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北京昌平境內的明十三陵，聞名於世，這裡埋葬著自永樂至崇禎共十三個皇帝及其後妃。其中的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定陵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園之一。1956年，萬曆皇帝的定陵開始發掘，在其與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后的墓室中，考古人員出土了大量隨葬品，包括衣冠服飾、宮廷器物等4000多件，數量眾多，舉世罕見，讓人不禁為帝后們奢華的宮廷生活而感嘆。其中，三位入葬者之一的恭妃（死後才被尊為皇太后），生前卻是多災多難，受盡屈辱，長期被幽禁，最後是哭瞎雙眼，悲憤而終。造成這一切的原因與萬曆時期烏煙瘴氣的政治危機不無關係，使得後宮也被捲入了外廷的政治鬥爭中，而孝靖皇后王氏正是這一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久不臨朝的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其雖然在位時間長，但長期深居宮中，不理朝政，朝賢暮佞，迷戀美色，貪財揮霍。致使大明帝國局勢進一步惡化，內憂外患，吏治腐敗，軍事衰弱，已是四面楚歌。

這位神宗皇帝自1572年（隆慶六年）即位，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去世。他在位的前十年，因有內閣首輔張居正輔佐，還是很有所作為的，明朝的政治、經濟在此時得到了很大扭轉。

明神宗朱翊鈞像

1582年（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去世。明神宗開始親政，此後數月，他卻對自己的這位老師一反常態，開始清算張居正，先是剝奪了張居正的所有功名、諡號等，抄家處理，又將張居正時期所推行的系列新政，因人廢事，戛然而止，一度自我調節的大明朝又退回了舊時模樣，這種統治階級的自我修復調節機制再度崩潰。

清算張居正的運動結束後，明神宗朱翊鈞的性格缺陷逐漸凸顯出來，開始熱衷於美色與丹藥，獨寵鄭貴妃，逐漸疏遠朝政，主要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政事。此後，又陸續發生了爭立太子、“國本之爭”“梃擊案”等重大事件，與閣部大臣的矛盾幾近白熱化，面對君臣一輪輪的阻諫，反而是動不動斥責、杖罰，甚至降級貶職。君臣之間的互不信任，使得明神宗對朝政失去信心，減少了上朝的次數，開始不理朝政。從1592 年（萬曆二十年）起，這位神宗皇帝就龜縮在宮中不再視朝，朝中黨爭不斷，而他自己卻把大量的心思放在了聚斂錢財上，派出礦監、稅監四處掠奪，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噩夢的開始 從宮女到皇妃

明神宗怠於政事，貪圖美色，混亂的朝政也沒能讓後宮得以安寧。

他的原配是孝端皇后王氏，是在其母親慈聖李太后的旨意下選娶的錦衣指揮使王偉的女兒，於1578年（萬曆六年）二月十九日由張居正等人主持下完成大婚禮典，孝端皇后王氏也是萬曆時期唯一一位由明神宗親自冊立的皇后，她一生僅育有一女，並未生育皇子。《明史·后妃傳》稱其“性格端謹”“正位中宮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稱”。孝端皇后王氏雖然不受明神宗寵愛，但她是皇帝的原配，執掌六宮，母儀天下。

孝端皇后王喜姐

明神宗最寵愛的是後來冊封的九嬪之一的鄭氏，《明神宗實錄》卷之一百二十二中記載，1582年（萬曆十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鈞同時娶了九個媳婦，冊封九嬪，分別是“周氏為端嬪，鄭氏為淑嬪，王氏為安嬪，邵氏為敬嬪，李氏為德嬪，梁氏為和嬪，李氏為榮嬪，張氏為順嬪，魏氏為慎嬪”。這裡的淑嬪鄭氏，也就是後來福王朱常洵的母親。這位淑嬪鄭氏由於倍受寵愛，所以是在其他嬪妃面前作威作福，明神朱翊鈞對她是言聽計從。而身為正宮的孝端皇后王氏，由於明白本朝之前的帝王都有過廢后歷史，加上自己也並未生育皇子，所以，她對明神宗的所作所為也不加干涉，對他的妃嬪也不為難，只是按自己該履行的職責按部就班地去做，以求自保。

鄭貴妃（王藝曈飾）

但事情的發生往往就是在巧合之間。孝端皇后王氏對明神宗母親慈聖李太后的侍奉特別用心，對鄭淑嬪的專寵，她也從不與之計較。而李太后跟前一位宮女王氏的出現就打破了這種後宮嬪妃關係的平衡，也為大明朝從此埋下了一個極為慘重的政治危機。

