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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註明：本文稍有劇透，介意者慎讀
看完電影回到家，已經是柏林時間晚上七點。打開手機微信，發現自己漏掉一條上午的重要信息，在鄉下外婆家的舅舅發來信息說：“現在可以打過來（微信電話），外公在門口等你。”
外公和外婆住在湖北鄉下，距離武漢只有大約兩小時自駕車程的距離，今早，作為鄉村醫生的外公接診了外來人員，舅舅說外公在家自行隔離。我們的視頻計劃必須推遲。誰知，住在湖北鄉下的外公外婆為了看到我一眼，特地跑到了隔壁舅舅的屋子門口，等著和很久沒見的外孫女說說話。
就像賈樟柯在電影開始前說的最後一段話：“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中國人最困難的時候，在出發之前，我們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時抵達柏林。最後，我們還是來了。我想，這個時候，電影應該存在。”
對於當下身在國內的人來說，看電影、逛街、聚會之類的活動都是加速病毒傳播的危險行為。人們只能在家裡等待，等待“禁足令”的解除。我不敢寫太多“春暖花開”的希望風格的句子，這場持久的抗疫戰中，我並沒有做什麼。
這部電影以前的名字《一個村莊的文學》，不知道是不是“改編”劉亮程散文集的名字《一個人的村莊》
60後作家“代表”餘華從小生活在浙江海鹽，一個靠海的小城，小時候，他和小夥伴們經常去海里游泳。那時候，海鹽的海水是黃色的。在學校上課時，課本里說海水是藍色的，他經常想：為什麼我都看不到藍色呢？
有一天，他遊了很長一段距離，一邊遊一邊想著：我要一直遊，一直游到海水變藍。
酷酷的60後餘華
夜晚的海鹽，他走在海邊，說著自己兒時的心願。影片在這裡畫上句點。這時，我旁邊的一位德國奶奶說了句：“Toll!”（太棒了！）而我想到自己小時候讀完課文後冒出的疑問和與餘華相似的渴盼——山的那邊是海嗎？在被小山丘環繞的我家鄉的小鎮之外，可以看到大海嗎？
作為一部以作家為主要受訪者的紀錄片，這是一個很好的開放式結尾，有充分留白，也讓人感受到這些作家各自探索自身出路時的誠摯和堅韌。
最後一個提問的年輕人直接引用影片的片段，並拋出一個“導演可能覺得有點難回答”的問題：
影片裡有個片段，餘華的短篇小說被《北京文學》選中後，編輯叫他去北京改稿，原因是“這篇稿子的結尾太灰暗了，在新中國絕對沒有這麼灰暗的事情，得改一個光明的結尾，稿子才能發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個場景可能有點諷刺。不過，在影片結尾的合作方和感謝名單裡，我發現很多政府機構的名單。而結尾的“游到海水變藍”也有種光明的結尾的感覺。我想問，賈導有沒有收到編輯的要求，所以特地給片子設計了一個比較光明的結尾呢？
賈導對這一“困難”問題的回答很有力，他一步步拆開來回應。他說，在中國，要拍任何地方，無論一個鎮、一條街還是一個社區，你都得先申請拍攝許可，獲得管理這一區域相關部門的批准後才能開機。我想，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樣的。
另外，“我沒有一個像餘華當時那樣的編輯，這部片子的主要投資人是我自己，我沒有提出這樣要求的’編輯’，沒有特地做一個“光明的結尾”。”
最後，作為某種對提問和對電影開場時候那段話的“呼應”，賈導也引用了餘華作為他這部電影全球首映的結尾。
“我想，無論是電影工作者，還是別的領域的人，都會有一定的希望社會變好的理想。我拍電影22年了，拍到現在，我發現，期待的改變其實很緩慢，當然有某種疲憊，某種失望。
但是，在拍攝這部記錄片的過程中，聽賈平凹講他的經歷（文革時，作為鎮上教師父親被批為國民黨特務分子，撤銷公職，被押送回鄉下老家，父子倆見面時，賈平凹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哭泣......），到餘華的經歷（全場觀眾幾次的笑聲都被餘華這部分包了），再到梁鴻用她的文字，講述她自身以及這個時代的底層人物的故事......
