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欣欣

“絕對的統治並不容許任何一個生活領域中的自由創造力，不容許任何一種無法完全預見的活動。執政的極權主義無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無論他們是否同情極權主義，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為他們缺少智能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

——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這段對於猶太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作的摘錄是藝術家瑪莎·蘿斯勒（Martha Rosler, b.1943）的裝置作品《讀漢娜·阿倫特》（Reading Hannah Arendt-Politically, for an American in the 21st Century, 2006）的一部分。這些摘抄的段落被印刷在16張透明塑料薄膜上，懸置於巴塞爾美術館的入口，與藝術家希託·史特耶爾（Hito Steyerl, b.1966）的兩件影像作品共同拉開了展覽“戰爭遊戲”（War Game, 2018年5月5日-2019年1月20日）的序幕。“戰爭遊戲”是兩位藝術家的首次合作與對話，著眼於社會、政治、經濟與軍事方面對個人的支配與控制，通過對移民、性別、排外主義、消費主義等問題的檢析，探討了當下社會權力的關係機制。

瑪莎•蘿斯勒，《讀漢娜•阿倫特》，2006

除去少量紙上與雕塑作品，展廳的大部分空間被影像與多媒體裝置佔據，在滿足當下人們對信息與技術狂熱的同時，也體現出兩位先鋒新媒體藝術家在創作手法上的共同關注：在反自由主義之潮崛起的當下，通過嶄新的視覺語言開展對現實的批判性分析。蘿斯勒擅長拼貼畫與影像，史特耶爾的作品包含動畫，以及以YouTube與其他網絡平臺的大眾視頻美學為基礎的論文式影像（film essay）。雖然兩位藝術家都持續進行理論寫作，並以嚴肅的學術態度著稱，但作品最終的呈現形式是輕鬆的。藝術家通過調侃的語調，將嚴肅的話題沉浸於樂觀的態度之中。

作為當代生活必不可少的角色，媒體與網絡圖像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自我認知，並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人們的生活。兩位藝術家從圖像本體出發，通過考察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關注政治與多媒體的交集，從而對暴力與壓迫、人類價值退化（成為單純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民主低潮常態化、公共空間私有化、社會生活功利化等問題展開討論。

《讀漢娜·阿倫特》所奠定的時代基調牽引出一樓展廳盡頭史特耶爾的影像作品《Babenhausen》（1997）。Babenhausen是一座小鎮的名字。伴隨著一次反法西斯遊行演講，該作品講述了小鎮中最後一座猶太居民房屋是如何被燒燬的——這座二戰後的德國小鎮再一次肅清了猶太人。這件只有4分鐘的作品以過於頻繁的速率循環播放，像是在申訴：過去的從未過去，而任何宣道演講與事實相比都過於無力。

展覽現場

如果一樓展廳是對於歷史的學習與回顧，那麼進入二樓，當下的戰爭才真正開始。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問題使社會陷入無孔不入的監管之中，嚴苛、壓抑的權力使城市成為戰場。蘿斯勒的《無人機劇場》（Theater of Drones, 2013）以視覺論文的形式將焦點放在了今天小型戰場的明星：無人機。“歡迎來到隱私全無，全天候24小時監控的美麗新世界。”招貼中的一行標題如此寫道。這句看似出於商業廣告的標語恰如其分的展現了媒體、幻象世界與日常生活軍事化之間的矛盾。

希託•史特耶爾，《天外來物》, 2016

史特耶爾的作品《天外來物》（Extra Space Craft, 2016）同樣放眼無人機，展現了一座位於伊拉克北部建造於上世紀70年代的廢棄天文臺。影片由手持攝影機與無人機拍攝。以這處緊鄰前庫爾德控制區與伊斯蘭國邊界的天文臺為背景，史特耶爾與庫爾德方的飛行員展開了對話。天文臺使人聯繫到觀星一詞，而無人機視角體現的是有組織的策略性凝視——這是一場烏托邦與謀劃（utopia VS strategy）之間的較量。飛行員的話強調了這種危機：“當戰爭變得習以為常，人們不再觀星。當他們抬頭時，只是為了捕捉手機信號。”

史特耶爾的《美術館是戰場嗎？》是一件雙屏錄像作品

史特耶爾的另一件作品《美術館是戰場嗎？》（Is the Museum a Battle Field, 2013）宣告戰爭已經無處不在，通常被視為象牙塔的美術館、博物館也無法避嫌，被混淆的不僅是日常生活與戰場的界限，還有敵人與盟友的界限。該影像是對史特耶爾在2013年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上所做講座的記錄，展示了美術館如何與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相關聯。1998年，史特耶爾的好友安德里亞·沃芙（Andrea Wolf）在土耳其軍隊與PKK的戰爭中被殺害。經調查，史特耶爾發現此次戰爭的軍火供應商正是伊斯坦布爾雙年展的贊助商。而這家公司同時也是芝加哥藝術學院的贊助人，史特耶爾關於沃芙的影片《十一月》（November, 2004）曾在這裡展出。影片／講座展示了藝術品如何成為為反人道工業洗白的工具，藝術機構的人道主義偽善與藝術家的政治態度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與藝術贊助商和商業經營模式為敵。然而，影片中史特耶爾對不同事實毫無關聯的滑稽串聯（Barbara Hepworth雕塑作品上的圓洞直徑與子彈相同，地獄火導彈與Lockheed Martin的總部造型類似），似乎又在宣判媒體與政治的相似性——通過製造“真相”，從而引發權力。

瑪莎·蘿斯勒，《美麗家居：將戰爭帶去你的家（新系列）》，2004-2008

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都從媒體與圖像的角度為觀者呈現真實，強調這種真實對人類的干擾。它們正從每一個生活的細小片段改變人類的自我認知與身份認同。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在《文化是我們的事業》（Culture Is Our Business, 1970）一書中所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一場信息游擊戰，軍隊和平民參與者之間的界限不復存在。”當我們的周身環境被觸屏手機、手提電腦所佔據，這些電子設備帶來的麻痺效果與電視媒體制造的圖像轟炸相差無幾。蘿斯勒從法國作家雷吉斯·德佈雷（Régis Debray, b.1940）處借用了這樣一句話：“未來的霸凌者不在飛機裡，而在屏幕中。”其實早在四十年之前，蘿斯勒就分析了這一現象的弊端。在作品《美麗家居：將戰爭帶去你的家》（House Beautiful: Bringing the War Home, 1967-1972）中，蘿斯勒將家居裝飾雜誌中代表美國夢的亮麗圖片與越南戰爭中的記實照片並置。為避免引起閱讀者不適，這兩類圖像總是被遠遠分離在不同的出版物中，戰爭被退隱其後的圖像操控者塑造成一件遙遠的事情。正如史特耶爾在其新書《免稅藝術：行星內戰時代的藝術》（Duty Free Art: Art in the Age of Planetary Civil War, 2017）中所提到的，真正掌握權力的小部分群體已逐漸銷匿於海量的圖片與信息之後。

展覽現場

此次展覽的樂觀態度從何談起？讓我們退出展廳，再次回到展示著透明塑料薄膜的入口。“不要讓我們的未來變得愈發未知。”阿倫特的字句在如今似乎依然適用。正如蘿斯勒所談到的：“我們如今所進行的思考還遠遠不夠……這件作品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我們的現在，並且作為公民，作為一個有責任的人,去行動。我們可以做好我們自己的角色，雖然很小，但這可以決定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