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各地高考成績的陸續公佈，另一個難題再次擺在了高考考生和家長的面前——選什麼專業。這不僅決定著考生們大學四年的學習方向，甚至與未來從事的職業領域息息相關。每年關於“畢業即失業”“文憑無用論”的討論，更是讓他們慎之又慎。
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並不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學術概念。當今社會大概人人都對“本科生就業難”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體會：從考上大學就等於鯉魚躍龍門，到北大畢業生賣豬肉成為新聞，再到中學教師招聘開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生，我們似乎很快就對學歷貶值和各行各業不斷水漲船高的學歷要求見怪不怪了。
不過，將看似不言自明的社會現實理論化、系統化地表述出來，仍然是社會學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驚歎的是，早在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蘭道爾·柯林斯就在《文憑社會》一書中清晰地闡述了教育系統擴張和文憑通貨膨脹的來龍去脈；這本基於美國曆史寫就的著作，對照近四十年後中國的社會現實來看也完全不顯得過時和錯位，可見出色的社會學理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與普適性。
大學是一種低效率的組織形式
關於教育擴張和文憑貶值，一個很容易想到的解釋是隨著技術和產業升級，工業社會對高技術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而教育市場對此作出了反饋。這種基於功能主義傳統的技術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想要駁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實的數據反駁了以下兩個習以為常的認知：其一是教育擴張是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過高教育獲得。
柯林斯一針見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實上遠遠超過了工作技能升級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社會中存在“教育過剩”；雖然教育水平的確與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關，但這並不是通過提升工作技能來實現的。
確實有一小部分工作受益於科學和技術教育，但這並不是推動教育大規模擴張的動力。未來大部分人都成為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是不可能的。發達國家裡增長最快的工作職位是低技能的服務業工作，在這些行業，僱傭人類勞動力比自動化更廉價。
事實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崗位中通過非正式方式習得的。
回憶起大學生活，許多人也許對此深有同感。如果從純粹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大學裡學到的專業技能十分有限，許多畢業生的專業更是與之後從事的工作毫不相關，即使專業對口，也經常需要經過額外的培訓才能上崗。
對大部分工作來說，要想勝任它們根本不需要在大學裡呆4年之久，更不必提攻讀碩士和博士了。其實，校園時光中很大一部分被社團活動、打工和戀愛佔據著，而這些與學習並不直接相關的活動已經被建構為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習成績與未來的事業成就關聯度也很低，往往只是在申請更高的學位時才有意義。在每一個攻讀學位的個體看來，面對學位貶值，最好的回應就是獲得更多的教育。
文憑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空洞的符號，它除了能夠反映持有者在學校裡度過了特定時間之外，並不能真正反映個體的能力。學校教育被建構成為一種神話，源源不斷地印刷著學位證明，同時創造和供養了數百萬“閒職人員”，然而無論是在培養職業技能，還是推動科學進步方面，大學都是一種效率很低的組織形式。
說到這裡，《文憑社會》背後的理論主線也已經浮出水面，那就是教育社會學裡長久以來的核心問題：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究竟是什麼？教育擴張究竟減弱還是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
自從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委託研究的《科爾曼報告》(又名為《教育機會均等》報告)發表以來，社會學者始終在探討這一問題的答案。《科爾曼報告》認為，相比家庭背景，學校設施和條件對學生的學業成就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這一結果在研究方法和實證層面都面臨了諸多批評。在此後50多年的研究中，學校教育始終是社會學者們探究社會公平的重心之一。教育擴張更是所有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由之路；在許多發達國家，高中教育已經基本普及，甚至大學教育也開始成為標準配置。
現代化理論學者認為教育擴張能夠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從而打破階層壁壘、促進社會平等；再生產理論學者則認為學校教育複製了原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不僅加劇而且正當化了社會不平等。
50多年來，世界各地的調查研究為兩方都提供了實證證據，教育社會學者的一個共識是，教育體系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平等化，但在高等教育領域，基於家庭背景的社會不平等卻可能因大學在專業和質量上的橫向分化而愈演愈烈。
本書中，柯林斯跳脫出了兩者視角，在探討結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教育系統究竟為何會不斷擴張？
