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身的“新四軍師長”
在抗日戰爭中，國共合作曾經有過相當密切的時期。連蔣介石也看出來，自己的部隊在與日軍進行遊擊戰時遠不如共產黨的軍隊那樣遊刃有餘。因此，1939年初，國民黨方面曾專門邀請共產黨方面協助開設了“南嶽遊擊訓練班”，為國民黨軍在敵後作戰培養幹部。
▲ 葉劍英（左二）與邊章五（左五）等在遊擊訓練班任職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合影
應該說共產黨對這個遊擊訓練班是盡心盡力的，曾派出葉劍英擔任該班的副教育長（班主任是蔣介石，教育長是湯恩伯），但有些理念不是有個好老師就能收效的——國民黨軍畢竟不適應像共產黨軍那樣作戰，一條沒有軍餉憑覺悟打仗就要了老命，而年輕幹部的赤化問題，更讓國民黨方面感到頭痛。
但並不是完全沒有收穫。這個訓練班先後辦了至少三期，後遷址祁陽，更名為“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教育長也換成了李默庵，培訓了近四千名國軍的敵後作戰人才以及一些英國軍人。1940年李默庵擔任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總指揮，揮軍進入華中敵後，其部隊中的幹部，很多便來自於這個訓練班。
在湘鄂贛邊區挺進軍鄂南指揮部中擔任少尉譯電員的朱英，便是訓練班第三期女生隊畢業後，通過日軍封鎖線到鄂南大幕山中參加遊擊作戰的，曾隨著鄂南指揮部總指揮彭曠高在敵後轉戰。這是個潑辣的安徽姑娘，當日軍突襲大幕山，鄂南指揮部被敵四面圍攻的時候，朱英依然在突圍中仍勉力把電臺帶了出來。
▲ 由於影視劇的影響，世人心目中的國民黨女譯電員都是這個模樣的
▲ 實際上她們要質樸得多
晚年的朱英定居嘉定，曾為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嘉定分會提供材料，寫下了自己的經歷，今天讀來，仍讓人感到當時的情景呼之欲出。
朱英描述她是隨指揮部一個連的戰鬥部隊，在新四軍的掩護下夜過日軍封鎖線進入大幕山的，此後便開始了遊擊生涯。如果看這位女譯電員的回憶，簡直無法分清他們當時到底是屬於共產黨的還是國民黨的——“我們在游擊區裡，大家都穿便衣，分不出官和兵，伙食也都一樣。我們在那裡首先做群眾工作，軍民團結似一家人。不久我們在游擊區裡組織了合作社，成立了圖書館，後來又創辦了一個學校……”
當然，有些事情表明這還是國民黨的游擊隊。朱英回憶：“游擊隊（也有民眾）有時抓到俘虜，送到指揮部來（由日本人也有朝鮮人，那時朝、韓尚未立國），我們就給予重賞。我們把俘虜審訊後就解到後方去。有一次送來一個日本俘虜，我們未及處理，日軍便進山掃蕩，情況緊急，就把他打死了。也有把敵人打死了割下人頭來請賞的，暗號叫做‘西瓜’。他們進來總喊‘西瓜’來了。每個‘西瓜’賞洋1000至2000元。”
共軍當時可是拿不出一千大洋買“西瓜”的。看來，遊擊訓練班的功夫沒有白下，國民黨軍像共產黨一樣打游擊，葉教育長得知想來會十分欣慰。
但朱英對遊擊生涯的一些描述，今天讀來又令人感到有些驚訝。她描述道：
“當時在那游擊區裡有新四軍一個師（師長方步舟，我們平時叫他方司令）……四周有方司令的部隊保護我們，所以很有安全感。有時日軍來掃蕩，王指揮官在外面指揮作戰（包括在那裡的新四軍部隊），我們依情況變化，有時也跟著跑動跑西，受飢捱餓，日子一久，成了習慣，也不覺得苦。”
“新四軍的方司令常來我們指揮部開會，他好開玩笑。常和他一同來開會的新四軍首長還有皮團長、田支隊長和崔支隊長等人。方司令有時化裝到漢口去刺探情況，順便買些東西回來分給我們吃。他最喜歡買蓮子。”
▲ 姓皮的團長？皮定鈞皮老虎當時倒是個團長，可他是八路軍129師的，不是新四軍啊
“有一次，日軍進大幕山大舉掃蕩，把我們的指揮部圍住了。在這緊急關頭，方司令的夫人（她當連長）手持雙槍，帶了一連兵，打開一條血路來掩護我們。戰鬥到天黑以後，我們從山上滾下去。山腳下有條河，水流很急，會游泳的遊了過去。我不會游泳，有位參謀長（已忘其名）叫我騎在他的肩上，把我趟過河去。這次我們只帶出了電臺和重要文件，其他所有行李，全部丟光。後來日寇把我們指揮部駐紮的地方以及附近老百姓住的房子，全部燒光。”
戰鬥之激烈，從文字的字裡行間透出。而我在閱讀這段文字的時候，心中在疑惑的念頭是——新四軍哪兒來的一個方師長？在湖北，新四軍倒是有一個師，可師長是後來的國家主席李先念，也不姓方啊。另外，文中那個“王指揮官”雖然能沒明說，看前後文能夠看出是個國民黨軍官，當時黨中央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命令是實施“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如果未經批准把部隊交給國民黨指揮，那可是重大的政治錯誤呢。
難道這個新四軍師長是編造出來的？
