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大清帝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西北新疆和東南海疆同時陷入危機。 西北方向，沙皇俄國乘新疆叛亂之際，「主動幫助」中國從叛軍手中「收復」了伊犁地區，歷經10年卻並不歸還，而是索要高額贖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領西征平叛得勝之師，屯兵六萬，厲兵秣馬，與俄軍對峙，全世界的軍事專家都預料中俄戰爭將難以避免。
東南方向，正在飛速掘起的日本，加快了吞併琉球的步伐，此時悍然宣佈將琉球撤蕃立縣，改名為沖繩，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鮮和中國臺灣。琉球國王派出的秘密使節，向中國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國儘快出兵。抗日情緒同樣充滿了大清朝野，主戰的奏摺雪片般的飛進紫禁城。 但是，激情並非實力，口水絕非拳頭，大清國根本沒有兩線作戰的實力，只能在陸地與海洋、「塞防」與「海防」「固疆」與「保藩」抗俄與抗日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
在耶穌基督誕生1870年後，他的中國「弟弟」洪秀全在經歷了對酒、色、財、權長達10多年的過度消費後，終於在南京城死去。一週後，「天國」的首都成為地獄，破城之後的湘軍在最高統帥部的默許下，用一場殘暴的屠城向北京發出了平叛勝利的「偉大」捷報。
以慈喜太后為核心的大清中央，並沒有多少值得慶幸與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當實力的太平天國餘部之外，遙遠的新疆也在此時發生了叛亂，叛軍勢力星火燎原，整個大西北被徹底震撼。叛亂最為嚴重的南疆地區，一時興起了多個割據政權，為了對抗終將到來的清剿，他們向鄰近的浩罕國求援。浩罕雖然不是浩瀚的大國，卻有著相當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領，進入喀什噶爾。隨後，阿古柏鳩佔鵲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國號「哲德沙爾」。阿古柏開始迅猛地擴張，立即引起了俄國的警覺。
此時的俄國，正在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飛速發展。不久前廢除農奴制，成為這個國家步子最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發展了生產力。俄國的支柱產業是紡織業，原料主要源自美國。而美國的南北戰爭導致棉花難以出口，俄國的紡織業陷入停頓，經濟界強烈要求向中亞進軍，將中亞變成俄羅斯的棉倉。而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俄國的宿敵英國以印度和波斯灣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國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失敗，也令俄國難以在巴爾幹半島擴張。
克里米亞戰爭
1863年，俄國控制下的波蘭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俄起義，為了鎮壓起義，俄國不得不調動了陸軍總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歐洲已經難以採取攻勢，於是轉頭向中亞發展。富饒的南疆迅速成為俄國覬覦的中心，並且試圖以此作為橋頭堡，從大清帝國攫取更多暴利。
俄國的老對手英國也在新疆展開激烈的角逐。為了保衛作為英國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國必須在印俄之間建立緩衝區，因此，與俄國的頤指氣使不同，英國對阿古柏猛拋媚眼，既支持他對抗俄國，又試圖限制他不能過度地刺激中國。
對於俄國的傲慢，阿古柏幾乎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對策，雙方在邊界線上劍拔弩張。強龍不壓地頭蛇，何況，阿古柏還得到了英國的強大軍援，並在英國協助下與土耳其建立了特殊關係，承認土耳其對其擁有「宗主權」。面對這樣的硬骨頭，俄國不敢輕易下口，轉而支持中國平叛，試圖用中國的力量來削弱阿古柏。
這樣的國際政治夾縫，為阿古柏提供了足夠的施展空間，他借英抗俄以確保自己西線的安全，騰出手來全力向北向東擴張。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軍攻陷了伊犁地區戰略重鎮惠遠城，隨後，相繼攻佔了庫爾勒、吐魯番盆地和烏魯木齊等。西陲警報頻傳，但大清國依然無暇西顧，在「先捻後回」的既定方針下，剿滅臥榻之側的捻軍成為首要任務。俄國卻沉不住氣了，頻繁向中國表示願意出兵助剿，但中國沒有表態。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國人舉行了一次專門的御前會議，討論新疆局勢，最後決心先下手為強，出兵搶佔伊犁，一則遲滯阿古柏勢力坐大，二則佔據對華的軍事先機。負責新疆事務的俄軍將領克魯泡特金坦率承認：「肥沃的伊犁地區是向東延伸的一個堅固堡壘，併入俄國是相當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於保衛我們的 領地，而且還會使中國受到威脅。」 會後，俄軍向伊犁地區發動了攻擊，卻意外地受到了當地人近乎焦土戰術的激烈反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方攻佔面積總共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為了解除中國的戒心，俄國表示，對伊犁地區的佔領是臨時的，只待中國政府有能力收復烏魯木齊，就立即歸還，擺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態。
此時，左宗棠已經率領大軍移駐蘭州，積極準備入疆平叛。隨著俄國在伊犁建立軍管殖民政權，南疆的局勢更為複複雜。左宗棠因此確定了「緩進速決」的戰略，計劃用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完成籌糧籌款、整頓軍隊等艱鉅的準備工作。
就在俄羅斯鐵騎踏入伊犁的同時，在遙遠的臺灣島，一場颶風帶來了一艘琉球國魚船，船上的魚民與當地的高山族居民發生衝突，50餘名琉球魚民被殺，這就是所謂「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個島國，位於中日之間，從明代就開始向中國朝貢，成為藩屬。日本隨後也以武力強迫琉球入貢，形成了所謂的中日「兩屬」局面。中國對待藩屬，歷來只重面子不重裡子，只要稱臣納貢，一般並不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與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為了「布國威於萬里波濤」，積極向外拓展，第一目標就是篡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臺灣。
俄軍攻佔伊犁當年(1871年)， 明治天皇親政，一改幕府時代將琉球作為外國對待的基調，重新定位其為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設立了琉球藩，以便為最後並做準備;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佈琉球與日本府縣同列，受內務省管轄，租稅繳納大藏省。如同俄國為了解除中國的顧慮而宣稱「代為」收復伊犁一樣，日本人為了減少國際壓力，高調宣佈日本政府將完全承認和嚴格執行此前琉球與列強所簽訂的所有條約。
