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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这次真的扎心了。豆瓣9.0的高分和网络上潮水般的好评，让这部电影还未上映，就已先火。分析扎心的根本原因，就是这部电影直戳痛点，深度走心。
一个身患慢粒白血病的可怜群体，在没钱买正规药、无奈买仿制药和想方设法逃离阻挠的漩涡中苦苦挣扎，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疾病痛苦、道义良心和法律制度的相互拷问中苦苦周旋。
最终，身染重病不愿意拖累家人离家出走的小“黄毛”，还是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中惨死在车轮下。本有着幸福家庭，忍受着治疗的痛苦艰难求生的的吕受益，还是未能逃脱疾病的魔爪。不求图利，只想帮助病人的程勇，还是被押往法庭。
无论是高龄老奶奶“房子吃没了，家也吃空了，还想活着”的声声泪诉，还是程勇被迫卖仿制药救治父亲的艰难求索，无论是年轻妈妈为给女儿筹集医疗费被迫在夜店跳舞的独自坚守，还是慢粒白血病患者在程勇被押上囚车时为他送行的一双双眼睛，一帧帧影像，都将身处社会底层、艰难求生的普通人的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都将生活的苦难和人性的善恶，描画得入木三分。
不管是否曾有过电影里那样的经历，电影都直戳在这个世界上苦苦追寻，却常常无奈的每一个普通人和小人物的内心深处，让深深感觉生活实苦，活着不易的每一个普通人感觉揪心。
而电影里那句经典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更是让身为小人物的许多普通人感同身受，引人深思。
▍《我不是药神》剧照
「救命药」需要代购，已经成了中国重病患者无奈的选择。从印度、土耳其、孟加拉、以色列购买的仿制药，正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同一种药品，国内「正版」原研药的价格，常常是印度仿制药价格的十倍以上。新闻报道称，一家印度代购商月流水可以达到 700 万元人民币。
仿制药，为什么印度行，中国不行？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专利法和加入 WTO 导致的医药专利壁垒。
但事实上，这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开发仿制药，从头到尾都举步维艰。
仿制药，专利壁垒不是事
专利壁垒的确广泛存在于制药行业。比如《我不是药神》中化名「格列宁」的格列卫，是白血病人们的救命药，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专利。
▍格列卫是一种直接推动了人类进步的药物。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的「靶向药物」。
从发现靶点到 2001 年获批上市，格列卫的「出生」整整耗费了五十年，制药企业诺华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直接成就了 5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还催生了两项足以获得诺奖的重大发现。
格列卫这样的研发周期和投入，如果没有专利，估计就再也没有企业愿意生产了。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惊人。
2015 年，瑞士产的原版格列卫，100mg * 60 片一盒定价 23500 元，根据不同的适应症，够用两周至两个月不等。在中国，由于独特的关税、定价和销售制度，它的价格更加惊人。即便是在邻国印度，原厂格列卫的价格也在一万人民币左右。
不过对印度人而言，原版药价格高昂并不十分要紧，因为印度实行了一套独特的制度来保证仿制药的生产，使得印度成为世界公认的仿制药第一大国。仿制药不是「假药」，它是「仿制」其他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正规药物。
▍印度低药价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造福了难以负担高药价的外国人，印度仿制药出口已逐步产业化。
一提到「为什么中国仿制药不行」，很多分析就将专利壁垒当作问题的关键，搬出印度曾经长期对外国药品专利的不支持，以及对国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执行力度。
所谓「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简单来讲，就是当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比如说传染病、发病率高的重大疾病，而该国又没有能力生产「救命药」时，就可以通过一系列法律框架和谈判，强行取得专利。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印度为仿制药提供的法律制度性支持，中国法律制度并非没有提供。
和印度一样，中国也经历过长期没有专利相关法律法规的年代，以及有专利法但几乎没有执行的年代。1985 年第一版专利法根本没有保护药品。直到 1992 年，为了入世谈判，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过渡性法规。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才有了规范的药品专利法规。
「强制许可」也有法规支持。早在 2006 年 1 月，中国就通过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5 年，卫计委又出台了《关于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的通知》，其中提到：
按理说，中国可以拥有跟印度一样强大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谈判能力。不过，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平衡，这项规定在中国《专利法》颁布 30 年以来，一次都没有被实践过。
连在 2005 年禽流感肆虐的时期，中国也没有批准广州白云山对「救命药」达菲的强制许可请求，而是通过谈判，让罗氏把达菲的生产授权给了其他两家企业。
事实上，在专利制度方面，中国的专利法和宽松的专利管理已经尽力了。就在今年，国务院还出台了「20 号意见」，放宽了专利限制，鼓励强制许可。
想要做仿制药，专利甚至可以完全不是问题——最近的十年刚好是仿制药的黄金时间，因为「专利断崖」来了。
药品专利的保护也有一定期限，一般是 6 年。2013-2020 年，全球每年专利到期品种平均超过 200 个，其中不乏明星品种。2014 年，全球有 326 个原研药的专利到期，都可以合法仿制。
