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作品的內在靈魂和審美價值
文 ▏雷達
《平凡的世界》顯示了一種強大的生命力，也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謎。有時候我們無法知道，這個看起來面貌過於樸素的作品，為什麼會受到這麼長時間和這麼多讀者的歡迎和喜愛？從多年來大學生閱讀狀況的調查看，《平凡的世界》的借閱量始終居於高位。雖然“80後”“90後”年輕人中也有人說“這部書太遙遠”了，甚至說它“過時了”，但總體看來，無論是書還是電視劇，仍然保持著很高的銷售量和收視率。這就不能不讓人深加探究。
一
《平凡的世界》有一個總的特點，那就是把歷史命運個人化、把個人命運歷史化，由此形成一個橫縱交錯的骨架，使之帶有全景性、史詩性和開放性。所謂歷史命運個人化、個人命運歷史化，真做到可不容易；而《平凡的世界》卻能化二為一，融為一體，在人物身上閃現時代生活的劇烈變化，讓時代變化在一個個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農民的心靈激起波瀾，它們不是兩層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人物的動機不僅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而主要是從歷史的潮流中浮起來的。
小說講述的是1975到1985這十年間，陝北高原雙水村三家人，孫家、田家、金家及其相關的一大群人的生活史，突出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人生奮鬥經歷，實際上作者寫的遠不止這些，他把筆伸向鄉村、中等城市、省城、煤礦、學校等非常廣闊的畫面。卷首語說，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說明它不僅要表現歷史交替時期具體的變動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現在古老大地上和滄桑歲月中，普通勞動者們的一貫的真誠與勤勞、堅韌與追求。這就使一代代的讀者，既可看到多年前的日常生活場景，同時不斷地把自己加入進來，在作品裡找到自己，敲響心靈追求的鼓點。
小說在視角上最突出的特點，是把焦點聚結在普通人、小人物身上，所以才叫“平凡的世界”。路遙是新時期底層敘事的自覺的先行者。路遙多次跟我談過，他認為，在最平凡的生活裡面，隱藏著動人的詩意和豐沛的社會內容。他並不否認帝王將相或英雄偉人的意義，但他更看重“平凡”，認為它的概率更大，意味無窮。他認為，小人物，大意義，一個個陝北農民，如一棵棵樹，根子紮在中國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他批評過，人們寧可關心一個小演員毫無價值的家庭瑣事，卻不願意關注一個普通人生活艱難的追求，這是一種顛倒了的眼光。他就是想在平凡的世界裡面、平凡的生活裡面、平凡的人裡面，發現一些真正值得記住的、帶有哲理意義的，或者帶有道德理想價值的東西。他說：“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顯示出一個人人格的偉大來。”這可說是《平凡的世界》在美學上很重要的追求：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展示底層生活不平凡的意義。
在藝術概括方式上，也有特色，那就是採取兩種“交叉”——寫城鄉交叉地區和底層人物與上層人物的交叉。路遙和賈平凹不一樣的是，他寫的不是純粹的、完全封閉的農村，他也重點寫農村，但更注意寫縣城、省城，猶其是城鄉交叉地帶，在他看來這裡既是封閉的又是開放的，是信息量最豐盛的地帶，最能認識中國基層社會的真面目。如《人生》中高加林待的地方多是城鄉交叉。他作為村裡民辦小學的教師被人頂替了，他氣不忿，就起來抗爭，後來他進到縣城裡面，當上了縣報記者，後又被辭退。另一個“交叉”或尚不大為人注意，那就是“上下交叉”：在《平凡的世界》裡，田福堂與田福軍哥兒倆，一個是道地農民，一個後來當到省委副書記。中學教師田潤葉苦戀著莊稼漢孫少安；省委副書記女兒、省報記者田曉霞熱戀著煤黑子孫少平；而農家女、後來考進大學的孫蘭香也與省委吳副書記之子談戀愛，等等。在《人生》裡，黃亞萍與高加林也是出身地位懸殊。這樣的人物關係構成和位置的交錯，使得小說富於張力。當然，其中也不無作者美好的心願和理想化的一面。
二
如果說，以上所說，主要還是路遙作品文體、結構、視角以及藝術概括方式上的特點的話，那麼我們需要著重解讀的是，路遙作品的審美內核、審美靈魂、精神內涵以及他的作品打動千萬讀者的秘密所在。路遙筆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質上的貧窮者、精神上的高貴者，理想高遠，品質高尚，毅力頑強，外在的貧困和內心的高傲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和反差。他筆下的主人公雖各個不同，但對命運的抗爭、不屈、力圖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是共同的。為什麼《人生》的主人公叫高加林？其實有路遙自己的影子。在一個寒冷的夜晚，天上有個衛星在轉，上面有一個人在衛星裡面，那就是高加林少校。路遙記下了這個名字，並把它給了他小說的主人公。路遙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吃的是窩窩頭，看的是《參考消息》，賣的是苦力，想的是有一天在聯合國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孫少平說：“總有一天，我要扒著火車去外面的世界。”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們解析《平凡的世界》一定要看到它向上、向外擴張的力，那股內蘊的強烈的精神追求。
