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萬五千里長徵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壯舉，紅軍指戰員憑著堅定信念，歷經艱辛萬苦而勝利。然而，既然是在敵人軍事高壓下的戰略大轉移，為何還含有抗日救國的主動因素?紅軍為什麼要高舉“北上抗日”的大旗進行長征?這其中有鮮為人知的背景。

左傾錯誤導致戰略轉移

1933年5月，頑固堅持“剿共”政策的蔣介石連續四次失敗後，在南昌成立了自任總司令的“剿匪行營”，從各地調集了百萬大軍，於同年秋季對中共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直接用於中央蘇區的就有33個師又3個旅外加稅警總團，達50多萬，並有1000多門大炮和5個飛行大隊的200架飛機支援。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蔣介石採取“堡壘主義”新戰術，廣築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據地推進壓縮，企圖最後與紅軍主力決戰。

二萬五千里長徵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壯舉

在強敵面前，左傾路線領導人卻極力推行所謂“進攻路線”：在“圍剿”開始前，反對進行必要準備；在強大敵軍開始“圍剿”時，要求紅軍“不讓敵人侵佔寸土”，硬拼死守，對於熟悉敵我實情的毛澤東等提出的“誘敵深入”作戰方針，則堅決排斥；在被迫進行防禦時，又實行“只講防禦，不講進攻”的軍事保守主義；在兵力使用和作戰指揮上，分兵把口拼消耗，實行消極防禦的陣地戰和所謂“短促突擊”。

時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李德掌握了紅軍實際指揮權，獨斷專行，用軍事教條命令紅軍大修防禦工事。誠然，李德在蘇俄內戰期間因打防禦戰出色，被稱為“紅色街壘鬥士”，但在中國卻“紙上談兵”，甚至連1門火炮和1挺機槍擺在什麼位置都要在地圖上硬性規定。面對敵人的進攻，他不是集中兵力各個擊破，而是將紅軍主力分兵，強攻敵人的堡壘陣地，導致無謂的重大犧牲。

1934年1月初，國民黨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黨內左傾領導人卻荒唐地臆斷他們是“中間派別”和“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未能有力支援，坐視反蔣力量的失敗，使蔣介石在鎮壓十九路軍後，全力向中央蘇區進攻。

在左傾路線指揮下，紅軍依靠簡陋的武器和粗劣的工事，與優勢敵軍激戰，僅3月的三溪圩、三坑戰鬥中就傷亡2200多人。4月，敵軍又集中11個師，向蘇區要點廣昌發起進攻，黨內左傾領導人不顧敵我力量懸殊，匆忙調集紅軍9個主力師，提出“勝利或者死亡”的口號，雖然給敵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也達參戰總兵力的1／5。7月，國民黨軍隊以31個師分六路向中央蘇區腹地猛攻，儘管紅軍在高虎腦、萬年亭防禦戰中令敵精銳89師完全喪失戰鬥力，退出戰場，但自身也付出了慘重代價，失去了蘇區防禦縱深地帶。偏偏左傾領導人“六路分兵，全線防禦”，又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沒有擋住任何一路敵軍。到8月，整個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于都、長汀、寧都、會昌5個縣城和部分鄉鎮，陷入極度被動局面。

時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李德掌握了紅軍實際指揮權

面對嚴峻的不利戰局，中共中央書記處於同年5月在瑞金召開會議，研究紅軍下一步行動和轉移問題，原則上同意為戰略轉移做準備。由於中共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重大問題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才能生效，為此將紅軍轉移的戰略部署電告共產國際。李德在回憶錄中也寫道：“突圍的準備工作從1934年5月開始，此後一直是按計劃進行的。5月底6月初，這個計劃在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並形成決議……我們通過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向國際執行委員會彙報了這個計劃。”

共產國際指示模梭兩可

對於中共的請示，共產國際6月25日給予答覆，原則上不反對紅軍主力轉移陣地。後來的不少歷史學家曾質疑這個答覆的存在，認為當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設在上海的大功率電臺遭敵破壞，電訊聯絡已完全中斷，因而不可能得到共產國際的回電。後來發現的史料證明，電臺遭破壞是紅軍長征前夕發生的，與共產國際的回電在時間上並不矛盾。共產國際代表羅邁後來也證實曾回電同意中共中央的決定。

