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劉箏 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由諸多內部條件和外部機會醞釀而成的。四十年的改革路程從一開始就沒有什麼藍圖，今天中國社會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開放也完全是任何人在四十年前無法預料到的。在經濟改革年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諸多內部條件之中，人口是關鍵因素之一。
經濟改革改變了人口和經濟的關係。經濟改革開始的前夜，中國社會還籠罩在沉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陰雲下（馬爾薩斯：18-19世紀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其人口定理認為人口增長按照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 。
經濟改革前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帶來了中國史無前例的人口劇增。僅30年間中國人口幾乎增加了一倍，從建國初的5億4000萬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近10億。在計劃經濟制度下，理想中的物質極大豐富為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保證所代替，人口快速增長和就學就業甚至餬口的矛盾日益凸顯。“文革”高峰期後，1700萬城市裡的青年人，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中國農村一些地少人多的地區，有些生產隊已經開始施行每個家庭勞動力輪流出工的做法，以減少集體經濟下可分配收入的不足和家庭之間因勞動力人數不均導致分配不均的困境。而就在中國社會開始經濟改革之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反彈的大批人口即將達到就業和婚育年齡。這種對人口增長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同經濟改革同時出臺的人口政策，即持續了35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的經濟改革，最根本的變化是把個人的生命權交還給了個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活力爆發的最根本源泉是來自於被承認並喚醒了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從食物生產供應到就業住房，人從計劃經濟制度下被動的“口”，變成了市場經濟時代能動的“手”。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票據取消了、農村人口進城打工的限制取消了、國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廢除了，而糧食蔬菜供應增加了、就業問題解決了、收入大幅度增加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20至24歲年齡組的年輕勞動力平均每年人數高至1億2500萬，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8000萬左右增加50%之多。改革開放不僅沒有使這些人口成為噩夢，反而正是這一批健康的同時受過了基本教育的強壯勞動力成為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的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大批年輕強壯勞動力與有利經濟條件的結合，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歷史性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的產生，是人類歷史上人口變化的一次歷史性機會。只有在合適的經濟制度環境和機會中，這種歷史性機會才能變為現實。根據不同的測算，在經濟改革開始的前二十年，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占人均GDP增長率的15%至25%。這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是像某些人簡單描述的那樣，即認為人口中青年人口比例高就會自然產生經濟紅利。在高死亡水平的環境下，人類只能依靠高生育水平來維持人口延續或緩慢的增長。當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生育水平不能與之同步下降時，便造成了人口增長。二十世紀後半葉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長正是由此而來。而當人類社會在隨後對生育水平實行了相應的調整之後，人口快速增長便迅速成為歷史。
生育率下降之前產生的眾多年輕人口，與生育率下降之後少兒人口數減少同時老齡人口比例還很低結合在一起，便是一個撫養負擔很輕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大批年輕人口需要有相應的就業機會，使他們能成為有效的生產者，才能把人口紅利的機會變成現實。 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型工業和隨著經濟改革而來的各種經濟機會，正是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制度條件，使中國社會實現了人口紅利。造成中國人口紅利機會的生育水平下降，主要來自於改革開始之前的1970年代，而不是改革之後。在1970年代這十年內，中國婦女的生育水平下降了50%以上，從1970年每對夫婦期望出生5.8個子女到1979年2.7個。這十年間的生育率下降幅度，佔到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全部過程，從1970年水平到目前遠低於更替水平下降總幅度的70%以上。生育率水平在1970年代大幅度下降，從根本上是因為在此前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之後，控制生育的願望在社會中廣為存在。中國政府在1970年代推行的“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應和了這種社會需求。
然而，當中國經濟開始走出計劃制度之時，政府對百姓生育的計劃卻遲遲不能鬆綁。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國開始推行“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政策。儘管四十年前中國社會開始對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逐步達成共識，並堅持了大膽持續的改革，對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很多人的認識仍然滯留在計劃經濟年代，即認為政府還會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那樣對個人生計負責，同時完全否認個人的理性而繼續迷信計劃的力量。
過去幾十年世界人口變化對我們是很好的啟示。時至今日，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已經是漫及全球的趨勢。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或之下已經跨越了各種可能想象的邊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無神論還是天主教、伊斯蘭教國家，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國家。高速人口增長在除了非洲之外的每個地區都已經成為歷史。超過世界人口總數一半的人都生活在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的國家和地區。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和南歐、東歐一起，成為全球低生育率地區中“低中更低”低三個地區之一。
中國經濟增長從2010年代初開始減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1970年代生育率下降所產生的人口紅利已經耗竭。由於人口紅利產生於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 這個紅利也只能是一次性的、歷史性的、無法複製的。中國社會很幸運成功受益於這個歷史性紅利，要感謝改革時期的經濟機會。而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出生人數急劇減少，近年來進入勞動力和婚育年齡的人口規模已經開始相應縮減。這個趨勢在未來十年內將加劇：20-24歲年齡組的人口規模將會進一步縮減20%左右。這個年齡組人口的劇減不僅影響到勞動力供給，也會對消費市場產生巨大影響。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繁榮和社會開放，也造就了中國社會超低生育水平的肥沃社會土壤。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一直低於保證人口規模在長時間內穩定的更替水平。近年來，生育水平更是遠低於更替水平。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快速的城市化、高等教育高速擴張，都對青年人的婚育態度和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兩次對獨生子女政策的先後調整，從單獨生二孩到全面放開，遇到的都是低於政府部門和某些專家事先估計的“出生淡漠”。本世紀初開始，中國人口平均初婚年齡顯著提高，晚婚晚育比例也在迅速上升。長期以來的低生育水平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的趨勢都意味著中國社會人口老化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經濟改革開始之後在計劃經濟思維支配下的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加劇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另一個歷史性挑戰：漫及全球的人口老化。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上億的中國家庭僅有一個孩子。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將不僅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而且是有中國社會特色的人口老化，即家庭結構被扭曲的老化，一代獨生子女為照顧年老父母的苦惱和千千萬萬父母孤獨晚年的老化。有中國特色的人口老齡化，也將為中國社會需要繼續的各項改革——從就業、醫療、養老，技術創新到有效利用資本市場和社會服務施加壓力。
四十年後的今天，在獨生子女政策終止之後，大概很少人能說清楚中國家庭社會一代人的犧牲到底換回來了什麼。四十年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中國社會歷史性的經濟增長和物質繁榮，同時也使改革前聚集的人口壓力成為了動力。中國社會在二十一世紀是否能成功地應對長期人口老化和人口規模縮減的挑戰，也將取決於進一步的社會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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