我認為路遙作品中強烈的審美衝擊力來自三個方向：一個是傳統道德之美；一個是苦難、冶煉之美；一個是自我實現的未來之美。它們像三股強大的激流，激盪著無數青年讀者的心。首先，在路遙筆下，雙水村崇尚父慈子孝、長幼有序、用情專一、仁厚孝悌的倫理秩序。儘管也搞過階級鬥爭，但傳統美德作為精神的底盤，如厚土般穩定。孫玉厚就是一位堅忍頑強、淳樸善良的偉大的父親形象，他培養了好幾個優秀的兒女。在這裡，傳統文化是很具體的，一雙新鞋先給誰穿，兄弟倆互相推讓；一個白麵饃留給誰吃，自然是留給奶奶；孫玉厚守候著一元錢的“失主”，為的是拾金不昧，處處透著誠信與仁義！孫少平要維護郝紅梅的名聲，那樣執著；田潤葉在李向前殘廢之後回心轉意，升起了憐愛之情。這裡又有多少厚愛和忠貞！當孫少平在礦山頻遭打擊，得到惠英的溫情關照時，不由落淚，路遙抒發道：“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這是一個雖然貧窮卻充滿了勞動者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精神家園。
更加動人的是，關於苦難的書寫和在苦難中經受冶煉所產生的美感。路遙認為：“人生充滿了苦難，在與其不斷的搏擊中，人才會活得充實一些，才能獲得幸福感。”在《人生》裡，高加林半夜拉大糞車挨家挨戶地找糞源、掏大糞；高加林在縣城叫賣饃饃，可怎麼也張不開口；劉巧珍帶著狗皮褥子去看望高加林，高已背叛，卻淚流滿面，無法開解。《平凡的世界》一開始寫學生們到食堂打飯，饃分“歐亞非”三種，歐是白麵饅頭，亞是棒子麵窩窩頭，非是高粱面窩頭，五分錢的菜是清水熬白菜，一毛錢有點粉絲，一毛五的才帶點肉片。這都非常真實。郝紅梅和孫少平總是最晚去打飯，他們是吃不起菜的。這段描寫使我這個曾經的西部學子，湧上熱淚。貧窮、苦難，往往又與勞動、愛情連在一起。在路遙看來，只有勞動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強大。孫少平發出過這樣的內心獨白：“一個人精神是否充實，或者說活得有無意義，主要取決於他對勞動的態度。當然，這不是說我願意牛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的勞動太沉重了。但要擺脫這種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說，千百萬人都這樣沉重。你一旦成為這個沉重世界的一員，你的心緒就不可能只關注你自身。”
路遙寫愛情也很獨特，愛情如苦難中一縷絢麗的暖陽，照徹人心。路遙確實讓一些地位比較懸殊的男女相愛了，因為他嚮往那種非功利的、超越門第和貧富的、能經得起苦難考驗的、自由而熾烈的愛情。但其愛情的內核主要還是“善”。這是路遙道德理想觀的一個部分。這樣的愛情在任何時候，特別在今天，都顯得奢侈，卻又是多麼高貴。他抒發道：愛情啊！它使荒蕪變為繁榮，平庸變為偉大；使死去的復活，活著的閃閃發光。即使愛情是不盡的煎熬、不盡的折磨，像冰霜般嚴厲、烈火般烤灼，但愛情對心理和身體健康的男女永遠是那樣的自然；同時又永遠讓我們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議。於是，從美學上講，我們有可能會提出，路遙的作品有無把沉重勞動詩意化、把生活苦難神聖化、把愛情倫理拔高化的傾向？這似乎是雙刃劍，既有昇華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
路遙作品裡還有一種美，那就是個體意識覺醒和自我實現的未來之美。這是它之所以撥動一代代青年奮鬥者心絃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主人公往往是農村生活方式和傳統土地觀念的叛逆者。高加林和孫少平更接近路遙個人的精神史。他們都有強烈改變自身處境的慾望。這裡含有現代性。“五四”最重要的主題就是發現了人，發現了個體意識，發現了為自己活著的人。從高加林身上，可以感受到農民的母體正在誕生著她的新生兒。《平凡的世界》特別能代表路遙主觀世界的矛盾。路遙一方面讚賞、理解，甚至是擁抱中國農民的堅忍、溫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路遙的主人公身上又有野性的、叛逆的、不馴服的、不安分的東西，那就是現代個體意識的萌動，就是要改變命運，走向未來，揚棄父輩們的生活老路。這兩種理念在他頭腦經常打架。於是作品出現了雙主人公，一個是少安，一個是少平；孫少安更多代表傳統農民的固守鄉土，而孫少平是個遠行的做夢者，作品把這兩種精神放到兄弟兩個人身上，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兩面，把一個人分成兩個人，他們是精神上的孿生兄弟。在《人生》裡，一方面歌頌高加林式的“現代”叛逆，一方面歌頌劉巧珍式的傳統貞操，這兩個美他都喜歡。最後這兩個東西很難糅合，只好讓高加林迴歸到土地上，抓了一把黃土，喊出了一句懺悔的話。路遙就是這樣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作家，他能夠把看起來似乎不可能融合的東西構成一種奇異的美。傳統美德與個性解放，愛土地如命與“到外面去”，沉重地挖煤與酷愛貝多芬音樂被糅合在一起。這種自我矛盾、二律背反式的悖論，恰恰帶來了蕩氣迴腸般的撞擊。
