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決定命運。翁同龢不僅與李鴻章關係不好，而且幾乎與朝中所有大佬關係都很僵，這就不能不歸咎為翁同龢的性格問題了。
當時的人們這樣看待翁同龢，說他“生平拘謹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平時“為人好延攬而必求其為用，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金梁《四朝佚聞》）與人議事，若有不合，動輒拂袖而去，或公開斥責，而不給對方以情面。
潘祖蔭在世時，翁尚能聽其規勸，但潘氏死後，則無人矣。朝內大臣中與之融洽相處的甚少。張之洞與翁同科，結為金蘭之好，但翁同龢與張氏關係一直不好。李鴻藻與他同朝為官幾十年，到了後來，彼此也合不來。至於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兩人行同路人，幾不來往。他與榮祿為結拜弟兄，剛毅則是他的門人，之間在思想上雖說有新舊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敵。如此緊張的人際關係，對一個政治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失。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用這句現成的話來描繪甲午海戰以後的翁同龢的命運走向，可以說是十分貼切的。自甲午海戰失利以後，他便開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斷受到質疑（當然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會知道的），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衝撞下形成的複雜政治漩渦中，總也調整不好自己的心態，處處被動。他就像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來改變這種狀況。可惜他抓錯了，他又一次把賭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選擇了維新運動。
翁同龢怎麼看都不像個維新派，他和張之洞不一樣。張後來突然搞洋務其實是有伏筆的，張之洞的父親、老師都是崇尚“經世致用”的人，張受其影響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於帝師之家，接受的是非常傳統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順利，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接受過西方思想的影響，對於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李鴻章修築了唐山至胥各莊的唐胥鐵路，後來又延伸至天津；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請修築天津至通縣鐵路。摺子呈送到朝廷後，慈禧太后認為可行，要戶部每年籌銀二百萬兩實施這一計劃。但翁同龢不同意這樣做，他無視鐵路交通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實現近代化，卻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鐵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礙國家安全作為理由來阻撓；其次他藉口說需要集中財力賑災，沒有那麼多的錢來築路。明眼人一聽就知道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濟與建設是並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還沒有困難到想築路而籌款無門的地步。即便說他反對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於公心，而不是為了掣肘李鴻章，但他的著眼點也僅僅是農業經濟，同時把這兩者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康有為尊崇翁同龢是“中國維新第一導師”，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翁同龢對維新變法有興趣，把康有為等人作為決策集團外的一種引為鞏固自己朝內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沒有自己的哲學和變法理論，也拿不出有關變法的綱領和相應的一整套實施辦法，這是什麼樣的導師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為見面時，就承認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對康有為的上書內容還不夠理解，沒有代他上書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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