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我们的来世没有记忆，我们多少会惶恐地发现在这一生里无论有多少分岔路口，我们最终走向一个共同的地方：死亡。除精神非正常者以外，我们从小就对死亡有种不可言说的恐惧，聊以慰藉的是，死后的我们不再能感受到痛苦是何物。
怎样的人生都好，到最后都凝注成小小的石碑屹立在山间明月下，供人凭吊或者等待岁月屠刀的另一种侵蚀。
一直固执地认为日记能在我老之将至的日子里重新呈现泛黄的从前。我设想过无数的黄昏，带着老花镜倚在藤椅背上翻看日记，但没看到几页就打盹了，像以前在课堂的时候控制不住突如其来的睡意。
再后来我仍然写日记，但下定决心把写好的日记本锁起来从此不再翻看，而且决心把日记放进我的棺木里，筑成四面窄窄的墙围住那终会化成尘埃的小小躯体。生命中的单箭头让我恐惧：日益松弛的皮肤让我竟察觉不出蚊虫叮咬；我再难听清别人的轻声呼唤；我丝毫不再好奇这个世界；我甚至遗忘掉海誓山盟……
她，耄耋之年，依然尝试着对抗年迈——用夹子拔掉头上所有的白发，用几条稀疏的黑发袒露着“年轻”的尊严；她也坚持缝补着原本完好无损的衣服以宣告着她还有活着的价值。于她而言，时间并不是最好的审判，他们用着最大的努力扮演着狡黠的被告人，在必将承受的惩罚面前固执地显得相安无事。
她可能在暖阳中板着双手去小公园里打转，以前一口气就能走到的距离走得越来越煎熬。他们习惯并排坐在大榕树下的阶梯上，没有特定的序列，没有特定的话题，谁也可以随时加入，谁也能够突然离开。
她坐下把双手叠在拐杖上把头倚在上面，眯着眼睛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小家伙。有时她也会搭上几句话，咧嘴笑着，她想起了很多让她自豪的事情：她伏在私塾外的谷堆上，背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弟弟听得出神。夫子在堂间不苟言笑地循着。“谁能说出‘良宾方不顾’的下一句？”一片静默中，她在外面兴奋地喊道：“‘应恐是痴人’！”
他们有时候会逗逗老头提来的几只虎皮鹦鹉，黄绿色的生灵在笼子里欢愉地跳着，几双墨绿色的瞳孔警惕着看笼子外混浊的眼睛，看着它们泛出少有的惊喜的亮光。数月半载，她隐约觉得未见到某人很久了，随口提了一句：“怎么总是没见到那个住在安乐道的？”
“他，走了。”
“哦。”她咽了口唾沫，显出一丝紧张。不过也可能什么也没听到，今天她把助听器忘在枕边了。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她把手支在双膝上好不容易站起来，向同伴点点头就板起手摇摇晃晃地回家了。这一点头好像更加显得郑重其事，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是阴雨天，会不会没有力气下床甚至起来，会不会一睁眼就到了另一个地方。
是时候杞人忧天了。
曾经看过一部韩剧，说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永生目睹着无数和自己结下情谊的人一个个老死。在暮年依靠能成为我们活下来的理由可能是我们还有环绕膝下的子孙，他们可能会把围巾围在我们的脖子上搀扶着我们去小公园晒太阳。我们还有一起坚守的同伴，那些跨越大半生还在的知己，我们也许会执拗地争论大半个世纪前抽屉里情书是谁替写的，会嘲笑对方日渐衰老的容颜，让儿孙帮忙设置短号在被窝里聊到睡意侵袭。
我们还有在那些行走在我们记忆边缘的人：这时候我们从床上蹦下来，换上新买的短裙，梳好一头浓密的黑发飞奔下楼。我们丢下拐杖扯下助听器，在街上淋着雨肆无忌惮地奔跑着，一起去那个去了无数次但仍然留恋着的地方，可能是学校，可能是还没有倒闭的小资情调的店铺，可能是循环放映着同一部影片的电影院。
想起齐邦媛先生写的《巨流河》，写当年武汉大学的同学将近五十年后重聚，大家聚拢在一位弥留的同学的病榻边，齐声念着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能如此坦率地回忆往事，直面死亡大概是暮年的最高境界。
在黄昏路上跌跌撞撞地找寻出口，摸索着想要在黑暗永息，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有人陪着——在路的这端光明处也好，在出口那段黑暗地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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