三
我們現在應該能夠理解，《平凡的世界》為什麼二十年來一直受到青年讀者喜愛的主要原因了。對於一切企圖改變現狀、改變命運的人來說，必然會遇到矛盾、阻力和困難，人生是一場奮鬥，它時時需要心靈的撫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這部書表面上是紀事型的，骨子裡是抒情的，寫意，敢於正面迎視這些問題。我們處身在一個物化的、功利化的、娛樂化的時代，我們被物質的鎖鏈鎖著，慾望、感官、物質的實惠化，使我們常常覺得我們的肉身很沉重，想飛飛不起來，想跳跳不起來，最難的是如何活得有筋骨、有精氣神，在困難乃至苦難面前，不低頭、不屈服，保持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並不是路遙對此能給出什麼靈丹妙藥，或直接回答什麼問題，其實人生之謎是無解的，路遙本人也是困惑重重；我們只能說，他筆下的既卑微又驕傲、既平凡又剛毅的主人公們，能給青年讀者以沉思、勇氣和鼓舞，給行進者以精神的滋養。
不過，這裡需要注意，如果《平凡的世界》只是一部就事論事的寫實之作，沒有這種精神力量貫穿，那根本不可能有現在的影響力。還應該注意到，如果所謂的“鼓舞”，被寫成只要敢於吃苦就必定會成功，就能成大款、成功人士，就花好月圓，“金榜題名，奉旨完婚”（魯迅語），那可能不過是一部廉價的、痴人說夢式的庸俗故事。路遙的作品當然不是這樣。他的主人公大都是悲情的結局，高加林如此，孫少平也如此，路正長，人生無窮期，作品審美上的悲劇性，顯示了路遙清醒的一面。
四
從創作方法上講，路遙堅持的基本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同時注入了某種浪漫主義的色彩。路遙寫《平凡的世界》的時候是1985到1988年前後，那正是中國文壇上借鑑和實驗現代派文藝、先鋒派創作、前衛藝術最為活躍的時期。在當時的氛圍下，理論批評界沒能給《平凡的世界》太多的讚揚和肯定，甚至是很冷淡的，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卻也暴露了我們總是習慣於“一邊倒”的思維。路遙也讀新潮作品，但他認為最能影響讀者和最有價值的還是現實主義，他尤其崇尚柳青式的現實主義。他不無幽默地說：“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並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問題當然不僅僅是“餐具”的不同。應該承認，路遙的堅守是有意義、有道理的，在某種意義上，路遙是對的，實踐證明這部手法和麵貌頗為傳統的作品，確乎具有某種穿越時空的生命力。不過，在今天“路遙熱”的氛圍下，我們切不可又走向另一種“一邊倒”，即用過分的讚揚和拔高來否定其他方法。我們只能說，用什麼方法和手法都不是決定性的，各種方法都有並存的權利，而真正決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它的思想藝術的高度和深度。
《平凡的世界》還是有一些侷限性的，比如作者對官場生活並不太熟悉，卻用了不少篇幅寫官場。這可能與他的全景性、史詩性的宏大構想有關。從字裡行間可以感到，他對喬柏年、田福軍們，有一種農民式的敬畏，近乎仰視，過於理想化，顯得比較表面，很多尖銳矛盾，解決得過於輕易，多少有一點廉價的樂觀。他寫農村也有理想化成分，農村有很多深層矛盾未能深觸，現在基本是父慈子孝，道德有序。事實上，不光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雪漠等幾位著名的農裔城籍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美化鄉土倫理的烏托邦傾向……
關於路遙作品的話題還有很多，這裡不細加討論了。《平凡的世界》為什麼會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路遙的這段話也許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廣大讀者不拋棄你，藝術創作之火就不會在心中熄滅。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
*本文原載2015年3月27日《解放日報》，收入《雷達觀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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