然而，共產國際的回電卻是矛盾的!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具體引用了共產國際來電的內容：“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中央蘇區的簡稱)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說到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惟一目的只是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及在新的條件下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不難看出，共產國際雖然批准了這個計劃，但主要是強調在中央蘇區內“仍能動員新的武裝力量，紅軍的抵抗力仍足恃”，轉移只是為了保存紅軍“活的力量”。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對中共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是有所保留的，態度也模稜兩可，既認為中央蘇區仍能堅守，又擔心紅軍主力會在強敵圍攻下遭受重大損失。

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具體引用了共產國際來電的內容

共產國際的回電所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模稜兩可的工作作風，明顯暴露其遠離中國實際，對複雜激烈的中國革命鬥爭無法給以正確指導。中革軍委“三人團”(李德為軍事指揮、博古為政治決策、周恩來負責軍事計劃督促執行)不能不受其影響。李德在廣昌戰役失敗後，雖然提出要撤出中央蘇區，也派出了紅6、紅7軍團進行戰略探路，但對紅軍整體轉移並未認真準備，由他主導制定的8月至10月作戰計劃仍堅持“六路分兵，全線防禦”，將紅軍主力集中於蘇區內線死打硬拼，企圖僥倖獲勝，結果致使紅軍有生力量繼續嚴重損失。

可以說，在共產國際模稜兩可的指導下，李德和中共臨時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蘇區，另一方面又決心“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相互矛盾，根本無法進行認真的戰略轉移準備。正如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那樣：“關於為什麼要退出中央蘇區?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等，基本任務和方向問題，始終密而不宣，因此在軍事上，特別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紅軍戰士的熱情與積極性……是嚴重的錯誤。”

到了1934年9月，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共臨時中央被迫準備戰略轉移。此時，周恩來利用統戰關係，與廣東國民黨軍陳濟棠部達成秘密停戰協議，為紅軍撤離蘇區讓路。博古為此特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而共產國際回電詢問：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讓紅軍主力繼續留在蘇區內線作戰?顯然，共產國際直到此時仍不希望中央紅軍戰略轉移。這不能不說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時機選擇過遲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另藏戰略圖謀

史料表明，共產國際事實上不願意紅軍主力戰略轉移，而是希望紅軍在原有的根據地繼續發展壯大，成為一支“強大令人生畏的並可以進行戰略行動的武裝力量”。這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斯大林的潛在考量。

共產國際不願意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有著斯大林的潛在考量

20世紀30年代初，國際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歐洲的德意法西斯整軍備戰，尤其是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在衝破凡爾賽和約束縛後，對蘇聯的潛在威脅日益增大；亞洲的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後，對蘇聯的挑釁和戰爭準備也未放鬆，牽制了遠東蘇軍大量兵力。為此，1934年夏，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開始著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根據這一戰略，蘇聯急需在遠東地區，特別是在中國有一支強大的抗日力量，以牽制侵略氣焰囂張的日本，減輕蘇聯在遠東的壓力，從而把戰略重點傾斜向歐洲，對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國，避免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

為了把戰略重點轉向歐洲，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一度把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國民黨身上，畢竟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蘇俄與國民黨有過積極合作。但共產國際通過分析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和長城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實力和積極剿共政策，特別是蔣介石對張學良請求抗日而大加訓斥：“赤禍是最大的禍患……這種敵人不打，還要什麼抗日?”可謂讓蘇聯和斯大林失望到極點，從而把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國紅軍的發展壯大上。而此時中國工農紅軍經過四次反“圍剿”勝利，取得了長足發展，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尤其是共產國際瞭解到中國紅軍數量已達30多萬，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革命軍事力量，顯然希望看到中國紅軍不斷壯大，在時機成熟時承擔起抗日重任。在這種大前提下，自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在強敵壓迫下進行前景不明的戰略大轉移。甚至抗戰期間，斯大林看到中共軍事力量不斷髮展壯大，也曾多次不切實際地向中共中央提議“向東北進軍”，以牽制日軍的北進企圖，減輕日本對蘇聯的軍事壓力。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實際缺乏客觀瞭解，對革命形勢的分析判斷過於樂觀，加之左傾領導人將第五次反“圍剿”斷定為“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甚至對實際戰況報喜不報憂，從而導致在共產國際內部也瀰漫著輕視蔣介石反動力量的強大、不切實際地誇大中國革命力量的氣氛。在這種氛圍下，共產國際很難證實和承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酷現實。如果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則勢必意味著中共在國內革命戰爭中的重大失敗，也給共產國際和蘇聯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當然，共產國際也吸取了以往對中國革命“發號施令”而造成慘痛損失的教訓，害怕強迫紅軍留在根據地會造成無法預料的損失，因而在原則上沒有明確反對紅軍主力退出蘇區，保存有生力量。

