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好学引得世宗侧目

迟滞的世宗改革与赵匡胤地位的上升

而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不可避免的会给政权造成一定的动荡，从而给敌人创造有利的时机；更重要的是，许多关键的位置又一时半会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匆忙的撤换或压制反而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无疑减缓了周世宗在政治方面的改革脚步。赵匡胤也得以保全了自己到手的权力，当然了，除了为周围环境所迫外，赵的行事低调且毕恭毕敬也为他的权位得以保持上了一把安全锁。世宗自然也对他愈发的信任，在后来京城中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被世宗得知后，世宗也仅是把怀疑更多的投向皇亲张永德（张永德与赵匡胤同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并将张撤职。这些从某种程度上也正反映了赵本人所独有的“伴君”之道的大智慧。在最大的潜在竞争对象张永德垮台后，赵匡胤离最高权力更近了一步。

世宗早逝造就的“天赐良机”

周世宗的早逝对于赵匡胤来讲，如果只是让他感到喜悦，未免有些不合乎人情了，因为多年来转战南北所培养起的“君臣之谊”，还是让赵匡胤有所感伤（更何况周世宗生前待赵极不薄）。但赵匡胤更明白，新君的登基未稳对其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除了小皇帝年幼无法统摄全局外，京城的武装力量大多掌握在他与他的亲信手中，也成为了赵能够有条不紊的施展自己的夺权计划的重要凭仗。至此，赵匡胤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一个把军队集合起来以实施政变的借口了。这样的借口也并不难找，于是，也便有了我们开头所叙述的陈桥驿“黄袍加身”一段情节。周世宗之早逝虽非赵匡胤夺权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恰恰也成为了促使后周皇室交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赵匡胤夺权后不久，虽然有李重进等地方势力试图对赵宋进行抵制，但旋即为赵匡胤派兵镇压，赵匡胤的夺权也就此而暂时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杯酒释兵权”等政权巩固措施拟另作他文详述）。而回顾赵匡胤由行伍中的崛起再到登上皇位的全过程，赵匡胤夺权之容易与否，相信各位心中已有一个答案了。

参考文献：（元）脱脱撰《宋史》 中华书局 1985年6月

历史研习社

确实，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轻松容易得超乎人的想象，他带领一支军队，从京城开到黄河边的陈桥驿，几个部下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然后整军回京，说改朝换代了，如今赵将军要当官家了！于是，后周变成了宋朝，赵匡胤变成了皇帝，而且没大冲突、没大流血、甚至没大吵架，兵不血刃，这天下说变就变了，改朝换代轻巧得如动指掌，真是太容易了。

其实，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真难。为什么说容易？因为后周的军队掌握在赵匡胤的手里，他是殿前司都点检，禁军最高司令，掌握后周最庞大、最精锐的部队，大臣或将领中无人可以对抗，而皇帝柴宗训才七岁，主少国疑，兵变成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或者说迟早的事情。

但是，表面看上去轻巧，其实一点也不轻巧，赵匡胤陈桥兵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赵匡胤为兵变，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的。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他的父亲赵弘殷，是五代时期的武将，先后服务于后梁、后唐、后汉，在军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较多的人脉资源。

后汉时，22岁的赵匡胤应征从军，加入了枢密使郭威的军队。郭威夺取后汉政权，建立了后周，去世后，由妻侄柴荣继位，因为赵匡胤曾是柴荣部下，受到器重，因此成了柴荣的心腹武将，后来成为了殿前司都点检，禁军的最高长官，而且，在兵变前，赵匡胤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比如，殿前司地位开始稍低于侍卫亲军司，赵匡胤通过整顿禁军的机会，使殿前司地位得到提高，与侍卫亲军司地位差不多；又如，他通过多轮人事调整，将自己的“义社兄弟”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等人设法调到殿前司任要职，同时还将心腹罗彦环、田重进、潘美等人安排到禁军中，使自己更直接掌握禁军兵权；又如，他的“义社兄弟”李继勋也因战功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且任职时间长。

