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踩车”被误称为“结子车”，其实就是自行车。
小时候，我住在离县城十三四华里的石泉金家，当时最向往的便是上街（去城里）。那时候上街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地量。
当时的农村，自行车可是个稀罕物，比现在的高级小轿车还稀罕。石泉金家有一百多户人家，1973年的时候只有五六个在象山大队手工业场打石头的年轻人有自行车。两三年后，手工业场买自行车的人渐渐多了好几个。每年腊月是农村适龄青年结婚的好日子，此前结婚的新娘，路再远都是徒步行走；此后有的迎亲人家便借自行车迎接新娘，那场面可风光了。当时，姑娘选择如意郎君的最高标准就是“骑结子车，戴手表，呢子褂哩加夹袄”。
后来，我们这些小孩隔三差五的能看见村边大路上有自行车骑过，其中有本村的，有外村的，看到自行车主人那得意的样子，我们是羡慕、嫉妒、恨啊！每当看见外村人自行车后座上竟然还坐了个大姑娘时，这种羡慕、嫉妒、恨便从胸腔喷涌而出，到嘴边转化成一首特殊的童谣，几个男孩齐声高喊：
结子车，两个砣，狗公带狗嬷。
狗嬷放个屁，
狗公得哇（误以为）
走了哩气（破胎声）；
狗公要下车，狗嬷笑得……
自行车上的青年男女听了又气又恨又害羞。
1974年下半年，11岁的我在象山小学读四年级，由于营养严重不良，身体非常虚弱，八九华里的上学路程常常拖累得我筋疲力尽。一次，在上学路上看到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上街，上坡时下车步行，我大胆地央求：“叔叔，我实在走不动了，您能带我一段路吗？”他居然同意了。那是我第一次坐自行车，到了学校，我半路搭车一时成为班上的新闻。
1979年腊月，我家迁回贵溪县城。第二年，乡下的姐夫在郊区大工厂里打工，常常将自行车寄放在我家。乘此机会，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1982年，一个百货公司的大龄青年追求我姐姐，跟我套近乎的时候说：“加劲，考上了大学，我给你弄张自行车票。”因为有了自行车票便可买到价廉物美的自行车了。
1985年冬，我考进了贵溪冶炼厂，随后赴浙江富春江冶炼厂学习。第二年暑假回到贵溪，厂里发了半部自行车的钱，母亲凑了另一半钱，我终于有了自驾车——一辆飞鱼牌自行车。我神采飞扬地骑着自行车来到雄石派出所，掏出发票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拿着铁榔头和几根一头凸出反向阿拉伯数字的钢条，在我自行车龙头横杠上打了一串深深的阿拉伯数字钢印编号，并且给自行车发了一本三个手指长宽的身份证——自行车行车执照。
与我同一个车间的女同学程安华不会骑自行车，上下班常搭我的车。从县城到冶炼厂足有十多华里的路程，且路况不好，每逢上坡我都是用尽吃奶的力量，双手紧紧按住龙头，担心前轻后重翻车，同时双脚不停地使劲蹬着脚踏板，谨防不进则退。母亲说，听学校的同事讲我找了女朋友，几次见我自行车后座带着个姑娘。几个月后，或许是为了对我表示感谢，或许是为了避嫌，一次，程安华坐在我自行车后面说要给我介绍个女朋友。不久的一个午后，在程安华的宿舍里，我见到两个县城的姑娘在她那里吃饭，其中就有一年后成为我妻的熊玲。
1987年底，我从冶炼厂调出，安排在河潭中学教书。1988年10月25日傍晚，小舅子和他的一个朋友各自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我校，说我妻子要生了。那时，母亲正在弋阳服侍重病卧床的大姐。我骑着自行车紧紧跟在他俩的后面，大路、小路、田塍，这段路我以前大白天骑自行车至少要下来七八次，有时还得断断续续步行几十米。奇怪！那天天色昏暗，一路三十多华里，我没有下一次车，即使在冶金大道向右拐往建设路的丛林边遇见一伙流氓拦路报复行人时，我也急中生智将车撞向拦路者，就在他闪身的一刹那，我的飞鱼牌自行车载着我如鱼行水，急速而过，得以逢凶化吉。
后来，我又从河潭中学调到雄石镇象山小学，几年后又调进雄石二小（今贵溪二小），几年后又上调雄石镇教育办公室。自行车除了是我上下班的交通工具，还是我闲暇时带着小儿兜风的自驾车。
我胆小，不敢学骑摩托，更怕开小车，因此从未奢望买小车，我愿意“从一而终”，一辈子骑我的飞鱼牌自行车。十多年间，我的自行车换过内胎、外胎，换过钢圈。我想，只要三角架、龙头不换，她还是我的“原配夫人”，想不到的是，大概在2002年，伴随我16个春夏秋冬的飞鱼牌自行车不翼而飞了。自从“赔了夫人”以后，我便不想“再娶”。
眼见过去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个开起了小轿车，我依然顾影自怜，去近处则步行，走远点坐公交车，急着办事就打摩的、打面的。
又过了16秋冬春夏，时间推移到2018年，我已经由中青年变成了中老年。“忽如一夜春风来”，街头路边突然有了共享单车，用手机扫码，花个一元钱便可骑它半小时。骑在共享单车上，我有种重振雄风的感觉。第二年，在街头路边又出现了“小呗出行”共享电动车，用手机扫码，从东头的市政府到西边的老县城十几华里的路程也就两元钱。
听说要不了几年，像我这样不会开车的人，也可以用手机扫路边无人驾驶的共享小轿车二维码，上车后，设定目的地，即使睡大觉，也能安全到达。我想这一定不是痴人说梦，梦想定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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