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報紙是怎麼寫慈禧的？他們如何評價當時的局勢？
本週，「聽好書」為大家推薦《新政、立憲與革命》這本書，它主要講述了1901年-1911年這十年的歷史，這段歷史被教材匆匆帶過，但是從整個近代史的角度來說，清末新政的這十年是一段完整的歷史階段，既是清政府挽救自己的最後一次努力，也是晚清在改變自身政治體制這件事上，走得最遠的一次嘗試。
書中有很多有趣的細節，接下來我們為大家分享。
《新政、立憲與革命》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論文集，作者李細珠為了說明清末立憲時的一些歷史事件，引用了很多史料的原文，比如：當時反對立憲的軍機大臣鐵良、榮慶覺得太監們能夠影響到慈禧，於是在他們之中散佈謠言，說一旦立憲成功，所有的宮女和太監就都會被趕走，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宮廷裡享福。於是就發生了下面記載的歷史事件：
“裁內監之議起（實則絕無此說）。一日，太后出，太監百餘人環跪哭求，謂：外間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爺念奴輩服侍已久，開恩賜留。太后驚詫，謂：我未聽見有此話，如他們必須逐去爾等，是大與我過不去。”
編輯正看得過癮，一想不對啊，
那時候只有皇帝會有起居注，為啥慈禧太后的這些瑣事也被記錄了下來？再一看資料出處——《京師近信》，載《時報》。等等，這個意思是說，報紙的消息靈通到都能打探後宮發生的事情了？
再往後翻書，發現《時報》的這個《京師近信》欄目料是真的足。比如當時的軍機大臣瞿鴻禨雖然反對設責任內閣，但面上一直不表態，這個欄目就諷刺“瞿氏周旋於兩黨之間，無所反對，將來無論何黨勝，瞿氏必不敗。”
所以不光消息足，膽子還很大？
李細珠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張偉 攝影
按捺不住好奇心的編輯在採訪的時候問了李細珠老師，他這樣回答：
“實際上在清末的時候報紙應該是相當自由的。當時一個是本身對這個也沒有意識到，後面在清末的時候，大概在1909年，才出現一個報律，就對報刊要有一些規範性的法規。而且當時的報刊，有些記者他也有內線，比如說他可能記住那些當官的人或者他們的幕僚，通過錢來買信息的，他們有固定的內線。”
中國近代報紙，一開始都是傳教士在中國辦理，用來宣傳宗教教義以及通商活動等信息。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國人再次開始了辦報熱潮。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在1895年創辦的講論洋務的《萬國公報》，以及他們1896年分別在上海創辦的《強學報》《時務報》等等。。
《時報》在民國繼續發行，圖中為1917年7月2日上海各界反對張勳復辟的內容
而我們剛剛提到的《時報》由保皇黨人創辦於1904年，是當時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在國內的喉舌。時報專闢了時評欄目，而這個時間又正趕上清政府預備立憲之始的1905年。所以，在這張報紙上，我們能夠追溯到那個時代眾多歷史場景的真實樣貌。
當然，書裡引用的不止這一張報紙，另外兩張引用比較多的是大名鼎鼎的《申報》和革命派創辦的《民立報》，這兩張報紙評論政治之尖銳比起《時報》也不遑多讓。
《申報》由英商合辦，中國人執筆 被稱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
例如，1910年責任內閣人選懸而未決時，申報載文《內閣總理無非親貴》稱“至總理一席，慶邸（指當時的軍機大臣之首慶親王奕劻）本有謝絕一說。日下廷臣擬推朗貝勒、倫貝子、澤公三人（指當時的少壯派毓朗、溥倫、載澤），再就三人中推定一人。但朗貝勒一味卻辭，倫貝子近來因資政院故又為各樞臣所不喜，且將來又有貴族院議長之望，惟澤公既與各樞臣感情甚厚，且有自願承認之意，故甚為有望。然慶邸是否謝絕猶未可定，故澤公於此席亦尚未穩當雲。”
寥寥數語，道盡了當時複雜的政治局勢以及奕劻的虛偽。
《民立報》 題字“光我神州”者為該報記者，同盟會元老陳其美
而《民立報》更是預言了“皇族內閣”的出現：“吾國之貴族，真有絕世聰明。龍種自與常人殊，豈不信哉？……國民無能，勞貴族多矣。故海軍也勞貴族，陸軍也勞貴族，軍機也勞貴族……而不久組織內閣，也又要勞貴族。賢者多勞，真乃萬能！”
而且，這些報紙不但評論時政，還努力開民智，倡導關注時事的風氣。當時，《時報》還做過一個投票競猜內給總理大臣人選，收到了8357有效票，有3734票猜中奕劻，有人投票時還寫道：“慶邸如不死，必為所得。”可見當時高層的種種權力糾葛，在民眾心裡，已經是洞若觀火。”
在不自由的時局裡，有自由的報紙，是那個混亂年代的幸運，人們有了思考、發言和求得共識的地方，才能和整個清朝專制階級的陰影相抗衡。而且，在我們今天回望歷史的時候，也留下了珍貴的記載。
所以，任何年代，公共的發聲空間都應該被保護，應該被重視，應該有人嚴肅地參與其中。這不僅是因為公共事務的需要，更是因為，如果只有一個聲音的話，只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有些事情就會被永遠忘記，有些記憶就會留下難以彌合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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