当然，还有两个机遇，一是柴荣在去世前，将赵匡胤的两个劲敌、郭威的两个至亲张永德和李重进调出了京城，本来是柴荣安排后事，怕他们兵变，才调走他们，结果却无心插柳地为赵匡胤兵变扫清了障碍；二是柴荣去世，给赵匡胤兵变制造了机会。于是，960年正月，赵匡胤通过兵变而黄袍加身，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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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陈桥兵变看似容易是因为赵匡胤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堪称完美的策反了绝大多数人，堵住了几乎所有的漏洞。

我们认识一下赵匡胤：

公元927年，赵匡胤出身军人家庭，公元948年赵匡胤投到郭威帐下，与其征讨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大胜，公元954年，柴荣即位，擢升赵匡胤执掌禁军，赵随即与周世宗一起参加对南唐、后蜀以及出击幽云地区的重大战役，赵皆凭借着他的机智与忠勇得到了柴荣的进一步肯定，赵也因此扶摇直上，开始在后周的权力中枢中占有很大的话语权。

公元958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赵匡胤历经后周郭威、柴荣、柴宗训三朝。

周世宗临终前最担心会篡权的，是张永德和李重进，并为此做了大量安排：

李重进：郭威的四姐福庆长公主所生，郭威亲外甥。后晋、后汉时期李重进就跟随舅舅郭威四处征战。951年郭威即位，李重进先后被封为大内都点检兼马步都军头、殿前都指挥使等职务，负责管理禁军，颇具军事才能。

柴荣即位后，李重进在高平之战中立下大功，被任命为侍卫亲军司都指挥使。柴荣死前，将他调往淮南，镇守扬州。

张永德：郭威唯一存活下来的女儿寿安公主的丈夫，公元959年，柴荣北伐，张永德担任都点检，赵匡胤任水陆都部署。柴荣行军路上，捡到一个皮口袋，皮口袋里面有一个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柴荣生病回京，害怕张永德觊觎皇位，免去了他殿前司都点检的职位，调任镇宁军节度使，把他调离了京城，而任赵匡胤为殿前司都点检。

这两位对赵匡胤构成极大威胁的大将，先后被调离京城，为赵匡胤发动兵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公元960年2月1日（正月初一日），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的假消息传到朝庭。符太后与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假，欲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赵匡胤以“兵少将寡，不能出战”为由拒绝出战。无可奈何之下，宰相范质只能委以赵匡胤最高军权，让他可以调动全国兵马。从这之后，后周政权就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整个后周政权的军权都被赵匡胤掌握了。

公元960年2月3日（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当晚，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消息传到京师，百官无措，只有韩通反抗，结果被杀。

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恭帝禅位。赵匡胤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赵匡胤因多种原因对柴荣的家属安排还算妥当，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大臣们也都按部就班的各司其职，大宋就这样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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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宗柴荣在去世之前，做了许多安排。不过，他的安排大多数是为了防备几个皇族外戚。

　　周世宗临终前，在他心中最担心会篡权的，不是赵匡胤，而是张永德和李重进。

　　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人家娃的身体里还有一些老郭家的血脉。可柴荣却是郭威老婆的侄子，虽然被郭威认为养子，但是从血缘上与郭威没有半点关系。

　　因此，如果论起关系远近，张永德绝对是柴荣他儿子柴宗训的强有力竞争对手。

　　另外，那李重进与郭威的关系也很近，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算起来他也有老郭家的血脉。

　　关键一点，是在周世宗晚年，张永德担任殿前司都点检，李重进担任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两人分别掌握禁军大权，在军中广有羽翼。

　　因此，在听闻“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后，柴荣立刻把张永德调离，并且把李重进也派到扬州去。

　　正因为有这么两个大人物在帮赵匡胤顶雷，野心勃勃的赵匡胤才一直没有被柴荣发现。

　　当然，柴荣对自家亲戚都不放心，即便赵匡胤隐藏地再好，柴荣也不可能对他绝对信任。

　　比如，柴荣在临终前就下了一道命令：

　　禁军由赵匡胤掌管殿前司，由韩通掌管侍卫司，两人互相独立，互相牵制，但是，遇上疑难问题，由韩通最终拍板。

　　赵匡胤才能卓越，韩通忠心有余但才干不足。周世宗柴荣偏偏就把最终拍板的权力交给韩通，正是防备赵匡胤过于聪明，尾大不掉。

　　可是，在赵匡胤策划陈桥兵变，故意放出北汉大军来袭的消息时，柴宗训孤儿寡母惊慌失措，当时的宰相范质也失察——当时范质试探性提议由赵匡胤带兵前往平叛，赵匡胤以退为进，再三拒绝。赵匡胤的态度让范质认为，赵匡胤没有野心，于是反倒认定，必须由赵匡胤带兵。