事情的真相令人唏噓——原來，當時在咸寧大幕山一帶活動的抗日武裝中，真的有一個叫方步舟的司令，但他並不是新四軍，而是一名紅軍的叛徒。
令人唏噓之處並不是方步舟的出身，而是他竟然是一名紅軍中的名將。南昌起義時方步舟在賀龍的部隊裡，後來是鄂東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打過虹橋大捷的——這次大捷頗有些傳奇色彩，國民黨軍有個陳鐵俠旅長，部隊自稱“鐵軍”，每人帶著一根繩子來準備抓紅軍，結果遇上了方步舟的紅十六師，被打得連番號都沒了，繩子正好捆自己人。他在紅軍長征後堅持在湘鄂贛邊區，一堅持就堅持了三年。安徽省軍區原副司令員阮賢榜少將曾這樣評價方步舟：“他在創建鄂東南蘇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重大貢獻的，他軍政、文武雙全，當時在群眾和紅軍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應為1937年）叛變投敵，1949年又率部隊起義回到人民的懷抱。”
實際上，方步舟是在1937年3月叛變的，當時已經是西安事變之後四個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紅軍主力已經在談判改編了，只有兩支部隊仍然在和優勢的國民黨軍苦苦鏖戰——在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和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7年8月，陳毅項英便與中央取得了聯繫，新四軍的改編隨即開始。這個方步舟叛變的時間未免太令人遺憾了，三年都苦過來了，怎麼最後這幾個月怎麼就沒熬過來呢？
事後知道他的叛變還有一些幕後原因，首先是他指揮梅田作戰失利，加上一些內部矛盾，被免除了紅十六師師長職務並開除黨籍，方步舟難免有怨氣；其次他的妻子因負傷不幸被俘而且當時已經懷有身孕。國民黨方面送信給方步舟，給了他一道選擇題——方步舟選擇了老婆……
他這個妻子，會不會就是那個手持雙槍，殺入大幕山救援朱英等人的女連長？
▲ 雙槍春姐賈春英
令人驚異的是，方步舟在紅軍的時期，部下還真有一個威名遠震的雙槍女傑——鄂東南特委婦委會主任，湘鄂支隊政委賈春英。她和後來因AB團罪名被錯殺的紅八師師長鬍筠被當地稱為“雙芙蓉”。
不過，賈春英並不是方步舟的妻子，她的丈夫是新四軍一支隊的潘濤，也是出自紅十六師，1940年在嘉魚殉國於抗日戰場。而賈春英此時也和方步舟沒有關係了，她在1936年因叛徒出賣被俘，1937年被營救出獄，因身體原因此後未再上戰場，一直在陽新從事地下情報工作。
而方步舟的妻子，則沒有進一步的記載，因此也無從知道朱英筆下的雙槍女連長是誰了。
▲ 當也是颯爽英姿
抗日戰爭期間，方步舟的確曾在鄂南組織抗戰，但叛徒就是叛徒，怎麼會成了“新四軍師長”呢？根據我們現在瞭解的情況，方步舟在抗戰初期任國民黨鄂南第八遊擊縱隊司令，後辭去司令職務，回家鄉抗日，不到數月發展到人槍一千餘，下轄三個支隊。1939年，他曾與共產黨談判將其所部改編為八路軍或新四軍，但沒有成功——推測是因為他雖然有不帶兵打紅軍的底線，但也曾透露紅十六師的行軍路線，給部隊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導致共產黨不可能再接受他。此後，雖然與共產黨的游擊隊有過摩擦，但方步舟抗日是堅決的，而且在1943年還因為部隊中窩藏共產黨而被免職，逮捕入獄關押到1948年。直到1949年，他才有機會拉起一支隊伍在四明山起義。
是方步舟趕時髦，自稱新四軍呢，還是國民黨軍拿他的歷史開玩笑，稱他為新四軍呢，還是共產黨方面將其某種程度上作為新四軍的外圍組織，在真正的新四軍部隊不可能出面的情況下，以其部隊保護有統戰關係的國民黨敵後游擊隊呢？
我猜測很有可能是最後一種。因為方步舟在1949年起義後，陳毅元帥給了他這樣的結論——“將功折罪，既往不咎。分配他一個工作，不能再入黨。”
這在共產黨對叛徒的處理上，可說是極為寬厚的一例了，若是此前沒有鋪墊，只怕不大可能處理如此之輕。
▲ 方步舟晚年留下的油印回憶錄
建國後，方步舟被定為十八級國家幹部。歷任安徽省宣城農場副場長、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長、青龍山農場生產科副科長兼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雖然十年不可言說的時代坐過牢，但晚年獲得離休待遇，壽九十而終。
這應該是個令人欣慰的結局，畢竟，想到這樣一個愛開玩笑，能進武漢偵察，會給譯電員買蓮子，卻又在作戰中異常勇敢的方司令，總不希望他的結局太糟糕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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