1581年（萬曆九年）的某一天，明神宗朱翊鈞前往慈寧宮向母親慈聖皇太后請安。彼時，李太后不在，朱翊鈞看到了年僅十六歲的宮女王氏，一時興起，就寵幸了王氏。由於宮女地位低下，明神宗並不是真心喜歡王氏，加上是私幸於太后宮中，所以事後他很是“忌諱”，對臨幸宮女一事自然是避而不提。

時間久了，宮女王氏身懷有孕的情況被發現了，經過盤問終於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慈聖太后李氏就找明神宗朱翊鈞問及此事，朱翊鈞再也無話可說。同為宮女出身的李太后盼孫心切，並未責怪朱翊鈞，反倒安慰他不要計較王氏宮女的身份，只要能有子嗣，可以冊封為妃。對此《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列傳第二·孝靖王太后傳》中記載：“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為貴，寧分差等耶？”。

慈聖皇太后、孝定皇太后李氏

對於宮女王氏的懷孕，鄭淑嬪自然是心生不悅，因為這時的她也沒有為皇帝生下過皇子。母以子為貴，將來長子繼承大統，母親地位自然會受到影響。所以，要對於一個懷孕的宮女加封號，鄭淑嬪是橫加阻撓，天天給明神宗朱翊鈞吹風。就這樣，事情一直拖到了臨產期，架不住朝廷大臣的輪番上疏，明神宗最後不得不給給宮女王氏加封。

於是，王氏後來就被冊封為了恭妃。《明神宗實錄》卷之一百二十五中記載，1582年（萬曆十年）六月，“遣定國公徐文璧、大學士張四維持奉節冊封王氏為恭妃，皇元子母也”，是年八月“丙申未時，皇元子生，恭妃王氏出也”，這位王恭妃所生的就是後來的泰昌皇帝朱常洛，1584年（萬曆十二年）又生雲夢公主朱軒嫄。

王恭妃（孝靖皇太后）

國本之爭 恭妃失寵

王恭妃雖然有了名分，但這種勉強的婚姻註定後來會是一場悲劇，按理說，皇帝首次得子是一件大喜事，但是明神宗似乎還是喜歡之前讓他神魂顛倒的鄭淑嬪。《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十中記載，1583年（萬曆十一年）八月，明神宗朱翊鈞再次加封鄭淑嬪為德妃“丙辰，遣公徐文璧朱應楨為正使大學士，申時行、餘有丁為副使，持捧節冊封淑嬪鄭氏為德妃，宮人常人常氏為順妃”。

孝靖皇后（王恭妃）像

到了1586年（萬曆十四年）正月，鄭德妃不負明神宗所望，為其生下第三位皇子朱常洵。

有了皇三子這一資本，鄭德妃的腰桿也硬起來， 明神宗立即詔告天下，封其為皇貴妃，地位在皇后之下，眾妃之上。這時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了眼前，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了，還沒有被立為太子。

按照明朝祖制，長幼有序、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倫理觀念和立嗣制度這個是不能改變的。朝中的大臣們很清楚，明神宗有 “廢長立幼”之心，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歲了，再不督促明神宗冊立其為太子，新出生的皇三子極有可能會“鵲巢鳩佔”。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記載，“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氏為貴妃。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自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即今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於茲。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歲，孝宗以六歲，武宗以一歲，成憲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禮部，早建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上曰：“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大臣們是擺事實、講道理、舉例子，意圖讓明神宗趕緊立長子為太子，不能違背祖制。明神宗朱翊鈞心裡也非常清楚這一點，但他不喜歡王恭妃，更不願意讓長子朱常洛做他的接班人，就故意找藉口以長子年幼為由拖延時間。但他刻意抬升鄭貴妃地位，打算立皇三子為太子的意圖自然遭到了大臣們的集體反對。就這樣，長達幾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此揭開序幕。

《明史紀事本末》中記載，在前面大學士申時行等人首先上疏後，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等人又先後上疏，不僅要求冊立朱常洛為太子，而且還提出要進封朱常洛之母王恭妃為貴妃。大臣們的這一波上疏直接惹惱了明神宗，讓王恭妃“次及貴妃”明擺著是威脅鄭貴妃的地位，這是“揣摩上意”，“謫應麟廣昌典史”，沈璟降職外調，刑部主事孫如法謫朝陽典史。他警告大臣們“再有妄言者重治”。