　　然后，赵匡胤要求统领禁军，不但殿前司军队归他管，就算侍卫司的兵马也归他管。范质竟然也答应了。由于宰相的决策错误，越过韩通做了决定，导致周世宗柴荣设置的监管措施失效。

　　赵匡胤陈桥兵变看似简单，其实一点也不简单。之所以会觉得简单，其实是赵匡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堪称完美的策反了绝大多数人，堵住了几乎所有的漏洞。

叶之秋

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被称为兵不血刃的政变，赵匡胤之所以能轻易成果，在于他掌握了禁军。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的统治。赵匡胤原来是后周郭威手下的军官，他在郭威建立后周的过程中有功，受到了重用。郭威死后，其养子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在下涡口、征寿春、夺瓦桥关的战斗中立了功，他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周世宗去世，其子柴宗训继位，年仅7岁。

当时，经过五代十国之乱，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已经大为改观。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五代改朝换代时，每一次胜利的藩镇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小朝廷，它的军队就成为中央禁军，因此，中央禁军具有新藩镇军队的特点。到五代末，后周的中央禁军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力量。这时，新的皇帝已经不靠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产生，而是由中央禁军来拥立了。郭威建立后周，柴荣当上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如此。当皇帝能够控制中央禁军，中央禁军的力量强大到能够取得对割据势力的优势时，统一全国由可能变为现实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趋势。

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趁北汉勾结契丹进攻后周，带领大军出征。军队进至陈桥驿，按照预谋，将领们把皇帝穿的黄袍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在假作几次推辞后，便顺从将士的意愿。他带着军队回师开封，周室的皇太后和幼主恭帝只好交出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建国号宋，定都开封，年号建隆，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在位17年，庙号太祖。

倪说历史

赵匡胤和“陈桥驿兵变”即有他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首先说其偶然性：是赵匡胤拥兵“戍边”，位居“后周主”一人之下，面对年幼的后周主，出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再来说其必然性：在“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不堪的时期。以立足“主统”中原为主的经过的“五次政权更替与交换”。史称“五代”。先后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以这“五代”为中心的华夏大地上，还有很难统计的“走马灯”小朝廷。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河东等地区“雄居”，“燕过留影”割据有：吴、前蜀、后蜀、南唐、闽、楚、北汉、南汉、南平、吴越等“十个政权”。史称“十国” 。因为是一个时期的共同并存 ，史学界概定为“五代十国”。这些“代、国”的更替必然性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掌握有绝对的兵权；二是身居绝对的要害位置；三是有绝对高的支持率。这三点赵匡胤都完全具备，并且是后周主柴荣的“托孤之臣”。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篡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开启一统河山！

赵匡胤在柴荣率领下打过高粱河之战，当时还是小官不出名，但是带领兵将作战比胶勇敢，在一定的圈子内有一定的威望，但是为人做事不甚积极，不算后周权力中心人物，在打南方势力时常作为万人将领，带头冲锋打的比较好，树立了威望引起一定的重视，因为南方之敌也比较弱，所以打的也比较好，有人报告其造反，柴荣调察没能查清，南方政权实行离间计柴荣也是粗心大意没能细查赵匡胤，赵得以糊弄过关，这在军中肯定能引起反响，君主不明，底下将领必然会从中拉帮结派！相互投靠找新的靠山，从此势力逐渐结成，赵匡胤及其帮派拿定了柴荣稳步出手，无所顾忌，稳重老城，柴荣对军中不能掌控全凭个人主观信任个人将领，对军队直接失去了控制权，军队无所适从肯定被他人所控制，这样以来，赵在军中插缝投机，也聚集了一批拥护者，之所以很快政变是因为基本上掌握了整个军队，说发动政变也是很平常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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