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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它的世界影响依赖于这些声称并促进“全球性”的投行家们。在此，我将分析投行对待“全球性”的方法，与股东价值演进、超级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没有战略的战略相结合，有助于全面理解华尔街的市场制造。他们对自己优秀的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大肆宣扬，为他们的最新产品培育了狂热和充满信心的气氛，反过来也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要不受此影响是很难的，这些投行也受到自己在全球膨胀的影响（毕竟，因为他们将自己表达成聪明的和具有市场悟性的）。这种自信，伴随着“榨取当下”的制度性强制力，一起制造了一种杠杆的文化，他们在加倍下注于他们最新的、最有利可图的金融工具上。
这种赌注泄露出他们文化环境中存在的相互抵牾的一面：他们意识到，在繁荣转变成危机之前，指数式杠杆的策略和对交易的固执追逐对攫取巨额短期利润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会比他们帮助制造的不稳定的行情更聪明更能持久。当我们领会到投行是如何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投射到全球中，他们如何利用全球性来宣传和传播自己的产品，就明白了一种现象的原因和机制，那就是投行家们的日常实践不仅会创造创纪录的利润，同时也带来具有全球性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金融危机，甚至在一些案例中，这种危机都会威胁到华尔街自己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我聚焦于美国投行对企业变革、不平等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建构作用和多重影响。在这种脉络下，投行家的惯习与投行地方性的制度文化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它们既和股东革命、巅峰地位、精英网络、极度不安全感以及努力工作的（被认为是）精英治理文化相匹配，又被这些因素建构。另一方面，也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特定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模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华尔街是通过聪明、对历史和股东价值意识形态的利用、以及它“特有的”、通过裁员实现赋权的经验逐步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而这种主导性的地位允许它在美国企业和大型金融市场中推广员工流动和金融不稳定的地方性模型，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我的分析中包含了全球化，同时阐明了投资银行的强大与脆弱。一方面，华尔街通过从股东革命到全球化的话语权的战略利用，不懈地推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正如投资银行运用自己的权势向企业巨头推销一样，华尔街也在散布着股东价值学说，为他们自身的全球金融影响力和技术创新歌功颂德。他们对全球化的利势，不仅帮助他们赋予并巩固投资银行的主导性及合法性，而且有利于广泛培养购买他们产品的习惯和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模仿，由此他们的影响范围得以巩固。
另一方面，它已经证明了即使对于看似最全球化和最有权势的行动者，全球化的野心也会内爆并引起内部矛盾。那些帮助华尔街形成和扩展支配性的特有做法（比如全球野心和营销，以及对交易的不懈追求）也为其不稳定性，甚至是灭亡创造了条件。华尔街的投行也不能免疫于他们天花乱坠的炒作：事实上，它们常常内化并逐渐使自己相信他们兜售的，创造巨大风险的内爆、损失、裁员，甚至是自己的破产，更不用提遍及全球的巨大连锁反应（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在股东价值和牛市中的矛盾措施是如何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舞台）。
在开始研究投资银行的特定全球化和修辞技巧前，我想简要地以一次当代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即次级信贷崩溃中华尔街所扮演角色，开启本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华尔街全球崩盘不仅总结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具体而言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而且展示了华尔街通过全球炒作和公司文化制造经济危机的全过程。
