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常言，“無錢不聚兵”。自曾國藩創建湘軍和袁世凱組建北洋軍起，各派軍閥都實行“插起招軍旗，自有吃糧人”的募兵制。如湘兵月餉4兩銀，北洋兵月餉8塊銀元（摺合5.8兩銀）。哪一派軍閥若是能得到外國勢力支持且佔據富庶地盤，就能大肆招兵買馬，甚至還能收買對方將領倒戈。翻看中國近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各派系混戰史，在其背後操控的一隻魔手就是金錢。
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在進行反清革命時，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缺乏堅決鬥爭的勇氣，不敢觸動外國在華銀行和本國豪紳的錢莊。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派一度聲勢浩大，在十幾個省起義建軍，但兵餉卻成了頭號難題。如湖南靠花錢募兵建起新軍，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也滿懷革命熱情入伍當了二等兵，“一個月吃七塊二”。這支新湘軍僅有兩個師，但兵餉依然難以維持，自然也無法開拔北伐。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向海外華僑籌得的錢款遠遠無法滿足十幾萬江浙皖義軍，各路官兵嚷著要發放欠餉，甚至還出現了譁變之危。孫中山打算批給安徽都督20萬銀元軍餉，到財政部提款時才發現“金庫僅存十洋”。辛亥革命之所以以南方革命黨向盤踞北方的袁世凱妥協而告終，其直接原因就是南京政府根本籌不到錢。
此時的袁世凱則擁有國內裝備最精良、兵力達8萬的“北洋六鎮”（“鎮”後改稱“師”），北洋軍能南下攻下漢口、漢陽並威脅武昌，就在於兵餉和武器供應充足。西方列強看中這位“北洋強人”，其在華銀行及由其掌控的中國海關只向北洋軍撥款，而拒不承認各地起義政權。袁世凱的北京政府在完成形式上的全國統一後，又求得五國銀行2500萬英鎊（摺合2.4億銀元）的“善後大借款”，有充足的財力在1913年揮兵南下消滅革命黨剩餘兵力，迅速撲滅“二次革命”。不過“袁大總統”雖一度在名義上號令全國，但實際只控制了北洋軍佔據的幾省，而無力擔負其他軍閥的軍餉，其他省份依然處於自籌兵餉、擁兵割據的狀態。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出現分裂，全國形成眾多軍閥各霸一方、相互混戰的局面。在如萬花筒般變幻的政局中，東北、江浙、廣東三地的軍閥財力雄厚，同時又勾結列強購買武器，進而最為強勢。
1924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開始後，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在廣東得到大發展，其重要財源是蘇聯的援助。當時的共產國際領導人把中國革命的主要希望寄託於國民黨，孫中山籌建黃埔軍校時所用的250萬銀元，便是由蘇聯運來煤油在廣州拍賣所得。1925年夏，國民政府將所轄各部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時，蔣介石的黃埔學生軍又得到了蘇聯的經費和武器支援。據估算，國民黨廣東政府在實行“聯俄”政策後的三年間，共得到蘇聯財政援助2700萬銀元。而在北方宣佈進行國民革命的馮玉祥部，也得到了蘇聯供給的價值1000萬銀元的武器和相關物資。相比之下，當年蘇俄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援助則要少很多。
北伐戰爭期間，代表豪紳利益的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1927年初春，背後由美英撐腰的江浙買辦財團代表虞洽卿到達南昌同蔣介石商定，可向蔣提供6000萬銀元作為兵餉和建立南京政府的費用，交換條件是反共反蘇。是年3月，北伐軍進佔上海、南京，4月間，蔣介石就發動了屠殺共產黨員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並驅逐了蘇聯顧問。在1927年至1931年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蔣介石之所以能夠打敗其他各派，成為名義上統轄全國軍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其關鍵原因就在於他有最多的錢來養兵、購械和收買人心。而當時作為蔣系勢力老巢的上海，全市的財政收入就相當於南方十幾省的總和。
近代新舊軍閥以金錢操縱的戰爭，到頭來不過是上層權力交替的遊戲，並不能解決舊中國的社會矛盾。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後，以“打土豪分田地”取代了募兵僱傭制，從而建立起一支不發餉的新型人民軍隊。正是這一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奠定了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並把黑暗的軍閥政治最終掃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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