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裡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裡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

這是《儒林外史》中描述的明代中後期南京的繁榮景象。儘管明代自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後，南京被降為留都。但它在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仍然享有特殊的地位。南京既是明王朝在南方地區的政治中心，又是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時有“天下財賦出於江南，而金陵為其會”之說。商業的興衰則是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的鏡子。明代中後期，隨著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南京的城市商業日趨繁榮，南直隸地區也成為大明王朝財政稅賦的主要來源之一。明末南京的商業也因其城市的特殊性，呈現出特有的外在表現和特點。

南直隸

明代中後期，南京商業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工商業人口的激增、鋪戶和市集貿易的發達、外來商人和商品的增多以及服務娛樂業的興旺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南京的城市經濟一度衰落，商業也因人口的減少和市場的縮小而蕭條。經過多年的恢復發展，到明代中期，南京經濟再度興盛起來，“明（南京）之盛，在武宗南巡之後”，當時的南京貨物充盈，品種繁多。

“自大中橋而西，由淮清橋達於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東至內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噴其中”。

明代畫家仇英的南都繁會圖(局部),描繪了明代南京城的情況

總的來說，晚明南京的商業繁榮情況主要體現在工商業人口的激增、鋪戶和市集貿易的發達、外來商人和商品的增多、服務娛樂業的興旺等方面。

1、工商業人口的激增

永樂年間遷都北京時，“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遷都後南京人口一度不足30萬人。到明代後期，隨著城市工商業的恢復發展，南京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內連雲百萬家”，“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萬曆年間，南京僅十三門內外的人戶就有“幾十餘萬”之多，至於明初荒涼的城西北地區，此時已是“僧寮尼舍，群取偏匿者不可記極”，全城坊廂戶達到了9368戶，總人口則超過了百萬。

2、鋪戶、市集貿易的發達

明代的鋪戶指的是開設店鋪、經營商業和手工業的人戶。明朝末年，南京的鋪戶相對集中，

“銅鐵器則早鐵作坊；皮市則在笪橋南；鼓鋪則在三山街口、舊內西門之南；履鞋則在轎伕營；簾箔則在武定橋之東；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弓箭則在弓箭坊；木器南則鈔庫街，北則木匠營”。不同的行業鋪戶分佈在不同的區域，具有明顯的專業市場色彩。許多鋪戶海利用街道兩側的廊道進行商貿，如綢緞廊、糖坊廊、估衣廊、明瓦廊等均是如此。這些鋪店大多為外來人戶所開設，其中不少是前為店鋪，後為作坊，他們既是手工業者，又是商人。

南京城的繁榮景象

正德年間，南京的鋪戶行業已有104種。每一個行業有鋪戶數十個，甚至上百個。這些鋪戶經營的商品中，既有本地生產的，更多的則是外地輸入的商品，且大多為市民生活所必須的日用品。市民生活用品的供應主要依賴於鋪戶貿易，鋪戶貿易成為當時城市商業的主要形式。

市集貿易的經商人員多為四鄉農民，以蔬菜、家禽、米油、燃料等商品為主。城區的市集貿易形成了一些大集，類似於今天的農貿市場，成為鋪戶貿易的有力補充。

除了鋪戶貿易、市集貿易的發展外，還出現了“夜市”，又稱為“燈市”、“鬼市”。“飲虹橋、武定橋，尚有夜市”，笪橋一帶“夜市所集”，以至於人們將笪橋夜市直接成為“笪橋市”。夜市中，“鋪戶徹夜不閒，燈火熒煌，通衢如白晝”。夜市中“最忙者為質肆、雜貨食物肆”。

夜市

3、外來商人和商品眾多，商業競爭激烈

明末的南京“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密集，金粉樓臺”。南京吸引了全國各地商賈來此經商。外地商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商業勢力也壓倒本地商人，“綢緞鋪、鹽店皆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當時，徽商、晉商、閩商均活躍於南京商界。這些商賈以南京的為基地，開展全國性的販運貿易，他們東發兩淮之鹽、溯江而上，轉賣於江西、湖廣各口岸，再載回湖廣之米，銷往江南各地；他們北走齊魯秦晉，送去松江之布，運來山東之棉。這些商人的長途販運為南京市場提供了豐富的商品，南京市場上彙集了全國各地的土特產品。

在提供豐富的商品的同時，外地商幫之間為爭奪南京市場，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當時南京“當鋪總有五百家，附件鋪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一份二分三分，均之有益於貧民。人情最不喜福建，亦無可奈何也”。徽商的典當鋪憑著其雄厚的資本以低息手段擊敗了閩商。明末南京商界以徽商的勢力最大，其財力遠遠超過其他商幫。

4、飲食服務業、文化娛樂業的興旺

商業的繁榮帶動了飲食服務業和文化娛樂業的發展。明代中後期，南京的茶館、酒樓發展迅速。茶館在傳統的商業經濟活動中有著特殊的作用，不僅是休息娛樂的場所，還具有社交、傳播信息、調節人際關係等多種功能。萬曆年間，就已經有人在鈔庫街柵口等處並設茶社。此後，茶館、茶坊逐漸增多。它的出現適應了廣大市民階層日益頻繁的社交需要，併成為富商巨賈們休息娛樂、洽談生意的好去處。酒樓，又稱酒肆、酒坊、酒館等，是以經營飲食業為主、兼營其他的商業性店鋪。