就像投资银行引发了1980年代的垃圾债券崩盘、储蓄和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新兴市场垮台、世纪之交的网络泡沫破灭和安然公司破产那样，相同（或者类似）的文化性实践也在次贷危机中火上浇油，随之而来的结果自然是，为华尔街最终的、惨痛的崩溃打下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撞毁并复原的华尔街看起来好像是有不断改造世界的能力。尽管结构性的实践制造了华尔街的霸权，并且使得这些事件可被人们解释，或在一定程度上可被人们所预测，却也凸显了华尔街的权力（最终也是它的脆弱）取决于持续炒作、全球实力和能力的营销、从企业到住房的生产性资本重建。
在2007年夏天占据主流媒体报道的次贷危机，一年后逐渐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创纪录的房屋赎回权丧失，惨烈的种族、阶级、性别和年龄歧视的抬头，物价猛涨，大规模失业，华尔街自身几近灭亡以及贯穿多个市场的、从全球股市到信贷供应的经济危机。虽然华尔街投行并不是唯一导致这次危机的人，但他们的角色是本质性的。据我的受访者所言，投资银行通过发行许多不同种类的证券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这些证券包括高度结构化的、复杂的贷款支持债券，比如债务担保凭证（CDOs），还包括基于次级贷款的、更加神秘的信用违约掉期。他们向全世界投资者网络炒作和兜售这些金融产品。这种做法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分散风险，不仅通过遍布全球的各式各样投资者，还将住房抵押贷款切割为多重风险等级。
很少见的是，华尔街投行也直接帮助建立了消费者终端市场。由于投行会从债权人那里购买抵押贷款并把它们证券化——组合为债券出售给投资者——银行也为零售贷款公司提供流动资金。一般认为，联邦抵押贷款机构可以为他们销售的证券化债券背后的抵押贷款作担保，而不同的是，华尔街投行购买并给证券打包，将他们变成未经监管、缺乏担保、贴上“私人标签”的住房贷款支持债券，这些债券一般是用高盛或贝尔斯登这种尊贵显赫又专业的名字所担保的。这就意味着华尔街没有评估借款人“风险”的动机。
事实上，投行和直接的债券出借人故意歪曲次级贷款，尽可能多地卖给借款人（甚至是那些能够购买较低评级、“传统的”优质贷款的借款人）。他们因此从借款人那里收取更高手续费、未来再融资费（众所周知，一旦利息飙升，很多都不能支付），以及更高的报酬。这也导致了更高的证券费率，使得华尔街可以向吵嚷着追逐高回报的投资者天花乱坠地宣传，并且以一个更高的费用卖给他们。投资银行运用自上而下的压力迫使抵押贷款公司（其中一些是被投行完全购买了的贷款公司）不断发行更多的次级贷款。华尔街设计了不断繁殖的、拥有一两年后暴涨的低优惠利率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RMs）、只还息贷款和无需借款人收入证明的贷款，而所有的这些都使得华尔街可以把这些利率极高的债券作为最热门的新产品兜售给它的投资者。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信用评级机构被投行收买了，为他们的产品组合祈福，令投资者相信这些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投行的做法，不仅激发了掠夺性贷款发行贷款的浪潮，并且创造了一个基于投行的债券购买市场。受房价持续上涨、低利率和“再融资”新观点支持，掠夺性和不健全的贷款可以轻易通过一两年后更高的房价估值再融资，华尔街的投行也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还声称，他们的聪明才智终于打破种族和阶级的壁垒，而这是传统的“红线标示”的银行家所不能完成的。商业银行没办法像投行一样利用全球实现证券化，他们简单、“缺乏新意”的传统贷款工具箱对此无能为力。这里再次用到了全球化的话语权：华尔街投行家们借助他们发明的“机会金融”创建了一个全球市场，并且通过增加房屋所有权，将那些遗漏在全球市场边缘的人纳入到全球市场中。
当然，随着次贷危机破坏的继续展开，华尔街关于扩大准入和“机会金融”的实验已经表明它自身更类似于一个怀着剥削穷人目的的短期利基市场，创建一个泡沫房地产市场以及把未来当作抵押。
与以往的危机和过失相比，华尔街投行往往被自己的聪明才智、炒作、交易狂潮和这一刻的时间性所欺骗。当然同时地，由于投资银行与顶级富豪、机构和政府建立的关系网络，它们常常能够相当快地从这些危机中恢复过来，通常只需要一年半，就像从网络泡沫到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住房贷款支持证券那样。在金融危机后不久，华尔街用“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包裹搜索和建立新的市场，这样一来它所遭受的疼痛就被缓冲了。
在关于金融危机的文化分析中，我们有必要理解华尔街投行何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己“产品”的牺牲品（从并购到全球次贷），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我们自己不会“相信华尔街信誓旦旦的炒作”。尽管臭名昭著的掠夺性贷款和象征机会平等的次级抵押贷款可能不会蒙蔽我们的头脑，但投资银行全球化的渠道和预示全球的能力却可能愚弄我们。不管怎么说，仔细勘察华尔街的全球化宣称，能够揭示特定营销技术在华尔街惯习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的引诱
在我在华尔街为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可以被描述为全球化的引诱。资深投资银行家不断强调金融资本的无国界流动以及金融越来越全球化，因为华尔街投行家们创造了覆盖新领域的、复杂精妙的金融产品，还可以像他们进入并主导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一样创造新的市场。