最終將戰略轉移宣傳定義為“北上抗日”

“抗日救國”舉旗遠征

戰略轉移不可避免，中共臨時中央不得不倉促進行準備。當時東北淪陷、華北告急，為了使紅軍的戰略轉移與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國內抗日救國的戰略任務有機統一起來，創建抗日救國基地，實現直接對日作戰，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共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首先開始進行政治輿論準備，宣傳定義為“北上抗日”，並以此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而抗日救國既是共產國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需要，也是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客觀要求——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就發出了抗日救國宣言，號召組織抗日武裝，進行遊擊戰爭，並派出了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等優秀共產黨員到東北組織游擊隊。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又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可謂使抗日救國的理念“深深印在紅軍指戰員的腦海裡”。在此次倉促進行的戰略轉移準備中，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又將戰略轉移與抗日救國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繫在一起。

1934年7月7日，紅7軍團奉命組成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進發。8日，博古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發表講話：“紅軍直接對日作戰的時期已經日益逼近，我們全體紅色軍人應當準備著在任何時候，率領全國民眾進行神聖的抗戰。”毛澤東也隨即寫了《目前時局與紅軍抗日先遣隊》一文。7月15日，毛澤東、朱德、項英、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等聯名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8月1日，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發表評論：“我們工農紅軍今年‘八一’全體誓師，在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勝利決心下，準備全體北上抗日。”4日，紅軍總政治部又發出《關於在部隊中解釋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的指示》。7日，由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6軍團奉命離開湘贛根據地，開始了長征先遣行動的“抗日西征”突圍。10日，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70期發表社論《使紅軍抗日先遣隊的出動成為真正的廣大武裝民眾民族革命戰爭的開始》。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後，同年11月，紅25軍又高舉“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開始長征。近年出版的紅軍長征日記也證實，當時紅軍的動員教育均將退出蘇區根據地的戰略行動稱之為“北上抗日”，個別稱“西征”，並未提及“戰略轉移”的字眼。英勇的紅軍指戰員正是靠著“抗日救國”、“北上抗日”的信念，浴血突圍，走過了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開始了長征

9月下旬，軍事形勢又發生新的變化。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制定了徹底剿滅紅軍的“鐵桶計劃”，準備調集150萬大軍、300多架飛機和250多門大炮，“鐵壁合圍”，對紅都瑞金實行“向心突擊”，將紅軍主力壓迫到最小範圍進行決戰，爭取在一個月內徹底圍殲。由於參加會議的國民黨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力圖保存紅色抗日力量，會議結束當晚，將該計劃交給了中共地下黨員項與年，內有總動員令、各種圖表、具體部署、各軍的進攻路線、日程安排、戰鬥序列、“剿共”守則及蔣介石的語錄等，每份文件都打上了藍色的“絕密”字樣。項與年當夜密寫複製，艱苦跋涉到達蘇區邊緣，又用石頭將自己的四顆牙齒敲掉，化裝成要飯的“臭瘋子”，混過敵人層層關卡，於10月7日將這個“三四斤重”的絕密情報送到了中共臨時中央。

在嚴峻的敵我態勢面前，即便李德、博古等左傾領導人也深感，實行戰略轉移已是惟一出路。周恩來則指出紅軍主力必須搶在國民黨軍包圍圈尚未合攏之前，迅速跳出“鐵桶”，尋找新的戰機，粉碎“圍剿”。臨時中央和“三人團”緊急決定(這也是外人眼中紅軍長征似乎很匆忙的緣故)，以中革軍委名義發佈了戰略大轉移命令，同時成立以項英、陳毅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數部隊堅持游擊戰爭。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8.6萬人奉命向興國、于都、瑞金地區集結，10月16日至21日渡過於都河，踏上了長征之路。

後記

前文所述，國民黨在紅軍長征前夕破獲了中共上海局的電臺，使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繫被切斷，共產國際不知道中國紅軍當時的實際戰略行動。史料記載，斯大林後來在聽取共產國際負責人關於中央紅軍已經長征的彙報後，曾說：“他們怎麼說走就走了呢?”可見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並不希望看到中國紅軍放棄中央根據地，還是希望紅軍在原有根據地發展壯大，在時機成熟或需要時擔負起對日作戰的重任，從而服務於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

中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得斯大林對“洋欽差”李德在中國蘇區所犯的錯誤十分惱怒，以致李德長征後很長時間留在延安，不敢回蘇聯，後來回到蘇聯也立即受到嚴厲審查，雖然保住性命，但也喪失了政治地位，算是“長期坐冷板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