酒樓

明末時期，南京的酒肆業很發達，“有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裡面，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鮮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裡坐滿了吃茶的人。”一些富商巨賈、紈絝子弟均是酒樓常客。每年南京的酒銷量很多，除了本地生產之外，還要從外地販來“大麴約五十萬塊，中曲約三十萬塊，四直大麴約十一萬塊”。

茶館

明代中後期，南京商業的繁榮還表現在娛樂業的發達，秦淮河一帶每日燈船如梭，史稱“秦淮燈船甲天下”。

“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的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侯，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悽清委婉，動人心魄……望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儒林外史》）

如今的秦淮河依舊能感受到當年的繁華

二、明代中後期南京商業經濟繁榮的特點：封建性、消費性和從業人口的外來性

1、濃厚的封建性

南京作為明王朝的陪都，是全國主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作為南直隸之地，其城市商業的發展受到了政府的嚴格控制。對工商業鋪戶，根據不同行業限定在不同的區域，各行各業，各有區肆。對所有的鋪店都要將其產業、人丁和經營狀況加以登記。編成三等九則，以此作為控制鋪戶的手段和徵調科斂的根據。在官府的嚴格編審制度下，鋪戶商人無法逃避繁重的徵調和差役。“達官健吏日夜馳驁於其間”，“若有實辦，但是開張鋪面之家，不論軍民人等一體桌它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明政府規定鋪戶違政府無償服役、當行、買辦，將鋪戶納入自己的消費軌道，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掠奪和徭役。此外，官府還“每三日一次校勘市斛、鬥、秤、尺，稽考牙儈姓名，時其物價。”

明代中後期，明朝改變了對工商業者的輕稅政策，頻繁增稅，各地都派有稅監。即使有偶爾的減免商稅，但往往是“南北二京不在此例。”終明一代，南京始終未能擺脫地區政治中心的框架而走向蘇杭等地的發展道路，這與南京作為政治中心之一的地位、政治考量大於經濟的因素有關，私人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種種限制，未能萌發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2、主體商業的消費性

作為明朝在南方地區的政治中心，城中大量的勳貴、官僚、士兵等政治人口均依賴於俸祿、監糧、軍糧為生，他們是純封建性的消費性人口。明代末年，北方政治動盪，繁華安逸的南京成為許多官員嚮往之所。雖然南京六部之中，“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卻也因此少了許多政治上的辛勞和官員的內部傾軋之傷害。大量的勳貴、官員來到南京頤養天年，同時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刺激了明末南京商業的繁榮。

明代官員

明末南京的城市商業主要是為滿足統治階級生活享受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消費需要，因而生產性的商業活動遠不如生活消費性的商業發達，南京的城市商業受消費源的影響呈現異常的畸形繁榮，生產性的商業活動雖然得到一定的發展，但直到明朝滅亡，南京也未能完成從消費性向生產性的商業城市的轉化。

3、工商業人口的外來性

明末在南京大量的工商業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外省外郡和外府的人口。萬曆時期，坊廂制和鋪戶當行制被革除，加速了外來人口的流入。他們“從聚兩京，鄉里之逃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往，或創造房屋，或開張鋪店。”這些外來人口在南京開店設鋪，從事工商業活動。隨著城市的擴大和人口的增多，原來的專業街坊已經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店鋪。在這種情況下，店鋪的分佈開始分散和合理。在很快集中的街巷，鋪店不斷的開設，因此出現了“侵官道以為肆”，以致於影響交通的現象。一些外來的工商業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紛紛聯絡鄉誼，建立同鄉會館。

在這種情況，南京本地人因為安土重遷、貪圖享受、缺乏吃苦精神和冒險精神導致在工商業的競爭上不敵外地商賈，使得明末南京的工商業界“客多而主少”。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情者多，夠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璨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

三、優越的地理位置、周邊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以及經濟政策的改革是造成明末南京商業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

1、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南京商業的興盛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

南京地區地處吳頭楚尾，水陸交通發達。因而各地的商人充分利用南京“面京洛而揖嵩岱，納江漢而控甌粵”的有力地位，大力開展轉運貿易，使得轉運貿易在南京的商業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南京的地理位置

“聖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南北商賈爭赴焉。自金陵南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眩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爭赴效之”。

2、明代中後期長江中下游地區不斷高漲的商品經濟浪潮為南京商業的繁榮注入了強大活力

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的工商業普遍有了長足的發展，棉花、蠶桑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在不斷的擴大，棉紡織業、絲織業等手工業日益發達，一些工商業城鎮紛紛湧現，松江成為江南棉紡織業的中心，蘇杭則成為太湖流域的絲織業中心，並且在這些棉紡織業和絲織業中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南京附近的兩淮鹽業和運河的漕運也促進了南京商業的繁榮，正是在附近工商城市發生的推動下，南京的商業經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