1996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参加了信孚银行举办的培训项目，在首席执行官的开场白中，他描述了投资银行，尤其是信孚银行，并不是简单建立在“准全球化”基础上、拥有大量卫星环绕的单一中心性位置。相反，他们拥有许多“真正综合性”的场所。“它是流动的！”首席执行官骄傲地说。其他资深高级管理者概括地说明了将“全球化能力”和“本土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这里的“全球化”指的是金融技术、产品和来自纽约的资源，这里的“本土”指的是地理位置、居民、商业习俗、文化上的误解和设在“发展中市场”的分支机构。这样的一个前提将全球化（省略全球化坐落的地区）定义为移动技术，将本土（省略了该地区的可达性）定义为地区限制，这种观点不仅与社会科学的概念问题相似，同时将全球化授权为塑造世界的力量。因此，我就职培训时的经验证实了我对华尔街全球主义梦想的意见和恐惧。老实说，我既不理解信孚银行将总部设在纽约市是如何利用和理解全球化的细小差别，也不知道这些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有什么不同，更不用说与其他投行相比了。我离开这个任职培训会时，相信无缝化的全球实力和投资银行专家的专业知识，我完全没有定义过或结合来龙去脉思考过，“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概念又是如何被付诸实践的？
在信孚银行的那段日子里，我处处都会遇到全球化的话题，上至首席执行官的演讲，下至新兴的市场发展趋势的小组讨论。每次强调全球化时，我总是忙于统计提到全球化的次数，试图将其作为投资银行权力的证据，结果我经常忽视了全球化的语境和偶然性因素。每当我听到华尔街在全世界拥有的办公室数量、员工的流动性和货币流动的自由、从圣保罗到上海的企业私有化并购交易数量，我担心华尔街日益增长的权力使世界按照它的想象演变。我理解全球化意味着渗透世界各国市场的能力以及以华尔街的标准规训这些市场，使世界有利于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我的大多数同事持有和我一样的华尔街全球化影响的信念，但是我认为全球化是霸权的一种负面的迹象，而我的同事经常把它当作一种荣誉勋章，一个强调自己属于某一特定公司的理由。作为员工，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多么全球化，然后我们相信了这点。我们的办公室不只是办公室，它们全球的办公室；我们并不仅仅了解市场，我们有进入全球市场的途径和能够开发所有市场的能力。
▍构建全球在场与灵活性
“在华尔街上，全球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就等于华尔街，是真的吗？”许多投行是极度全球化的，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经营规模和许多国家市场进入渠道。但是，真正全球化投行的差别是在本地特定地点中进行操作交易，即当地股票交易市场中的一个席位，但这些银行都不具备可操作的人力资源，因此只能使用纽约证券交易所来进行外国债券交易。
你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便可自称全球化。我猜许多投行将它们自己称作全球化，即使它们在那个国家只有一个空办公室。虽然这些空置的办公室里偶尔有工作人员，但他们拥有最少的资源，他们的运营是周期性的，取决于金融资本的繁荣和萧条。所有银行都有“空办公室综合征”。我试图理解这项意外发现的新情况——所谓的全球化投资银行与空置的办公室——全球化意味着你只要有一席之地即可；它可能是一个空的办公室。全球化最关键的因素是“有一席之地”，而“一席之地”则通过办公室的存在而显著象征化。
华尔街实现全球化的方法可以从在场的多个概念层次进行理解：在场与缺席之间的张力，以及在一个地方存在和建构一种在那个地方存在的自信印象。换句话说，投资银行的全球主要战略之一是聚焦几个关键市场，同时建构它们确实在场或可以灵活存在于许多其他市场的感觉。因此，他们聚焦但缺乏扩张的能力，他们排他但关注全球性的事务。
为了执行这一战略，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保留许多空置的办公室，相应地，他们将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人员和精力投放到少数地点去，如纽约，伦敦和东京。这种方法允许投资银行在资本投资场所中排他性地集中自身所有资源，同时空置的办公室可以确保一个切入点，一个微小的立足点和一个特定的全球化形象。这种灵活的安排并不承担维护全员齐全和可操作性基础设施的成本，特别是如果银行在那个区域没有任何积极业务。鉴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波动，空的办公室是一种能够促进流动性的不固定在场，尽管它转移了投资银行业务决策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的视线。严格来说，正是全球化的自吹自擂完善了（甚至是伪装）空置办事处的存在，这种战略允许投资银行制造某些东西在场的印象。它作为华尔街空间实践的面具，掩盖了如何和什么是建构“全球在场”的局部性、不完整性，以及高压和朝生暮死的工作状态。”这提示我们需要批判性地看待全球化，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而是一种希冀、一个战略和一个胜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尔街一以贯之的对总市场覆盖率的坚持是空置的办公室话语与实践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都是构建灵活的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只有通过强调他们拥有多少办公室，他们是如何无缝对接地响应客户的需求，无论是纽约还是马来西亚，他们才能承担得起（名副其实）不为在马来西亚的办公室招人。