通過這三位作家的講述，我發現，變化雖然很緩慢，但它是會發生的。就像餘華引用《國際歌》的那句“沒有什麼神仙皇帝，我們要自己救自己。”
游到海水變藍，從某種意義上，和《國際歌》有些相似的含義。
賈平凹
大概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在家裡的書房發現一本《賈平凹散文集》，按照我一貫的“選書”習慣，翻開正文部分第一頁，看看這個作者的難度幾何。讀著，發現文字挺樸實，講的也是生活日常，我便半懂不懂地啃下來了。
現在，我腦子裡已經沒有關於那本翻得挺破舊的書的殘留記憶了，只記得中專中文系畢業的媽媽看我又“看上”她藏書裡的一本書，給我簡單科普了一下——這是一個西安的作家，他的名字不讀“ao”，要讀“wa”（我當時腦子裡出現一池塘的青蛙），是陝西方言的發音；我們讀書的時候（90年代初），他特別火，大家都喜歡讀。
今天看賈導的片子，才對這位生於五十年代、寫作過程經常用到陝西方言的作家有了更多瞭解。賈平凹二十出頭的時候，也經歷了一段迷茫期，他說“那時年輕，什麼都想寫，畢業後也是什麼都寫一點 ，到1982，83年的時候，感覺這樣不行，得找個方向。”
那段時間，他決定回老家商洛待一陣。回去後，他和兩個朋友一起，每天騎著單車，在村裡到處逛，感覺很痛快、自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小村小診所感冒打針，因為注射用品不乾淨，感染了乙肝，用了15年才治好）和最大的快樂都在這個時候。”回憶自己和故鄉重新產生聯繫的那段時間，賈平凹說。
那時，他開始找到自己座標系的原點和方向，以賈家莊的人為原型，創作新的小說，從短篇到長篇。到八十年代中期85、86年的時候，他的座標系慢慢成型了——“站在家鄉，看中國，看世界。”
賈導說，現在，他有一半的時間生活在老家汾陽（沒事的時候就住這兒，有事的時候離開。他在《十三邀》裡如是回答許知遠）。他有很多電影取景在老家，現在，很多時候也去各地取景拍片（譬如這部，去了三位作家的家鄉）。
無論在哪裡拍攝，“汾陽是我的起點，一直給我靈感。它是故鄉，也是中國。”汾陽就是中國，因為汾陽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縣城，而中國正是由無數這樣的小縣城組成，而不僅是那幾座大城市。
梁鴻
2007年，梁鴻在北京生活第七年，讀完博士，結婚生子，兒子兩歲了，生活裡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她好像即將開啟生命的新階段。她卻感覺這樣的狀態不對勁。內心有個隱約的聲音，叫她回家看看。當然，不僅僅是“看看”，她決定回老家住一段時間，寫東西。
這次回去，她慢慢生出新的觀察角度，重新去看待家鄉的老人，家鄉的河流。她去拜訪村裡的老人們，發現他們經常接到在外打工者的電話，有時收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寄來的匯款單，他們開心得好像過節一樣。梁鴻意識到，梁莊有很多人在外打工，雖然他們人在外地，但一直心繫梁莊。而她自己，也是這些在外工作的梁莊人的一員。
“梁莊三部曲”就此拉開帷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了懷疑，我懷疑這種虛構的生活，與現實、與大地、與心靈沒有任何關係。我甚至充滿了羞恥之心，每天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夜以繼日地寫著言不及義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沒有意義。
在思維的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不斷地提醒我自己：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這一生活與我的心靈、與我深愛的故鄉、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
我的故鄉是穰縣梁莊，我在那裡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離開故鄉的這十幾年中，我也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無法不注視它，無法不關心它，尤其是，當它，及千千萬萬個它，越來越被看成是中國的病灶，越來越成為中國的悲傷時。
從什麼時候起，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成了改革、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擔？從什麼時候起，鄉村成為底層、邊緣、病症的代名詞？又是從什麼時候起，一想起那日漸荒涼、寂寞的鄉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邊緣忙碌、在火車站奮力擠拼的無數的農民工，就有悲愴欲哭的感覺？