在日本吞併琉球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點就是獲得中國的認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個訛詐的機會。得悉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如獲至寶，迅速擬定了「琉球處分」計畫，決心一箭雙鵰，在琉球和臺灣問題上同時對中國進行武力偵察。
日本的計劃是，以琉球漂民事件為理由，攻擊臺灣。但當時的大清帝國，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成果斐然，綜合國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卻羽毛未豐，不得不先進行外交試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由外務卿副島種臣率領，出訪大清國。此時，左宗棠在西北的備戰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日本代表團確定的談判四原則是：一、如果中國宣稱臺灣為屬地，並且同意懲處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撫卹金及今後保護漂民的具體措施。顯然，這樣的前提，還是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藩屬甚至日本領土，僅此一點，日本就能大有收穫。二、如果中國否認臺灣為屬地，則日本將自行處置。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結果，等於中國自動放棄臺灣的主權。三、如果中國既堅持臺灣的主權，又以各種方式推脫「琉球漂民事件」的責任，則日本將「論責處分」臺灣，如此，中日之 間或將立即爆發武裝衝突，日本並無必勝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團根據情況相機採取應變措施。
日本的外交試探，膽大而心細，但大清國的外交部門早就養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監性格，不敢針鋒相對地應對。面對日本的試探，大清外交部 (「總理衙門」)居然推搪道：臺灣土著居住的「蕃地」屬於「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國對於「生蕃」殺人事件不能承擔任何責任。日本人大喜，認為這至少證明了中國承認臺灣的一部分土地是「無主之地」，中國主權並不涵蓋臺灣全島。
日本政府隨即調整計劃，將攻佔臺灣「蕃地」列為第一目標，吞併琉球則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軍從臺灣南部登陸，攻擊臺灣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強與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積極整軍備戰，福州船政大臣沉葆楨出任欽差大臣，率軍趕赴臺灣，淮備武裝抗擊日軍。 日軍在臺灣的「討伐」並不順利，受到了當地土著的頑強抵抗，加上時疫流行，減員嚴重。在列強調停下，中日兩國半年後(1874年10月)簽訂了《北京條約》，約定日本從臺灣撤軍，中國向「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支付撫卹銀10萬兩，日軍在臺灣所修的道路、兵營等，折款40萬兩由中國方面「願留自用」。 在這一條約的導語部分中，明確說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屬民等妄加殘害」，「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至此，日本雖然在臺灣問題上沒有斬獲，但在琉球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日本代表團顧問、法國法學家巴桑納表示：「1874 年日清兩國締結的條約， 最幸運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國承認了日本對琉球島的權力。」
中日《北京條約》簽訂後，隨著中國的注意力被新疆牽制，日本加快了吞併琉球的動作。
此時，琉球問題帶給大清帝國的刺激，遠遠高於新疆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連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但是，擴建海軍的努力迅速被日益嚴重的新疆問題所阻斷。左宗棠的西北備戰已經基本就緒，只待一聲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財政資源和國防經費，究竟應該是滿足新疆的平叛，還是先興建海軍?一場有關「海防」「塞防」的大爭論在大清展開。
「海防派」以李鴻章為代表，他們認為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海防建設刻不容緩，而且，自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經營「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盡天下財力西征，不如聽從英國的建議，承認阿古柏政權，接受其稱臣入貢，將節省下來的塞防費用轉而建設海軍，對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為代表，主張抗俄優於抗日，新疆決不可棄。左宗棠認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安眠之日。」放棄新疆，將令整個中國失去西部的國防緩衝地帶，只能導致今後的「塞防」成本更為高昂。而且，不戰而棄新疆，對於民心士氣及朝廷威嚴都將是沉重的打擊，也不利於加強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當時的大清精英階層普遍將俄國看做是戰國時的強秦，危害最大。林則徐在伊犁「靠邊站」時，就曾嚴峻地指出：俄國「將來必為大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認為俄國「尤為中華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則認為：「泰西諸國，畏俄忌俄，如六國之擯秦。據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師不得縱橫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陸路，未騁厥志，輒思發憤為雄……俄非無事之國，不得於西，將務於東， 此必之勢也。」
「海防」與「塞防」的選擇，對大清中央來說，是痛苦而艱難的。兩相比較，「塞防」似乎更為緊迫： 一、日本人的目標還只是琉球，而非臺灣，琉球遠在波濤之中，即使棄置，也還不傷根本;而新疆與內地山水相連，一旦失守，整個國防西線立即崩潰，無險可守; 二、琉球畢竟只是藩屬，關乎「面子」，並不直接牽涉到軍事或經濟上的實際利益，而新疆則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的「裡子」; 三、俄國與日本相比，威脅更大。俄國既不同文，更不同種，而且力量強大;日本同文同種、一衣帶水，而且力量還比較弱小，即使翻臉，也容易善後; 四、危機緊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機迫在眉睫，稍有延誤，則整個西北局勢就會糜爛，而琉球乃至臺灣危機，還在萌芽發展，對日以防為主。 更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亂既混合了種族矛盾，也混合了階級矛盾，其與太平天國的餘部及捻軍等都有呼應，當然是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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