“灵活的全球影响力”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它模糊了实质性的“在场”和表面性在场或缺席之间的界限。正是通过利用真实与虚假之间难以捉摸的差别，投资银行才能够保持和吸引更多的业务。这种模糊性往往是他们全球触及力和潜力牵强附会表现出的必备要求。因此，这些投资银行对于全球化的预测并不是“采用中性视角观察世界”，而是为了在要求财务灵活性的世界里实现特定的目标和地位、建构或推测规模或行为的独特方式。这种灵活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对弹冠相庆的投行家来说也是如此。投资银行必须立即回应新的业务要求的假设，直接把负担放到了投行家的肩膀上，因为对“空置办公室”的非常维护刚好证明他们缺乏实质性的支持。为了快速、灵活地对短期股市波动的预期作出反应，投资银行必须成为“流动性公司”，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需要不断地开设和关闭临时工居住的办公室，最终只服从于财务措施的成功。
▍全球野心和不稳定性
虽然全球化的主导性做法是（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恢复他们实力时，会更加激进）强调灵活性的在场，保持进入和撤离的通道，这里还存在与这种实践策略不同的例子。认真对待多元全球主义的存在，拒绝将所有同质性的华尔街的全球实践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影响力策略下，尽管华尔街的全球表现通常是通过宣言和公告描述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或是异常的表面、虚伪，或是精心制作的骗局，这种骗局一旦被揭开，将被视为单纯的姿态或彻底的谎言。对于一些投资银行来说，全球主义是一个会带来真正后果的、让他们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和实践。
华尔街的全球业务做法并不总是那么有战略性，他们经常把空置的办公室和全球化宣言结合起来，用无所不在的花言巧语掩盖缺席的事实。虽然这些方法一般都被投资银行熟练掌握，但一些华尔街公司还是不能对他们自己的推销和标签免疫：在场和缺席之间的平衡可以倒向一边，全球化的炒作可能引发实际的野心和过度扩张。这次事件展示了华尔街看似万无一失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的缺陷和内爆，以及成功施行全球化战略的困难之处。全球宣言不是简单地谋求霸权的战术，他们可以成为具有危险结果的实际目标。
我避免采用“后视”的视角检验全球化，即简单审视结果中残留了什么，好像原因和动机已然理所当然的情况下所承受的一系列效果或影响。我反驳批评者“相信全球化炒作”的倾向，这种倾向违背了他们将全球化作为一系列事件建构出来的概念来理解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已经证明了华尔街的全球部署是战略性的，并且基于各种宣言和表演。在需要持续变革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全球化往往需要更多营销能力和潜力，而非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固定位置。与此同时，后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是不断变化的。对投行来说，全球化已经变成了实现自身“真正”全球化的愿景，而这一愿景最终败给了过度扩张的物质束缚和金融资本无缝流动的全球化神话的急剧断裂。
这种“全球化”的意识，激发多个机构扩张这些市场和产品，助长了华尔街的霸权性，在实践中孕育了信心，并且削弱了投行自身力量或潜在的救援可能。投行对其全球霸主地位和风险分散技术的深信不疑，妨碍了他们预测危机特性或崩溃程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的受访者相信他们机构庞大的规模和全球化的实力不会放任他们失败；换句话说，他们将“全球”看作一种补贴、一种对抗自身杠杆实践的保险政策。事实上，恰恰是华尔街叠盖并建构的全球互联网络，既产生了危机，又确保了救援：世界越是深地被卷入到华尔街（从美国投资者到整个政府），华尔街就越有力量将全球当作人质。如此一来，全球化就像他们文化中的权宜之计一样，允许投资银行既预见金融萧条（促使他们在繁荣时期疯狂地销售），又继续他们的冒险实践，直到最后一刻。
本文摘编自何柔宛著、翟宇航等译：《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篇幅所限，文中有删节，学术引用请参考纸质版。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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