1586年（萬曆十四年）三月，明神宗不顧群臣反對，正式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緊接著，大臣們又發動了一波疏奏。四月御史孫維城、楊紹程、給事中胡時麟等又先後上疏，繼續要求冊立常洛、封王恭妃，俱奪俸。

此後，對於大臣們的疏奏，他開始不理不問，乾脆不下發給內閣，甚至還將其他工作牽扯進來，一併留置不予下發。大臣們見上疏如同石沉大海，沒了動靜，於是內閣大學士、六部大臣就利用“面聖”的機會，當然跟明神宗提及立太子一事。明神宗朱翊鈞當面不好拒絕就繼續玩起了老招數——拖。這種以“候旨行”應付的拖術一用就是好幾年，大臣們一看不行，開始聯名上疏，集體要求冊立太子，又是以辭職想要挾。1590年（萬曆十八年）時，明神宗就傳諭說到了冬天就冊立，結果到了第二年夏天了，卻遲遲不安排人籌備，大臣們又不放心起來，《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記載，“十九年冬十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備東宮儀仗，”結果是“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冊立期於次年”。

這次集體上疏中還發生了個小插曲，首輔申時行在休假，次輔許國出於尊重起見，把申時行名字列在了第一位，申時行聽說後，單獨密疏給明神宗，說“臣已在告，同官疏列臣名，臣不知也。”結果這道密疏被傳了出來，引發了群臣對申時行首鼠兩端行為的不滿，認為他賣友求直，紛紛彈劾首輔申時行，堂堂當朝首輔名譽掃地。《明光宗實錄》之《據廣本補》中記載，“故科臣羅大紘、中書黃正賓遂連疏劾首輔，皆削籍，正賓仍下詔獄，杖百，時行去。”此後，申時行去職，許國亦罷官。

到了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鈞第二次所說的期限又到了。歸省還朝的大學士王錫爵密揭請冊立，明神宗又想了套說辭，下詔說“朕雖有今春策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償復出，是二儲也”。這個時候，明神宗就把王皇后搬出來大作文章了。他藉口皇后年輕，完全有可能會生下嫡子，假如現在著急立了皇太子，萬一皇后生下嫡子怎麼辦，豈不違背了祖宗的立嗣原則，“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大臣們對明神宗的心思是洞若觀火，這是要取消朱常洛的太子之位優先冊立權，況且一旦封王，按祖制應該去封地就藩，那豈不離開京城了，太子之位更是遙遙無期了。但大學士王錫爵是阿順唯諾，立即按明神宗的意思擬出了“三王並封”的諭旨，即把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等他們長大再擇其善者為太子。此草擬的諭旨一出，朝廷譁然，大臣們紛紛上疏不下百本，指出這一做法嚴重不合祖制，指責神宗言而無信，並聲討王錫爵阿諛順上。在一片反對聲中，“三王並封”的方案最終流產。

《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六十九中記載，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正月，“皇長子出閣，命大學士王錫爵、趙志皋、張位提調禮部左侍郎範謙、洗馬李廷機充侍班官，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敘簡討，蕭雲舉充講讀官”。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

君臣間的鬥爭仍然沒有結束，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二月，這時的朱常洛已經十四周歲了，大臣們又想出了個招數，禮部上疏明神宗，說朱常洛已經長大了，按祖制皇長子已到“行冠禮之年” “選婚亦且屆期”“禮當次第而舉”。表面上是既要行成年禮，又要考慮婚事，其實是給朱常洛要太子的名分，因為這些活動必須得有規格，若有親王肯定不妥，若是用太子身份則不合規，明神宗朱翊鈞聞奏又開始不聞不問起來。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七中記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禮部尚書餘繼登請先皇長子冊立，而後冠禮可致祝，婚禮可致醮。大學士沈一貫請皇長子冠婚。不報。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等乞行皇長子三禮。不報。”

這一階段，大臣們又不停地發起新一波的上疏，要求行冊立、冠禮、婚事三禮同時進行。對於大部分奏疏，他還是置之不理，不予籤批下發，對於一些言辭激烈者則是給予削籍謫戍等處罰。

