉助既有律法、條例及情理消解了上峰的意志。
錢穆先生曾言“現代的一般人都說中國人不講法，其實中國政治的傳統毛病，就在於太講法，什麼事都依法辦”。實指王法森嚴，規則重重，束縛之餘，也為官僚集團提供很大的發揮空間，成為抵抗皇權的依據。
（三）善後
其實如果仔細審讀關於刺馬案的奏稿，可以發現他已洩露一些天機。在上呈兩宮的結案陳詞中，曾氏提到張汶祥的一段經歷：同治三年底，張發現天平天國大勢已去，便投靠了提督黃少春，而黃少春是曾國藩的手下將領。張投靠黃，意味著其進入湘軍效力。之後黃給張路費，將其遣散，則恐怕與曾國藩裁撤湘軍的大背景有關。張汶祥淪為社會無業流民且走向謀刺政府大員之不歸路，當一定程度上拜此所賜。這實已牽涉到平叛之後大量裁軍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問題。
民國著名軍事家蔣方震先生曾如此評價湘軍：“湘軍，歷史上一奇蹟也。書生用民兵以立武勳，自古以來未嘗有也。諺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則既成矣。雖然，書生之變相，則官僚也，民兵之變相，則土匪也，故湘軍之末流，其上者變而為官僚，各督、撫是也，其下者變而為土匪，哥老會是也。”
蔣氏此言雖短，卻精煉地梳理出湘軍攻下金陵後分化的脈絡：書生蛻變為官僚，此為上層；民兵演變成會匪，這是底層。如此數量龐大的退役軍人，如何妥善安置成為關鍵問題。如若處理不當，便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甚至政局穩定的潛在因素。
曾為湘軍效力、後被強行遣散、極具會黨嫌疑的張汶祥一刀結果了兩江總督馬新貽的性命，於公於私，曾國藩都絕不能讓裁撤湘軍、哥老會與朝廷要案三者間掛鉤。一旦此事曝光，對於數十萬退伍軍人，將是滅頂之災；對於在職湘楚大佬，亦會深受誅連；對於地方政局， 恐不免帶來極大震動。是故，曾國藩只得能掩一時算一時，且瞞一日就一日。但他清楚：“該匪聚散無跡，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將來承平日久，難保不乘間竊發，非惟吾鄉之隱患，抑亦各省之深憂耳。”
同為湖南人，鄭敦謹想必亦深深體味到曾國藩之“焦慮”，以及刺馬案處理上的為難，所以於鄉於君於國於民，他必須選擇緘默，與曾聯手保守此秘密。然而，此權宜之計的後果便是把惡果留給後人。
於此可見，張汶祥一刀下去，不僅刺死了位高權重的馬新貽，更刺穿了那本就不能服眾的帝國神話：這樣的“中興”靠譜嗎？
四、總結
1870年發生的類似多米諾骨牌效應的三大事件暴露了許多問題。第一是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信息不對稱，導致無法妥善處理外交問題。第二是對外問題引發的朝堂之間最高統治集團利益不統一。所謂的改革派與保守派意見分歧較大，紛爭不斷。第三個是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很多地方官員不願意插手，比如李鴻章三番五次拖後前往天津的時間，就是為了避免自己捲入這場紛爭之中。第四是退伍軍人的安置不妥當導致地方社會生態惡化，為地方和帝國的統治帶來了許多不穩定因素。
最後以唐德剛老師的觀點結束本次講座。唐先生曾提出“歷史三峽論”，他將四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變遷分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階段。其中要經歷兩大歷史三峽，也就是要經歷兩大歷史階段的轉變。“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並說經歷約200年，到大約西元2040年，中國歷史將會走完第二個“長江三峽”，迎來“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新時代。
因工作需要，我曾經時常在貴州的一條峽谷裡坐快艇，感覺非常刺激，當然也有點難受。開快艇師傅經常突然急速轉彎，當時我感到疑惑，為什麼要在很順的行程中不斷的轉彎呢？師傅後來回答說很多地方水面有迴流和渦旋，那就是暗礁，為了保證不碰到暗礁，所以需要急速的轉向。由此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在歷史進程中，我們會遇到許多看得見的岩石，懂得躲避眼前的風險。但更多的是藏在水底的暗礁。所以說曾國藩在1860-1870年間，就遭遇著許多看得見甚至看不見的風險。如果能夠在歷史研究中將背後的風險挖掘出來，我們的歷史將會更加豐富。
其次我認為歷史是一個具有強大共性的基本學科，我們學歷史的人不應該只在書齋裡讀書。更應該接觸基層。因為只有當接觸基層，你才能真實的感受到事件背後的遊戲規則，自己的學術研究才能真正經得起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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