功能主義學者認為教育承擔著為社會培養工作者的責任，衝突理論學者則視教育系統為統治階級規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二者都將教育擴張視為一種理性策略的產物。 而柯林斯認為，教育系統的本質是一種人為強行規定價值的通貨，而教育擴張可能是非理性的。與其說大學以及其他教育機構的主要功能是培養社會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勞動者，倒不如說在科技發展逐漸取代中產階級工作之時，教育擴張將大批青年留在校園，直接減少了市場上的勞動者，從而防止了失業率的攀升，同時製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學與行政管理崗位。因此，教育系統的擴張實質上有助於資本主義社會在科技升級帶來的失業危機面前免於崩潰。
這也是柯林斯在第七章中揭開的又一層“皇帝的新衣”：現代社會的工作中有許多都是沒有實際功能的“閒職”。在許多發達工業國家，技術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早已能夠令許多人無需工作也可獲得基本生活所需。去年芬蘭開展的“基本收入實驗”側面印證了這一點。
學校不應再作為生產文憑和決定職業道路的工具
其實，工作本身不是為了創造價值，而是為了分配價值：佔有工作機會意味著能夠得到更多財富和權利，因此，工作仍然是不同階級爭奪的重要資源。當技術發展取代大量工作，為了防止失業危機，發達工業社會就必須不斷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無論社會是否真正需要這些工作。同時，我們把“娛樂休閒”融合到了工作中，從而延長工作時間、拓展工作內容；這不僅包含平時上班時的喝茶、看報、摸魚、躲老闆，也包括團建、年會、外展等越來越多與工作內容沒有實際關係的職業活動。
教育系統中就包含了大量閒職工作。
我們不禁要問，這是不是意味著教育實際上是無用甚至有害的呢？這並不是柯林斯的本意。畢竟，工作技能只是社會需求的一部分；豐富和穩定的人類社會離不開看似無用的娛樂、藝術、文化和道德，培養“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也可以是大學的終極目的。
柯林斯揭開的只是教育的一層虛偽的功能主義面紗。他讓我們認識到，學校並不是獨立於權利和階級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純粹為追求知識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視了教育系統中的文化生產過程與權力關係，就無法意識到它完全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維繫特權和掩蓋社會不平等的工具，這才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危險。
長此以往，文憑的不斷膨脹將引發文憑的不斷貶值和學校信用的持續下滑，最終可能導致不平等、歧視與異化發展到荒唐的程度——也許未來某一天，技術工種將會要求二十年的博士後經歷。
面對教育擴張和文憑主義帶來的問題，柯林斯認為，“文憑凱恩斯主義”是一種比較誠實的立場；它公開承認教育擴張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產過剩和工作不足帶來的經濟危機，因此，無論是文憑主義還是閒職工作都應當納入經濟規劃的一部分。不過，柯林斯自己傾向於一個更為激進和相反的解決方案，那就是“文憑廢除主義”，例如，徹底禁止在僱傭過程中要求學歷等；由於學歷與階級、種族等因素息息相關，學歷要求本質上是一種歧視。在美國，1970年代就已經有司法先例挑戰僱傭過程中的學歷歧視。
不過，文憑廢除主義並不意味著廢除學校本身，而是讓學校迴歸其本質的知識生產和傳授功能，不再作為生產文憑和決定職業道路的工具而存在。當教育歧視已經成為維持階級壁壘的工具，廢除學歷要求才能為真正的平等鋪平道路。
專業地位建立背後的博弈
作為一名社會學博士生，我在閱讀和翻譯本書的過程中經歷了比較痛苦的自我掙扎。在《文憑社會》中，柯林斯以醫學、法學和工程學為例指出，人們敬仰和信任的專業地位並不一定是基於專業技能建立的，而很可能是一種社會和政治建構。
例如，為什麼在美國，法學院和醫學院必須先獲得本科學位才能進入，而在其他國家則未必如此？為什麼早在醫學成為一門有效和可信的科學之前，還在使用各種可疑療法的歐洲醫生就已經被建構成了一個令人尊重的職業？在同樣的領域內，為什麼醫生、護士和護工的准入門檻與專業地位相差如此之大？為什麼工程師在美國、法國、英國和蘇聯的培養路徑和地位截然不同？在這些過程中，有權發放執照和主導考試的專業協會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柯林斯揭示了專業地位的成功建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儀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論述、難以標準化的評價系統、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同時，專業協會通過壟斷機會維繫著不平等的性別與權力結構。不難發現，這些要素對大部分人文和社會學科同樣適用：社會學家自身的地位又何嘗不是如此建構起來的呢？
距離本書第一次出版已經過了近40年，當今社會的許多變化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工程師雖然是現代工業社會最龐大、最重要的專業群體之一，但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他們的地位和收入並不算太高。柯林斯認為，這是因為工程師內部的分化和矛盾導致工程學沒能成功將自身建構為一門精英職業。
如今，隨著信息產業技術的蓬勃發展，電腦與軟件工程師已經成為美國收入最高的新興精英群體，硅谷的風頭不再遜色於華爾街；“不作惡”等利他主義修辭也開始為科技公司建構出耀眼光環。同時，這些職業並不像法學和醫學一樣高度依賴家庭資本，從而為底層和移民的向上流動提供了可能。
信息技術產業內甚至開始出現與文憑主義直接對抗的新思路，例如，近年來紛紛湧現的各種求職導向的短期編程密集培訓班，以及不發放學位的免費編程學校等。此外，名校免費線上公開課的流行也開始將知識、金錢與文憑三者剝離。
這些新的現象似乎挑戰了柯林斯的文憑主義理論體系，但仔細觀察之下，會發現柯林斯理論的生命力：為什麼在明明可以免費修讀的公開課平臺上，仍然有著費用不菲的“證書”系統，甚至最近還出現了與美國研究生學費同樣昂貴的學位申請系統？僅僅拿著公開課的修讀證明，仍然很難通過科技公司的簡歷關；許多程序員孵化班也要求申請者拿其他專業的碩士甚至博士學歷作為敲門磚。即使在技術標準化最強的行業，學歷仍然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力。不過，新技術的發展也許最終能夠為文憑廢除主義提供一種更可行的分支選項。
柯林斯能夠正視教育系統內部的社會建構、階級衝突和權力關係，揭示一個保護著社會學者自身學術地位與物質基礎的錯覺，這需要強大的自我反思意識與勇氣。而對讀者來說，本書也許可以被視為文化社會學在教育社會學領域的一個案例分析。
它所帶來的啟示也不僅僅限於對文憑的祛魅和對文憑通脹的解釋。當然，很多讀者也許並不會同意柯林斯最後提出的文憑廢除主義方案，但相信通過本書，讀者們可以一窺社會學家對理想社會的探索。
閱讀更多 有舟眾創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