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十月，明神宗還想借口典禮沒有準備好意圖改期，大學士沈一貫力言不可。在這些大臣前仆後繼的勸諫之下，明神宗朱翊鈞是筋疲力盡。最終，在慈聖太后的直接干預下，明神宗朱翊鈞冊立19歲的朱常洛為皇太子。至此“國本之爭”終於落幕。期間逼退內閣首輔四人，大批的主事、給事中、御史等部級、副部級官員被杖責、謫邊、罰俸、外調。雖然支持太子的大臣取得了勝利，但君臣關係嚴重割裂，明神宗更是怠於政事，使得之後的明朝政治混亂不堪，黨爭攻訐不斷，變得不可收拾。

對於這位皇長子，明神宗朱翊鈞一直沒有好感，一直沒有把他當作接班人培養，接受正規的教育，直到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正月才允許其出閣講學，而且這種講學時行時停，延誤了朱常洛的正常培養教育，導致其後登基政治經驗不足。並且長期對朱常洛母子打壓，削減二人的膳食、衣服、侍從等標準，長期的殘酷、恐懼宮廷生活也使得後來朱常洛的心理出現了畸形，即位後放縱恣欲，身體狀況極差。

明光宗朱常洛像

在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王恭妃的生活處境並沒有多大改善，也未被加封。畢竟明神宗還是視其為“都人”，將其母子分開，不允許母子見面。已被打入冷宮的王恭妃終日以淚洗面，度日如年，最後雙目失明。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王恭妃的長孫（明熹宗朱由校，朱常洛長子）出生，1606年（萬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明神宗朱翊鈞在群臣的勸諫下進封她貴妃，這比鄭貴妃整整晚了20 年。

景陽宮

1611 年（萬曆三十九年）九月，王貴妃重病，太子朱常洛懇求去看望母親獲准，景陽宮深鎖不開，太子破門而入，此時的王氏已經雙眼生疾，看不清自己的兒子。《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列傳第二·孝靖王太后傳》 中記載：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定陵墓中的葬品 看兩皇位的地位差異

1620 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明神宗朱翊鈞這位明朝歷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終於去世。十月初三日，安葬於定陵。在朱翊鈞的定陵中，同時安葬著他的兩位皇后，一位是原配皇后王氏（孝端皇后），另一位則是前面所提及的終生不受他待見的王恭妃（明熹宗即後追認為孝靖皇后）。

定陵地宮

定陵

孝靖皇后去世後，對於她的葬禮規格，明神宗想草草了事，但首輔沈一貫、大學士葉向高等幾次上疏要求高規格安葬，在葉向高以“皇太子母妃薨，禮宜從厚”諫言下，明神宗才將其加諡為皇貴妃，後來在禮部侍郎翁正春上疏催請下，才將她選墓天壽山建墳安葬，但薄情寡義的明神宗要求不設置守陵內官，不撥給守墳的費用。直至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之後，在16 21 年（天啟元年）九月十三日又為她上尊諡“孝靖”，並將她以皇太后身份遷定陵與明神宗合葬。

對於孝靖皇后的喪葬規格，學界有很多研究成果。王麗梅的《禮，“辨貴賤，明等威”－淺析萬曆二後隨葬品的差異》一文中稱，孝靖皇后的兩次安葬，身份、地位不相同，其隨葬物品也不相同。其最初以皇貴妃身份安葬時，與孝端皇后的隨葬物相比，包括袍料、絲織匹料、服飾、被褥、金器、銀器、首飾等物品不僅在數量、質地、類別上有差異，而且在製作風格上也存在著很大不同。以隨葬的金質物品（不包括首飾）為例，孝端皇后金質物品則有1 30 件，而孝靖皇后隨葬的金質物品僅6 件，相比孝端皇后的金錠、金餅、金錢，孝靖皇后的此時的隨葬金錠也僅有1 枚，其他隨葬銀器中也多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

在其以皇太后身份遷葬定陵後，放置的物品品種、數量明顯增多, 除增加了一些玉質、金質物品外，更主要的是增加了諡寶、木製諡冊和鳳冠（十二龍九風冠1頂、三龍二鳳1頂）這類極具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的物品。

孝靖皇后（王恭妃）諡寶

孝靖皇后 鑲寶立佛金簪

孝靖皇后隨葬織物圖案

在封建觀念和禮教的雙重束縛下，女性作為男人的附屬物存在，受侮辱，被損害，作為充賞賜的犧牲品……儘管王氏從一名宮女到後來成為皇貴妃，但她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沒有和男性對等的權利。一生中，沒有母憑子貴，卻是倍受冷遇，不如常人，在後宮政治鬥爭中求生存，在疾病折磨中度餘生，整個人生在壓抑、沉悶、恐懼中度過，深切的悲傷中甚至沒有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