這一切，都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又是如何發生的？它包皮含著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包皮含著多少生命的痛苦與呼喊？或許，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鄉村的知識分子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遠、貧窮的梁莊，踏踏實實地住了將近五個月。每天，我和村莊裡的人一起吃飯聊天，對村裡的姓氏、宗族關係、家族成員、房屋狀態、個人去向、婚姻生育作類似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調查，我用腳步和目光丈量村莊的土地、樹木、水塘與河流，尋找往日的夥伴、長輩，以及那些已經逝去的親人。
當真正走進鄉村，尤其是當以一個親人的情感進入村莊時，你會發現，作為一個長期離開了鄉村的人，你並不瞭解它。它存在的複雜性，它所面臨的問題，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擊，所蘊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難釐清，也很難理解。你必須用心傾聽，把他們作為一個個體，而不是籠統的群體，你才能夠體會到他們的痛苦與幸福。
他們的情感、語言、智慧是如此豐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這樣一個以文字、思想為生的人也會對此感到震驚不已，因為這些情感、語言、智慧來自於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看完梁鴻的講述，忽然想起我從2013年上大學以來在家住得最長的一段時間，每天去長江邊跑步，翻翻過去的日記和同學錄，讀那些買了很久都沒機會翻開的書，寫長長的回家日記。
那時，我意識到，雖然我那旺盛的“懷遠病”（Fernweh）總催我離開，但我的身體的確是最習慣這個湖南北部小鎮的，這兒溼潤但不帶鹹味的空氣，長江大堤上從水面吹來的暖風，自家小菜園裡爺爺種的很辣的辣椒......
影片最後一名受訪者是一名00後，梁鴻14歲的兒子，導演請他自我介紹。他用標準的普通話介紹了一遍自己。“我在河南出生，在北京長大；在人大附中唸書，我的愛好是物理...”介紹完，導演拋來新的問題：“用河南話把你剛才的自我介紹再說一遍吧！”
在北京長大的大男孩聽了，連連搖頭：“河南話我都忘了。”導演說，沒事，試一下。
他開始小聲練習，把剛才的話“翻譯”成河南話版本的。梁鴻走過來，靠著兒子坐著，說，沒關係，媽媽來教你。跟著媽媽標準的河南話，大男孩一句一句地重複了一遍。
教完後，梁鴻說：“你再來說一遍吧。”大男孩不再拒絕，用河南話做了個完整的自我介紹，能感覺到他部分字音有些拿不準。但是對於他來說，是否標準不重要，說河南話的過程，也是他在和自己家鄉建立聯結的過程。
等他長得更大一些，會更理解媽媽書裡寫到的那條改道的河，和村裡人形容這條河的那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梁鴻說，很早就生病臥床的母親幾乎不說話，在她心裡，母親就像一道沉默的陰影，直到現在，她都無法和人談論母親
確定了自己的座標原點後，無論看什麼，好像都在“佐證”自己內在的聲音。《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也恰好呼應了我當下的狀態。前幾天和高中閨蜜聊天，她正準備出國的GRE考試，她說，她對當下國內的現狀很失望。
我說，我畢業後準備回國，繼續做新聞。她聽了有些驚訝。聊了幾小時，她領會了我的決定，說：“的確，如果你人在國外，心裡還是一直惦記著國內的一切，可能還是回來更好吧。”
賈平凹在《帶燈》這本散文集裡寫過“故鄉”的一種定義：
夜裡，看完了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帶燈也在她的房間裡讀元天亮的書，書上說：
你生那裡其實你的一半就死在那裡，所以故鄉也叫血地。“故鄉也叫血地”，所以，無論身在哪裡，血液裡仍有故鄉埋下的種子。
而當這種子發芽，當這召喚再次響起的時候，你只能停下遠行的腳步，重新去擁抱你的緣起。
就像我親切的“同鄉”作家沈從文說過的，“我實在是個鄉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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