因此，中国难以造出廉价的仿制药给患者使用，并不能怪到专利制度头上。虽然中国化学药品批号 95% 以上都给了仿制药，但从品类、疗效到价格，中国的仿制药都奇怪地毫无优势可言。
层层掣肘的中国仿制药行业
在中国做新药难，做仿制药也难。做药难，首先就难在药企能力的不足。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要从制药的生产流程说起。
制药非一日之功，化工原料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处理，这个过程中的产物叫医药中间体。最终得到的有效成分，称为原料药，也就是药品中的有效成分。有了有效成分，我们还要把它提纯，加入药品辅料，做成真正的胶囊、药片、注射剂。这是需要一整个产业链才能完成的事。
如果你要做一种仿制药，除了把「正版」研究透，还要寻找合适的中间体、原料药，以及药品辅料了。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是由全国四千余家中小型药企生产的。
中国大多数原料药和制剂药企都是中小企业，「百强」的市场集中度大概只有 50% 左右，远低于全球范围内的 80% 左右。其中，很多企业连《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质量标准）和环保排污的要求都达不到。
▍中国原料药和制剂药企数量统计。2016 年 GMP 质量体系「实装上线」、环保严查运动之后，这些企业的数量一下锐减将近一千家。
企业规模上不去，获得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也上不去。至今中国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原料药，还是低端老四样：维生素，食品添加剂、甜味剂，抗生素。这些「大路货」占据产能，同时带来原料药生产利润低下、高端品种依赖进口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药品辅料的问题更是一言难尽。
相比于美国 FDA 要求仿制药的辅料达到和药品相同的标准，中国的药品辅料生产和使用基本上没有规范。虽然早在 2006 年中国就出台过《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辅 GMP 标准），但这个标准是非强制的，疏于管理、无人监督。
▍陆勇，《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的原型，因帮助自己和其他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成为新闻人物。
如果病友信赖的代购者不再是陆勇这样完全无偿的完美被告人，所购药品依然被中国法律定义为「假药」，那么代购者仍必然构成刑法上的销售假药罪而身陷囹圄。
无论是电影里还是现实中，病人不走正规渠道买正版的药，而是千方百计通过灰色渠道去买不合法的印度仿制药，原因都只有一个：
正版的专利药太贵了，普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根本买不起。
拿电影里提到的“格列卫”来说，瑞士制药巨头诺华耗巨资研制，对治疗白血病有神奇的疗效，可以把病人的五年生存率从50%提高到90%。
查了下资料，这样一个神药，中国市场的价格是每盒23500元，每盒只够用一个月左右，这样的天价绝非普通工薪家庭能够承受。
GQ杂志有篇报道就提到，电影的原型人物陆勇在确诊白血病后吃了两年格列卫，一共花了56.4万元。
而印度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效果和正版相差无几，但价格却只有正版药的几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人人吃得起。
格列卫的价格还不算太离谱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研发的一种丙肝特效药索非布韦(Sovaldi)，12个星期的疗程需要84000美元，相当于每天1000美元。
世界上最昂贵的药依库珠单抗(Soliris)，维持一个病人一年的用药量需要花费40万美元，载入吉尼斯纪录。
为什么那些制药巨头要把用来救命的药卖得这么贵呢？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和任何一个医药行业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定都会告诉你：
药品研发是一项高成本的事业，需要投入几亿乃至十几亿美元，耗费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一种新药的研发；
药品研发同时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有无数的因素影响最终的成功，从新药立项到产品上市，成功率不到2%，其余98%的项目血本无归，计算新药成本的时候必须把那些失败项目的投入也算进去。
所以，必须要卖得贵，高风险必须要有高回报，高成本决定了高售价。那么如何保证高售价呢？关键就是两个字——专利。
新药研发成功，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任何别家公司都不能生产同样的药品，没有竞争，自家的药想卖多贵就能卖多贵，制药公司的权益就得到了保护。
制药公司们还会振振有词地给我们洗脑：
医药行业的创新严重依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药品专利，哪个公司会吃饱了撑的花十几年几十亿美元去投入失败率超过98%的项目？
以上，就是欧美医药行业自成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行业得以运转至今的逻辑基础。
4、
乍一听这套逻辑挺有道理的，但仔细想想，会发现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方。
通过专利建立的法律壁垒，本意是保护药企的合法权益，但事实上却帮助他们形成了垄断，反正没有别的竞争产品，只要我的药能有效续命，卖再贵都有人买。
这样一来，药企追求的就不只是合理的利润，而是暴利。事实上制药行业如今已经是美国利润率最高的行业，药企的利润水平超过汽车和石油公司，和银行不相上下。
世界上卖得最好的几种药物，每年的销售额都在百亿美元量级。比如辉瑞的立普妥(Lipitor)，年销售额就曾经达到120亿美元，前期研发的十几个亿投入几乎是眨眼间就能收回。
考虑到药品本身的生产成本极低，那之后赚的钱就几乎都是纯利润了。
2012年，全球各地100多位肿瘤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制药巨头削减癌症药物的价格。
其中一名肿瘤学家质问生产格列卫的诺华：
“如果一年能赚30亿美元，你们会愿意只赚20亿美元吗？是什么时候，跨过了从利润到暴利之间的那条线？”
