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八年那场地震，我就在汶川。从半山腰和学生公寓捡回两条命，又颠沛流离了三年，我重回到了汶川，从县城搬到了水磨。我所工作的阿坝师范学院整体搬迁到了这里。十年间，我鲜少再回县城。偶尔路过，也从一个有着深厚感情的居民变成了过客，那种情感是非常复杂的，我曾经与陈兴龙教授多次谈及此种感受。
因为校庆的缘故，我需要回一趟学校旧址。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往县城的公交车。心，异常地平静。我原以为这趟行程会心潮澎湃，至少也是该有些许激动的。
大地震遗址（阿坝师专钟楼）
学校旧址，剩下了三幢楼和一个小型的景观池。钟楼上的大钟依然停留在2点28分。
我已经习惯了汶川的风，每天下午准时起，准时收，风婆子上下班比我还要准时。因为赶时间，我不得不在大风中冒险放飞了大疆精灵4Pro。的确很难控制，不过我还是拍到了想要的镜头。整个过程我依然心如止水，甚至都不曾想过任何事情——除了眼里的镜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心已经死掉了。
在大地震前，我的心的确是那个样子的，无论是收到录取通知书、谈恋爱结婚、还是生病、大地震降临，我一直都能保持泰然自若。但从汶川撤离出来后，我就变得容易激动了，时常会为电视上受难的民众落泪，也时常为祖国的壮举潸然。我已经十年没有这种心如止水的感觉了，似乎又回到了震前。
大地震遗址（禹王庙）
默默地收完工，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残败的钟楼，我径直到了街心花园，准备坐车回学校。上了公交，丢下衣服，又背回背包，我下车去找厕所。等重新回到车里，邻座的婆婆笑眯眯地问：“你包里装满了钱吗？”
我霎时觉得无地自容，那种尴尬与惶恐无以言表。外地人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但我很清楚。无言以对。我默默地从座位上捡起衣服，掏出钱包和手机。“钱都在这儿呢。”我羞愧地答道。
对汶川人来说，临时离开如果带上行李，那就是一种不信任。对山上淳朴的百姓来说，就更不可理喻了。婆婆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但我很清楚其中的分量：我早已将自己视作了汶川人，在这里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刚才上厕所，虽然我将钱包和手机留在了座位上，但我背上了背包，依然是不可原谅的小气，说明我心里至少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纯洁。
背包里没有一样是我自己的东西，除了文件，就是摄像机（国有资产）。大地震当天，我保管的相机（国有资产）被哄抢，一直被学校索赔，吃尽了苦头。此后我对公共财产都很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在背包的事情上愧对汶川的父老乡亲。
我把背包打开了给婆婆看，告诉她这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出任何差错。婆婆笑眯眯地点点头，没有说话。她不知道我这么小心的缘故，但我依然觉得汗颜。
一路上，我都没法正眼与婆婆交流，思绪全部乱了，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理智与平和。
从买票的情况判断，婆婆很快就要到站了，我鼓起勇气问，“婆婆，您住在这里吗？”
“对头，克约村的，以前住在顶顶上，现在搬下来了，就在这个坝坝头。”
“克约村哪，我去调研过，吃了几天都没花一分钱。”我继续说。
“哪个要你的钱哦，你随时来，随便哪家吃，天天吃，都不得要你的钱。”婆婆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面孔，非常慈祥。
我完全相信婆婆的话，因为我每年在山上蹭吃蹭喝都没给过钱。给钱就是瞧不起人家，收钱的会被乡亲瞧不起。这就是汶川的质朴与善良，这才是真实的汶川。
我借机仔细打量了婆婆：面色红润，非常干净。黑头巾，没有绣花头帕，一身大红的长衫，领口、袖口、边角、围裙、飘带，羌绣的功夫十分了得。脚上一双云云鞋，也是满绣，异常精致。
“我到了，空了来耍哦。”婆婆起身下了车。我却懊恼起来：
对不起，婆婆，我欠你一份道歉。对不起，汶川，我也欠你一份道歉。
历史遗址（姜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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