英文里，利润是profit，暴利是profiteering，两个词同源，过分地追求利润，就成了强取豪夺牟取暴利。
美国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一般是20年，超过这个年限就不再受保护，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仿制，仿制药的价格通常只有正版药的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正版药也只能被迫降价。
这个时间点，美国人称之为“专利断崖”，英文原文是patent cliff。专利断崖的大限一到，意味着这个药的暴利宣告结束。
为了应对这个局面，药企想出了一个策略，叫“万年青”，evergreen，就是对专利保护期即将结束的药品进行改造，然后再去申请专利，这样就又有很多年的暴利可吃。
这些改进，很多时候都只是小修补，但制药巨头们聘请最好的律师，总有办法让专利申请得以通过。
有时候，那些制药巨头们甚至花钱去收买其他生产仿制药的公司，让他们不要生产仿制药。
对于一个年销售额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药来说，能多延长一个月、乃至一天的独家垄断，都意味着巨额的利润。
而被迫为此买单的，就是病人和保险公司。
也许你会说，自由市场经济，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而高投入高风险得到高回报，更是天经地义。
其他行业不也是这样吗？好莱坞拍一部电影，票房几十亿美元，不同样也是暴利？他们严厉打击盗版，不允许山寨翻拍，为什么就没有人骂？
可是别忘了，药不是一般的商品，是用来救命的。电影票太贵，观众可以不看；但药再贵，也总得买，穷人倾家荡产也买不起，那就只能等死。
在已经获取了巨额利润以后，仍然千方百计维持高价，不管千万人死活，这不是黑心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药巨头们都是天使和恶魔的合体。
而且，在美国，医药行业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而更是金钱政治游戏。
制药巨头们积极通过捐献和游说的方式对政客施加影响，从而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能够出台，把那些不利的法案条款扼杀在襁褓之中。
医药行业花在影响美国政客上的公关支出，要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从药品的定价、到新药的批准，背后都有他们挥舞着美元的身影。
美国绝大多数参议员、众议员，都或多或少地从跨国医药巨头那里拿到过好处。
去年10月，特朗普提名共和党众议员汤姆·马里诺(Tom Marino)担任白宫毒品控制办公室的负责人，消息公布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最终马里诺只能谢绝总统好意主动退出了提名。
原因是，马里诺曾经为了维护制药公司的利益，主导提出一项限制美国缉毒署执法权的法案。该法实施以后，含鸦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和成瘾更加流行，滥服止痛药致死的人数创下新高。
特朗普有一次公开向制药巨头开炮说，“医药行业给政治人物提供了大量的捐献。”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身边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接着说，“我不知道，也许你都收过他们的钱。”
美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比例只有4%多一点，但却占到了每年全球药品销售额的将近一半，原因就是美国的药价实在太贵了，比别的国家贵得不是一点点。
美国的医疗体系失败得一塌糊涂，药价原本就是全世界最高，很多药品都是天价。但就是这样，每年美国的药价还是能维持10%的涨幅。面对强势的药企，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而印度，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玩法。
印度在1970年修订了《专利法》，不再对药品化合物授予专利，意味着印度的药企可以自由仿制跨国巨头们研发出来的新药。
印度人的逻辑很简单：药太贵，买不起。高昂的药价连美国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人均收入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印度人。
从此仿制药在印度大量出现，救命的药品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同样效果的药，在别的国家卖几万美元，而印度的仿制药只要几百美元。
这些平价药不但救活了印度人，也成为全世界穷人的福音。印度的制药行业蓬勃发展，让印度成为了世界的药房。
1995年，印度加入世贸总协定，承诺从2005年起尊重药物的知识产权，但印度政府在审批药品专利时仍然十分慎重。
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因为是在2005年前就已上市，所以无法在印度享受这样的保护。
于是诺华就想到了用前面提到的“万年青”策略，对格列卫做小幅度的改进，试图以此为由在印度申请专利，但印度政府没有批准。
诺华不服，官司打了六年，印度最高法院在2013年终审裁定，诺华对格列卫所做的改动没有任何突破性革命性的进展，不应该被授予专利。
跨国制药巨头在美国畅通无阻，但在印度被这样狙击过很多次。
应该说印度模式的出现有历史因素，也确实会抑制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普遍推广——如果每个国家都不让制药巨头们赚钱，那他们大概就真的没有动力会去继续研发新药了，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受制于跨国医药巨头，救命的药变成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承担的昂贵奢侈品，那同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吧？
所以印度模式的存在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这是对已经陷入疯狂的医药秩序的一种现实平衡，至少能给全世界生了重病却吃不起药的穷人们提供一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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